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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兴安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珍宝岛事件”，我和战友们3月5日奉命开赴漠河，去修筑穿越大兴安岭数百公里原始森林的战备公路，艰苦岁月形成的记忆挥之不去，40年来我常忆常新，心灵不时受到震撼，相信每个亲历者一定都有同样的感觉。
当年没有设置在西林吉的漠河县，靠近江边的也不叫“北极村”，我们的目的地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端，属于呼玛县的漠河公社。
站在中苏界河黑龙江冰面上，看着两岸起伏的山峦和山上的落叶松、樟脂松、白桦树，内外兴安岭的地貌并没什么两样，在中苏友好时期，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曾经提出“背靠沙发，门当户对”的边陲理念，就连两岸的村落都像树上的猴头蘑一样，是对称分布的。
据当地人介绍，不久前国境线两边的边防军冬天来往那是经常的事。程序是，首先提出邀约的一方先行升旗，另一方看到对方升起了国旗，要是同意会见，也要用升旗来回应，当两边都把旗帜升起后，双方边防军人要列队走向黑龙江主航道的冰面上会晤。
有时的会见没有什么实质内容，见面时双方也就是相互交换点小礼品。那时前苏联生活用品匮乏，中方人员敬烟给他们，他们会把接到的第一支香烟夹在耳朵上，敬他们第二支烟，他们会夹在另一只耳朵上，第三支烟，他才自己吸，后来明白了，放在耳朵上的两根是回去送给战友吸的。
在边境小镇兴安了解到，中国军队每隔两个小时骑马巡逻一次，相邻的两个边防站同时派马队相向出发，碰头后以交换小旗作为衔接，然后再各自折返回到自己的哨所。
边防战士配备的是“五八式”冲锋枪。这是一种专门配给边防战士的冲锋枪，其实就是当年的“五六式”冲锋枪加装上刺刀。边防战士军装也比内地多发，为得是保持严整的军容，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对外形象。
当时中苏边境不同的地段因双方军民平时对待一些小事的态度不同，彼此的关系和营造的气氛也是不同的，我在开库康、兴安（现在都是小镇）、漠河（现在的漠河乡）看到的都是一片农村备耕的繁忙景象。
大兴安岭的房子是木头夹锯末做的，五六十公分厚，村庄没有电也就看不到电线杆，路也都是土路，下雨满是泥浆；吃水井因怕结冰而打在屋里，井上专门用来打水的水桶是胶皮的，结上冰也磕不坏；山里人身穿羊皮缝制的“皮筒子”，有山羊皮的、有绵羊皮的，山羊皮的没有绵羊皮的暖和，绵羊皮的没有山羊皮的结实；山里人（这里叫沟里人）喜欢大块儿吃肉，大碗喝烈酒、饮酽酽的红茶，那真是个童话的世界。
仓促进山 说到奉命，其实就是连队指导员拿着事先拟定的名单当众一念，这事就算定下来了，我们没人知晓漠河在哪儿，更不知道路怎么修。
在连队临出发时，同学们为我们送行，拿大碗盛50多度的玉米酒，不停地“干杯”，由于发生珍宝岛事件的背景，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势。我在学校就是班里的小头头，东北人又爱喝酒，也恰是同学少年，当时喝下多少酒自己也不知道，就知道行李是别人帮助打理的，怎么领的干粮，怎么上的车自己全然不记得，在路上连续三天没吃东西，吐的都是苦苦的黄水。
我们从双山车站出发，刚过嫩江就开始检查边防证，坐火车一直坐到塔河，再换乘解放牌卡车走土路到开库康，然后从黑龙江冰上绕道去的漠河。
三月初的大兴安岭好冷啊！气温竟在零下四五十度，记得我戴上双层口罩还冻得流鼻涕，摘下口罩擤鼻涕时竟然从鼻子里擤出两根冰棍儿来，口罩摘下来霎时变得梆硬，再想戴，可就戴不上了，摘下口罩的脸，“刷”的一下子一条子白，半个脸没有知觉，我马上用雪搓，直到搓得脸上开始发热为止，据说晚了皮肉就坏死了。
这时我的脑子里再现出《林海雪原》的唱段：“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好一派北国风光——”一阵大风刮过，林海真像波涛一样地此起彼伏。
在黑龙江冰上坐帆布蓬的卡车，气温又那么低，领导怕大家冻僵了，把我们往车下撵，让大家在冰上跑一会儿，跑热了再上车。下车后大家难免要“方便”一下，由于队伍有男有女，大家只好分别往不同方向的林子里跑，几个女生可能是地理学得不好，不懂得从东线向北走右边是苏联，左边才是中国，竟向苏联一侧跑去，我们喊了半天她们才回头，有“投敌叛国”的嫌疑。
我们在漠河公社的供销社买东西，称售货员为“同志”，售货员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故意笑不作答，当时我们这些城市知青还很害羞，让她们看得满脸通红，原来她们那里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内地人，况且又都是韶华灼灼的青春少年。
我们在供销社买了把理发推子，准备山上用，会抽烟的战友买到的是内地早就见不到的“云阁牌”、“水产牌”香烟，而且生产日期也在一两年之前，味道那可想而知。
山上洗脸洗头需要用冰雪在炉子上化水，为了省事，有人倡议大家剃光头，我们都毫不犹豫，平生我也就只理那么一次光头。理完光头大家有些后悔，因为班里还有五个女生呢！没事儿，反正冬天头上都戴着帽子。
哪曾想抬木头的活儿让我们很快就大汗淋漓了，大家开始脱衣服，穿着一件单衣干活就是不敢摘下棉帽子。后来实在太热了，“我喊一二三，大家一块摘”，“谁不摘谁是小狗！”我偷瞄了一眼女生，“一、二——三！”大家一块儿摘下了帽子，但是谁也没敢正眼看女生，至今也没敢问人家的感受，就知道当时女生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事要是搁现在，女生一定会大笑起哄，说不定还敢拍着男生的光头找乐呢！
体验放树 从塔河到漠河公路里程226公里，筑路总指挥部设在塔河，总指挥名字叫苏醒，下设七个筑路指挥部，从第一到第六指挥部由黑龙江各地区抽调基干民兵组成，第七指挥部靠近边境，所以由兵团抽调一师和五师人员组成，我们连由45团和46团各出一个排，驻扎在第七指挥部东线九公里处。
正副连长来自45团的，46团出正副指导员，指导员老谢，副指导员张淑琴；来自两个团的人员分成两个排，我们是二排，排长何福奎，副排长是上海知青潘怀喜；五班长周贵臣、副班长张宝华，我是六班长，副班长上海知青周破立（即周晓云），我们班共计20 人，15人来自六连，5人来自工程连，四班长于松滨，副班长的名字叫不准了。
到了连队驻地，在已有的帐篷架子上挂好了帐篷，安顿好行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了茂密的森林，忽然发现这里没有林业局和林场，原来这里的森林尚属原始状态，树随便放，没人管。
也是属于好奇和有劲儿没地方使，我们选了一颗高高的、直径接近一米樟脂松，决定把它放倒。那时我们根本不懂放树，更不懂放树要研究树的重心、再看风向、然后确定上下匝预判树倒的方向，也不知道放树需要用刀锯，我们错用了截木头的“快马子”。
因为技术不行总夹锯，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把树锯透，可是树“坐殿了”（“坐殿”是指锯透的树由于平衡没有破坏，仍然立在那里)，怎么也不倒下来，大家有点儿害怕了。
有人说，“快往天上扔衣服，往天上扔衣服树就会倒”，大家就都把衣服脱了往天上扔，衣服快扔光了，树还是不倒。
大兴安岭的冬天，天说黑马上就黑了，连队有人吹哨喊开饭了，这可怎么办？回去？这里没人照看着，砸着人怎么办？再说我们一转身，树倒了，还不把我们砸死，大家看我，因为我是班长。
“快把衣服穿上，我发口令，大家一齐往不同的方向跑，这样即使树倒了，也只能砸着一个。”只好如此了，我“快跑”的口令刚一发出，这帮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回到连队，洗脸、打饭，饭后领导到各个帐篷里查看，我们忘记了白天放树的事。
帐篷里点着煤油灯，两个铺的中间是180kg油桶改成的炉子，六吋的烟筒，大块的木头可劲烧，这种的炉子着起来隆隆作响，像坦克，大兴安岭一向被称作“高寒禁区”，冬天的气温平平常常地就在零下40多度，帐篷里点这种炉子却热得穿不住衣服，可要是不小心忘记添柴，一旦火落了，能把人冻死。
当时大家连一只收音机也没有，晚上要是不开会，只能靠唠嗑打发时间。小时候看过《三侠剑》，大家穿着短裤聚在一块，躺在铺上听我讲武侠故事，“‘什么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手使鱼鳞紫金刀，三支金镖，甩头一支，‘金头虎’贾明金钟罩铁布衫功夫，还有‘飞天玉虎’蒋伯芳的英雄气概……”，大家听得还津津有味。要知道文革中《三侠剑》是不能看的，我小时候看到的是出身“镶黄旗”的姥爷给的线装书。
大家听着故事睡着了，我竟还在滔滔不绝，钻进被窝还是睡不着，住在山上的帐篷里，四周静极了，只能听见炉火的隆隆燃烧声和水壶里开水的沸腾声，也有劳累了一天的年轻战友们轻轻的鼾声。
忽然，听到“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回声在山谷里传得很远，大家都惊醒了，“山里的雷声真大呀！”不料，响了一声就没再响，也没听到下雨的声音，有人猜想，“可能是我们放的树倒了”，天亮后我们跑去一看，果然！这颗树立在那里看着不算高，倒下来，足有20米长。
在山里修路和居住，放树的机会很多，不久我们都成了放树的能手。
[ 本帖最后由 冰团战友 于 2009-8-8 17:18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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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8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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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5 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