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兴安岭修路,每天伙食补助七角钱,每月交13元伙食费,剩几元钱用来买牙膏肥皂,买烟的开支放在最后。
刘副连长曾经修过“三塔公路”(三合镇到塔河),三个月里“猛吃猛造”,剩下的钱还买了一块“大英格”手表,“三塔公路”是用钱铺的,我们的战备公路是用精神铺垫的。
那时讲政治挂帅和思想领先,尤其在敌情下抢修公路,大家干活简直就像拼命,要是浑身不出大汗都会感到不痛快。
能够鼓舞斗志的形式还有班务会和“颂扬会”。班务会每天都开,时间是晚饭以后,班长先讲评启发,然后大家发言,总结当天表现找差距,开展批评,最后班长小结,大家开会都很认真,沟通了思想,促进了工作。
颂扬会一个月左右开一次,主要利用歌舞、快板书、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等文艺形式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颂扬会净化了思想,也带有娱乐的色彩,大家都争先恐后出节目,说来也奇怪,干一天活,开颂扬会时都不感觉累,这也是当时仅有的带有文化娱乐性质的活动了。
殷东平竹板打得好,快板书有模有样;《在北京的金山上》几个女生好像都会跳;老潘爱拉京胡,周破立用上海的普通话演唱京剧《智取威虎山》少剑波的唱段;孙成福吹笛子,我吹口琴,演奏的《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还在全指挥部进行了表演。
颂扬会结束后,“活宝”孙成福余兴未尽,自己跳了一段《蝶恋花》,“我失娇杨君失柳……”第二天却请假,说跳舞把脖子崴了。
那时人很单纯,班里也很团结,生活上有事都能互相帮忙。记得当时在林子里干活,冬天要趟几尺深的雪,衣服裤子都很费,又没有地方能买到,只能破了就补,而且补了又补,女生看在眼里,有的把自己不能穿的裤子撕成一块块的补丁分给男生,不会拆洗被褥的男生,也有女生帮忙,一块儿流过血汗的战友,真像兄弟姐妹一个样。
当然也有阴暗的一面,连队成员来自两个团,由于文革中形成的派性思维,领导处理工作不一定能一碗水端平,加上知青们也刚从造反派中走来,舞刀动棒打群架的事常有发生,无形中加重了大家的心头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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