班务会和颂扬会 在大兴安岭修路,每天伙食补助七角钱,每月交13元伙食费,剩几元钱用来买牙膏肥皂,买烟的开支放在最后。
刘副连长曾经修过“三塔公路”(三合镇到塔河),三个月里“猛吃猛造”,剩下的钱还买了一块“大英格”手表,“三塔公路”是用钱铺的,我们的战备公路是用精神铺垫的。
那时讲政治挂帅和思想领先,尤其在敌情下抢修公路,大家干活简直就像拼命,要是浑身不出大汗都会感到不痛快。
能够鼓舞斗志的形式还有班务会和“颂扬会”。班务会每天都开,时间是晚饭以后,班长先讲评启发,然后大家发言,总结当天表现找差距,开展批评,最后班长小结,大家开会都很认真,沟通了思想,促进了工作。
颂扬会一个月左右开一次,主要利用歌舞、快板书、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等文艺形式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颂扬会净化了思想,也带有娱乐的色彩,大家都争先恐后出节目,说来也奇怪,干一天活,开颂扬会时都不感觉累,这也是当时仅有的带有文化娱乐性质的活动了。
殷东平竹板打得好,快板书有模有样;《在北京的金山上》几个女生好像都会跳;老潘爱拉京胡,周破立用上海的普通话演唱京剧《智取威虎山》少剑波的唱段;孙成福吹笛子,我吹口琴,演奏的《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还在全指挥部进行了表演。
颂扬会结束后,“活宝”孙成福余兴未尽,自己跳了一段《蝶恋花》,“我失娇杨君失柳……”第二天却请假,说跳舞把脖子崴了。
那时人很单纯,班里也很团结,生活上有事都能互相帮忙。记得当时在林子里干活,冬天要趟几尺深的雪,衣服裤子都很费,又没有地方能买到,只能破了就补,而且补了又补,女生看在眼里,有的把自己不能穿的裤子撕成一块块的补丁分给男生,不会拆洗被褥的男生,也有女生帮忙,一块儿流过血汗的战友,真像兄弟姐妹一个样。
当然也有阴暗的一面,连队成员来自两个团,由于文革中形成的派性思维,领导处理工作不一定能一碗水端平,加上知青们也刚从造反派中走来,舞刀动棒打群架的事常有发生,无形中加重了大家的心头负担。
那是在敌情下抢修公路,总参每天都要求筑路总指挥部上报工程进度,印象最深的是筑路第七指挥部在“13公里”处发动的1400人“大会战”。那个地方原本是“大酱缸”,据说原地抛三卡车石头都会沉得无影无踪,每个人的土石方定额是地面以上三点五立方,石头要自己从地下挖。
我们早上两点半起床,步行五公里到达作业现场,分到任务,立即进入状态,那天我正在闹痢疾,肚子空空的,便出来的竟是像粉皮状的东西,浑身没有力气,可还是坚持挑石头垫路基,几次都险些晕倒。到了晚上八点多总算完成了任务,我们班在1400人中脱颖而出,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班集体,但是并没有得到期待的特别表扬,只得了一个八英寸的小奖状,并且,好像别的班也有,弄了个皆大欢喜,受嘉奖也要凭运气。
在大兴安岭感到最累的还有一天,那是把第二批从塔河步行上来的战友的行李从指挥部扛到13公里处的宿营地,在坑坑洼洼的道引子上行走,全程26公里,其中13公里是扛着行李走。考虑自己是班长,当时我选了一件最大的行李,里面哗啦哗啦作响,估计里面脸盆饭盒洗衣板都有,一定是女生的行李,总重量不少于50斤,完成任务用了大半天时间。回到连队,吃下了平生最多的饭量:三个半馒头,三碗棒碴粥,吃完躺在铺上就没再起来,晚上洗完脚,连洗脚水都没倒。
狗熊我只是听说过。当地人管狗熊叫“黑小子”,一方面形容它憨态可掬,有一股仙气和灵气,不轻易伤人,另一方面是对邂逅狗熊惊险经历故意地“轻描淡写”。
听说驻扎在“13公里”的连队改善伙食炸麻花,有人想带一点儿给其他连队的同学分享,走到半路遭遇到了狗熊的追赶,直到跑不动了,装麻花的饭盒才撒手,狗熊打开饭盒,津津有味地吃起了麻花,战友心想知道是这样,早就把麻花丢给它了!
第二天这个炸麻花的连队传来消息,食堂被狗熊拆了。原来头天晚上几个“黑小子”光顾了连队的帐篷食堂,先用爪子把帐篷撕开,拿起麻花就吃,吃过麻花,它们竟然还在房架子上荡起了秋千。连队有几枝步枪,幸亏连长有经验没让开枪,狗熊吃饱了,玩累了,也就离开了,直到公路修完,这个连队再也没敢炸麻花。
凯旋在仲秋 1969年9月24日,我们完成了在大兴安岭修筑战备公路的任务,就要下山了。早上,大家各自打点行装,把所有的东西都“集成”在行李里,装到车上,卡车也装载着我们凯旋的喜悦!
这回不用取道黑龙江水路,卡车行进在我们亲手修筑的公路上,这是我们仅有的,工作环境最艰苦、离开连队时间最长的分别,想到就要回到兵团,就要见到领导、战友和同学,真是归心似箭,从漠河到塔河,一路下坡,车开得很快。
在我们修路之前,边疆送一名鄂伦春族人大代表到省城开会,要专门雇人用马拉爬犁,面袋子装满干粮,在原始深林中穿行半个月。
让人感慨和不能忘怀的是,路旁不时能够看到座座新坟,掩埋的是筑路中献出的生命。当时条件简陋,交通不便,就是得痢疾也有死人的,我们连因工牺牲的木工王宪章就埋在了大兴安岭……
七个月来,与远在城市的家人,与留在兵团的同学联系就靠信函,当时我们的地址是黑龙江省呼玛县漠河公社筑路第七指挥部九公里三连,由于没有公路,邮件只能靠不定期的航班经水路捎带到漠河,然后辗转进山运到我们的手上。春季江水浅,航班少,一个月能收到一次信件就算不错,每次来麻袋装的邮件,大家都围在连部里,抢先翻找属于自己的几封信,常有的情况是,同时收到来自同一个人的前后两三封信。由于珍宝岛边境交战的背景,亲友对我们都有太多的牵挂,也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味道!
大约二百多公里路程,上午11点出发,当天晚上就赶到了塔河,我们还将从这里转乘火车。塔河当时只有简单的火车站台,车站冷冷清清,没人招呼我们吃饭,饿了,就肯几口自带的干馒头。我们摸黑上了火车的车厢,其实就是没有任何采暖设施,更谈不上厕所的货车,也叫“闷罐子”,男女挤在一起,解手就在车上靠互相掩护完成,好在我们都有“大串联”的经验,什么苦都能吃。
九月底的大兴安岭,大地已经结冰,需要说明的是,就是在盛夏,在深林里扒开草皮子20公分以下仍然是冻土,夜间行车那叫一个冷!大家蜷缩着,没人说话,坐累了就站一会儿,有时半坐半靠在同伴身上,半醒半睡捱到了黎明。
八点半左右列车到达加格达齐,蒸气机车要加水,不得不停了下来,这样的临时列车,恐怕连火车司机也不知道在哪个车站停、能停多少时间。同学们一窝蜂地跑上站台,啊!看见了久违的电线杆子,见到了砖房,还有并行的几条铁轨。
7个月来我们见到的“水果”只有野生的“嘟柿”,加格达齐车站上有商贩兜售皱皱巴巴、灰不溜秋的国光苹果,五角钱一斤,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秤完之后却不知装在哪里,开车的铃声响了,我急中生智,脱下外衣兜起苹果,玩命地冲回站台,到了车上,大家一哄而上,十斤苹果一扫而光,简直像吃萝卜一样!
到了目的地双山火车站,下车后把行李和自己“装”上团里来接我们的卡车。
这天是中秋节,人们说天上的月亮很大很圆,照得晚上和白天一样亮,可惜,“夜盲症”让我伸手不见五指,经过双山招待所时,我怕给别人添麻烦而没有下车……
又走了漫长的所谓18里,到达了团部,机关宿舍驻地灯火通明,新近又从沈阳军区来了不少现役军官,大家都在迎接将要到来的建国二十周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又听说兵团刚刚组建了值班部队,一些根红苗正,表现突出的同学都到了值班部队,不知忘记没忘记我们,这样的气氛和消息与我们的心境形成了强烈反差。
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团长高庚全在路边要接见我们,我们从卡车上下来,站成一列横队,团长看到一个个面黄肌瘦,头发乱蓬蓬,衣服缀满不一样颜色补丁的筑路战士,这个1938年参加革命,久经战火考验的首长落泪了!
回到连队第二天,我们拿出部分积攒下来的工资请同学会餐,把小卖店中的罐头、香槟酒全部搬到了我们的餐桌上,连长听说我得了夜盲症,专门嘱咐食堂为我清蒸了一副猪肝,我也一块儿拿出来下酒。
呜呼!大兴安岭离开整整四十年了,我从网上看到了大兴安岭的变化,看到了我们修的贯穿大兴安岭的第一条公路-现在叫塔漠公路,至今仍发挥着繁荣边疆的作用,那真是自豪而感慨万千。
大兴安岭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 本帖最后由 冰团战友 于 2009-8-8 17:1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