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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木

中国的首富村为何要控制村民的私人财产


　　读有关中国首富村的报道，发现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它们几乎都牢牢控制着村民的私人财产。


　　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华西村，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配备轿车，钱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不过，村民如果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没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8月8日《南方周末》）


　　山东龙口市东江镇前宋村（南山集团）也是这样。南山籍员工家家有一本“加成手册”，记录他们的年薪、奖金、加成和股份。所谓“加成”，即相当于年薪100％的“第二年薪”，但不发现金，存入加成手册，每年计息；员工如遇买房、买车、结婚、看病等，申请批准后可从中提现。这笔“加成”，由集团公司统一存储，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流动资金。而股份，是按个人贡献将“加成”部分再扩增510倍的货币性资产，作为内部持股，不能变现，但可以定期提取股息。如果员工有工作失误和重大过失，将削减乃至取消“加成”和股份。（8月11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关于南街村的分配体制，8月8日《南方周末》文章是这样写的：从1991年起，南街村开始“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上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将被取消。该村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错误，就会被切断口粮，甚至从居民楼里赶出来，重新住到原来村落保留下来的平房，并被停止所有福利供给。


　　在一些首富村里，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方能生存下去。记得前苏联一位领导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一个政府是惟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


　　这些首富村的领头人经济发展的胆略和气魄令人钦佩，不过，管理上的强权主义倾向颇遭诟病。谋求发展，应该是为人们提供更自由、广阔的选择机会去享受劳动成果，而在这些首富村，选择机会在村规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对财富的控制，变成了对人的生活本身的控制。如果自由选择意味着失去一切，村民也只好忍受村规的主宰。因此，华西村村民没有周末休息，没有节假日，外出均得请假；全村惟一的假期是春节放假两天；所谓“娱乐”，也只能反复观看村级“样板戏”。创造，本来是为了生活更美好，否则，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法律对此如何介入？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国虽然还没有关于“私有财产”的法律表述，但公民合法收入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当然不能随意剥夺。但是在首富村，剥夺私人财产却成了“村规”。华西村村民孙浩文，曾两次脱离村籍出外创业，均以失败告终，算下来他被村里没收的财产，将近100万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这里是指“犯罪分子”，而不是一个守法公民；即使是没收犯罪分子的财产，也只能由法院判定。


　　在一些首富村，村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也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被当作福利而供给，甚至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都已实行房改的情况下仍然如此。是不是村民们买不起住房等基本生活资料呢？显然不是。首富村之所以将公民基本生活资料当作福利，就是要将个人应得的每一件东西都依赖于管理者，以便更有利于控制村民。正如哈耶克所说：“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不论你愿不愿意，首富村村民绝大部分劳动所得都拿不到现金，只能变成股份，即使要获得一定的现金，也要经过管理层批准。据报道，华西村一般村民年收入3万多元，分为三块，一块为工资和奖金，工资每月500-1000元之间，不过只能拿50％，奖金大约为工资的3倍，年终与未发的工资一起，发放20％现金，其余存入集体账户，作为股金；第二块是每年2800元的生活补贴；第三块则是股金分红，按股金总额的5％提取。这样算下来，村民分到手的现金，每年大约1万多元。巨大的私人财富被集团管理者控制，那么这些资本会用到哪里去呢？它的投入方式是不是要与村民商量？不得而知。不过，通过媒体披露，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华西村领导层加速扩张的心态。《南方周末》文章说，华西村从2002年投入12亿元巨资，在河北唐山兴建年产量120万吨的“北钢”。7月15日，吴仁宝特意前往拜会河北省省长季允石。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季省长感谢华西村支持河北经济发展的同时，吴仁宝也感谢他在江苏期间，对华西工作的支持，并准备追加投资，将北钢的规模扩大到500万吨。”这就是华西村“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具体化。


　　8月13日人民网消息，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情况，去年我国钢铁工业投资达到704亿元，比上年增长45.9％，形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第二个投资高峰。今年1至6月，冶炼设备生产增长了1.2倍，原有企业普遍扩大产能。初步估计，未来几年内，包括扩建、改造和新建项目在内，全国新增生产能力将在5000万吨左右，2005年将形成约2.5亿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河北唐山地区除唐钢外新建钢铁企业总能力已发展到1000多万吨，且仍在继续扩张。目前，钢铁项目的投资中，银行贷款占较大比例，大型钢铁企业项目一般为50％60％，民营企业比例更高。对此，国家发改委官员警告说，一旦企业经济效益恶化或倒闭，将难以偿还银行贷款，形成银行新的不良资产。


　　如果民营资本在这种加速扩张和重复建设中受到伤害，倒霉的将是被强行将工资奖金纳入股份的村民。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令人欣慰的是，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变革总在进行中，哪怕现在的声音还比较微弱。一是有了“离经叛道”者。这些年，华西村尽管“铁桶江山”，但仍然出了5位敢于舍弃财产离开华西的人，其中有两人在华士镇自办企业，小有所成；村民们也不再盲目“听话”。据《外滩画报》报道，7月20日，华西村村民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委员会主任吴协东作报告。但他的报告不少村民已经没心思听下去了，许多村民走到门外抽烟、聊天。南街村也不例外。据报道，自1999年发生耿宏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后，2002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向王宏斌递交辞呈；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为数不多赢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现在的南街，已经分裂出几个“资本主义”的个体，这些“南街村的叛徒”，有办调料厂的，有办纸加工厂的。二是打工者也不以加入华西籍为荣了。从河南来华西村打工者共有1万多人，这几年成为华西新村民的仅606人。他们有的须交纳10万元的落户费，现在降价为1万元，大学生还要减半。特别是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1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一个孩子对记者说，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意思，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


　　所有这一切变化，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表象，但实质上表达了村民们对自由的向往，对私人财产安全的关注，对现行管理体制的离心，对管理层蔑视法律、非法剥夺私人财产的强烈不满。《大邱庄：神话破灭十周年》一文有一个很好的结尾：大邱庄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是体制优势，其由盛至衰亦是体制原因，而大邱庄由衰落走向复苏也是体制的优势。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社科院陆建华博士说：“禹作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大邱庄的悲哀，但大邱庄之路确实给中国农村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对大邱庄如是，对南街村如是，对华西村亦复如是。”

早上6点15分，南街村的广播站开始播放颂扬毛泽东的革命歌曲《东方红》，南街村新的一天便伴随这轻快旋律开始。

　　毛泽东的雕像如守护神一样耸立在南街村的广场上。广场上还有一些如“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等政治标语。村内也到处都能看到毛泽东的画像、标语等。

村里有26家村营企业，诸如拉面工厂等。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实现了飞跃发展。但是村里不允许办个人的商店及私营企业，也不允许从事卡拉OK等营业。这是因为，上述的营业被认为不利于贯彻集体主义。


结婚仪式按南街村的规矩，由村里举行“集体婚礼”，婚礼每年元旦举行一次。今年的集体婚礼包括李永旗夫妇，共有20对新郎、新娘参加。村里送给新人的纪念品是《毛泽东选集》。
　　集体婚礼是南街村集体主义的一个象征。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说，举行集体婚礼的目的是杜绝浪费，培养新人的集体主义观念。虽然不强制参加集体婚礼，但是如果忌讳参加集体婚礼就等于不服从村当局意见。也许是这个原因，据说至今还没有新郎、新娘拒绝参加集体婚礼。在集体主义的压力下，参加集体婚礼似乎事实上已经成了村民的“义务”。
　　南街村集体主义的另一个象征是搞军事训练。村里有约8500人的民兵，其中多数是非南街村出身，而在南街村的企业中工作的人。通过军训，向村民等灌输集体主义思想。

但是，南街村的体制是在严格的规章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街村有可称为“村的宪法”的规章制度，分思想、工作、生活三方面，共有23条，违反者将受到处罚。
　　进而，村里还有定期从思想、纪律、卫生等十个方面检查各家庭执行规章制度情况的制度。根据检查结果，只要有一个方面不合格，部分福利就得自费。据村民说：“满分的家庭很少，大多数家庭都是总有某个方面不合格。”
　
福利是村民生活的基础，村当局在这方面掌握着大权。村民不得不乖乖地服从村当局及各项规定。
　
南街村用非同一般的做法，保证了所有人都能过上一定水平的生活。从这点说实现了“和谐社会”的目标.
　
南街村与其他村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以基于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为理念，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会”的目标。毛泽东式的集体主义因80年代取消人民公社而失去了影响力。但是，南街村却把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树为旗帜。已经富裕起来的南街村的尝试被称为“南街村现象”，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当社会生产力由于机械工业的发展很发达，社会主义也用到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工厂设备后，吃饭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历史上因为搞集体主义而发生的大饥荒不会重黉，所以用主体思想来控制群众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群众失去自由后，由于没有了饥饿而不会去反抗，所以会到达“和蔼”社会，对于制度的思考已经停止了。



　　进而，村里还有定期从思想、纪律、卫生等十个方面检查各家庭执行规章制度情况的制度。根据检查结果，只要有一个方面不合格，部分福利就得自费。据村民说：“满分的家庭很少，大多数家庭都是总有某个方面不合格。”
　
福利是村民生活的基础，村当局在这方面掌握着大权。村民不得不乖乖地服从村当局及各项规定。
　
南街村用非同一般的做法，保证了所有人都能过上一定水平的生活。从这点说实现了“和谐社会”的目标.(新华网)

　　总之就是一种用强权来执行思想统一的一种作法。
　但当村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平后，面对绝对的权力管控，再加上绝对的宣传攻势，农民不会也没有能力再有对自由生活权力的争取的行动能力！！

　放大来看就成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争论的地方：

　　　　
资本主义说，人民要是的自由，哪怕出现许多的问题，如社会财富的不均，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但每个人按自已的意愿生活。把共产主义称为专制社会。
　　　　
共产主义说，社会主义是主体思想，消除一切不平等，每个人按党的指导生活并思想，这就是我党保先要做到的。把资本主义称为自由主义，对于一切自由的影响进行斗争。

　　　　
有的人想生活在资本主义，为了自由，有的人想生活在社会主义，为了生活。
转自泡网俱乐部

老木木

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但是,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余亿,3年前悄然“改制”,背后意味着近30年来苦心经营的“神话”或将走向终结。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发展的真相：“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法律上已经集体经济私有化

采写、摄影/《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 上官敫铭 发自河南
本文经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卢荻审稿
独家访谈记者上官敫铭 南街见闻：村里为日本人修建“小特区”
王宏斌原话，“我们无非给他们长期住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建了一座小别墅，那里面有小酒巴间、小卡拉OK厅，我们还专门掏了五万块钱买了一个麻将桌……”



“班长”王宏斌,南街村“神话”的缔造者

南街村集团“改制”的铁证

　毛泽东像是南街村最著名的符号。南街村以自称坚持“毛泽东思想”而闻名


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老木木

独家访谈记者上官敫铭：南街见闻：村里为日本人修建的“小特区”
vingie：你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个线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我对南街村现象一直很关注，一直想到这个地方看看。总觉得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思议。南街村改制的事，是年初一个媒体朋友先揭露出来的。此时，我们认为有必要介入了。
vingie：当时是怎么想做这个选题的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报道中不仅看到改制问题，还看到了他的很多历史东西？那些以前被光环掩盖下的历史。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南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选题。加之我对南街村的浓厚兴趣，深度报道部领导决定让我来操作这个题目。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我主要首先想澄清、甚至说是核实我头脑中对这个现象的一些质疑。很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了他们一些灯下黑的事实。与自我宣传相差甚远。
vingie：哪些相差甚远？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比如南街人的言行不一，这只是很小的方面。
vingie：你在采访中碰到哪些言行不一致的现象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比如，南街村领导的行为更他们自我宣传的不一样；南街村民在接待游客时的状态（言行）跟他们的实际生活不一样；南街村坚称自己反对的东西，恰恰是一直坚持的东西，比如迷信思想、集权……
再比如，有些南街村领导被人称之为“共产主义的领路人”，但通过诸多事实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领路人”帝王观念、迷信观念一直伴随左右，这也是相差甚远的一个方面。
这么说吧，南街村善于自我包装，对外有一套，对内做一套。他们美其名曰“外圆内方”——但也可以理解成“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可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vingie：听说采访很难？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南街村人已经习惯了被记者采访。但是有一点，如果没有掌握大量的铁证，没有掌握真正核心的、内部的背景资料之前；采访得来的结论往往是浮于表面，我说过了，南街村人善于自我包装，已经几十年了。
vingie：你采访的时候有碰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事例么？讲给网友听听 。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以后会有人写出一本书来的。南街村本来就是一个最普通、最真实的中原农村。但很遗憾，他被当时的某种力量所“裹挟”，它也只能继续被“裹挟”。
vingie：有没有采访中遇到的例子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村民如果知道你是记者，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但你如果是个普通的河南人，他们也有自己最真实的语言。比如，他们对外自称信仰毛泽东思想，但几十年来并未放弃中国农村所特有的“家神崇拜”。
vingie：家里面都供有家神？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不是，这样影响多不好啊，太明显了。南街村里本来有座庙，但宣传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后怕影响不好拆掉了，现在依旧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坚持去原址烧纸元宝之类的，很隐秘。加之，南街村的信仰也很多元，有穆斯林，也有基督信仰。
vingie：喔，他们又不敢光明正大的去信，而是偷偷摸摸地信？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至少形式上如此吧。也不能说偷偷摸摸，毕竟很多人对南街村只是走马观花，所以很难发现其最真实的一面。
vingie：除开这个，你在采访中还发现了什么？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他们对外营造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现象，但包括村民的心里、收入等，都不是那么回事。
vingie：村民满意这种集体生活么？特别是很多企业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对集体思想怎么看？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这个要区分来看：上了年纪的人，确实感到比较幸福，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却衣食无忧；中年人心里边估计都有自己的盘算。“这里一点自由都没有”，“又不按劳分配”，“不给你做生意”……不少人有怨言。年轻人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们不怎么相信这个东西，比较真实。
除了“三大班子”
，普通的南街村民是不能知道最真实的南街村集团的经营状况的，在2003年前，集团旗下的各企业，独立的经营权都没有，财务问题据说一塌糊涂。再者，他们现在已经强烈依附于这个集体，被“裹挟”了，离开集体会很难过。
vingie：他们那里有宾馆么？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有啊，服务员还穿着文革时代的绿军装
。说到宾馆，倒有一事可提，春节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发现有人在里边打牌。这是南街村自我宣传所绝迹的，只有所谓的为日本人修建的“小特区”才允许出现，但我们在不是“小特区”的地方发现了。
vingie：怎么还有为日本人建的小特区阿？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南街村不是宣称“外圆内方”么，引进了日资，专为日本人修建了一些休闲娱乐场所。
vingie ：有哪些为日本人修建的休闲娱乐场所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王宏斌的原话说，“我们无非给他们长期住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建了一座小别墅，里面的装修是按日本的风俗习惯装修的，那里面有小酒巴间、小卡拉OK厅，我们还专门掏了五万块钱买了一个麻将桌……”
vingie：王洪斌你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用南街村人的话说“
‘班长’劳苦功高”，如果我是南街村民，我可能也会认同这个结论的。他也应该分阶段来看，创业阶段确实一心为公，之后就难说了，至少我们掌握的事实是相反的。一个所谓的政治人物，但一直保有中国农民的狡黠的一面。
vingie ：你还有没有采访中遇到的趣闻什么的？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呵，年初的时候，有些村民为年货（福利）不太满意，估计是物价上涨造成的直接影响吧。
vingie：他们怎么一个不满意？描述一下当时情况吧。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张氏拿着两把刀，一把砍，一把切，把猪肉分切成小块。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
张的老伴站在屋里，嘟囔着，埋怨年货的不如意。临近年关，年货还没有备齐。除了鱼肉、饺子粉等26项物品以实物形式发放给村民外，水果、瓜子等折合成的福利券共110元--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这似乎并不能满足张氏一家过年的需求。
vingie：感谢《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接受腾讯新闻嘉宾访谈。和腾讯新闻网友说一句话吧。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谎言重复千遍也不会变成真理。谢谢！

老木木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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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门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只有你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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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轨，对内坚持“共产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产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泽东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其中，郭全忠是村党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党委副书记，窦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姚喜兰是南街村集团麦恩鲜湿面公司总经理。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报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了姚喜兰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诸领导，对“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认；如雷德全这样不属于企业高管的村委相关人士，也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坚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背后有那么多高参，他们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骗？”观察者们如此质疑。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南街村自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近30年。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在听着导游小姐解说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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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访谈记者上官敫铭：南街见闻：村里为日本人修建的“小特区”
vingie：你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个线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我对南街村现象一直很关注，一直想到这个地方看看。总觉得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思议。南街村改制的事，是年初一个媒体朋友先揭露出来的。此时，我们认为有必要介入了。
vingie：当时是怎么想做这个选题的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报道中不仅看到改制问题，还看到了他的很多历史东西？那些以前被光环掩盖下的历史。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南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选题。加之我对南街村的浓厚兴趣，深度报道部领导决定让我来操作这个题目。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我主要首先想澄清、甚至说是核实我头脑中对这个现象的一些质疑。很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了他们一些灯下黑的事实。与自我宣传相差甚远。
vingie：哪些相差甚远？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比如南街人的言行不一，这只是很小的方面。
vingie：你在采访中碰到哪些言行不一致的现象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比如，南街村领导的行为更他们自我宣传的不一样；南街村民在接待游客时的状态（言行）跟他们的实际生活不一样；南街村坚称自己反对的东西，恰恰是一直坚持的东西，比如迷信思想、集权……
再比如，有些南街村领导被人称之为“共产主义的领路人”，但通过诸多事实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领路人”帝王观念、迷信观念一直伴随左右，这也是相差甚远的一个方面。
这么说吧，南街村善于自我包装，对外有一套，对内做一套。他们美其名曰“外圆内方”——但也可以理解成“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可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vingie：听说采访很难？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南街村人已经习惯了被记者采访。但是有一点，如果没有掌握大量的铁证，没有掌握真正核心的、内部的背景资料之前；采访得来的结论往往是浮于表面，我说过了，南街村人善于自我包装，已经几十年了。
vingie：你采访的时候有碰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事例么？讲给网友听听 。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以后会有人写出一本书来的。南街村本来就是一个最普通、最真实的中原农村。但很遗憾，他被当时的某种力量所“裹挟”，它也只能继续被“裹挟”。
vingie：有没有采访中遇到的例子呢？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村民如果知道你是记者，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但你如果是个普通的河南人，他们也有自己最真实的语言。比如，他们对外自称信仰毛泽东思想，但几十年来并未放弃中国农村所特有的“家神崇拜”。
vingie：家里面都供有家神？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不是，这样影响多不好啊，太明显了。南街村里本来有座庙，但宣传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后怕影响不好拆掉了，现在依旧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坚持去原址烧纸元宝之类的，很隐秘。加之，南街村的信仰也很多元，有穆斯林，也有基督信仰。
vingie：喔，他们又不敢光明正大的去信，而是偷偷摸摸地信？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至少形式上如此吧。也不能说偷偷摸摸，毕竟很多人对南街村只是走马观花，所以很难发现其最真实的一面。
vingie：除开这个，你在采访中还发现了什么？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他们对外营造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现象，但包括村民的心里、收入等，都不是那么回事。
vingie：村民满意这种集体生活么？特别是很多企业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对集体思想怎么看？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这个要区分来看：上了年纪的人，确实感到比较幸福，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却衣食无忧；中年人心里边估计都有自己的盘算。“这里一点自由都没有”，“又不按劳分配”，“不给你做生意”……不少人有怨言。年轻人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们不怎么相信这个东西，比较真实。
除了“三大班子”
，普通的南街村民是不能知道最真实的南街村集团的经营状况的，在2003年前，集团旗下的各企业，独立的经营权都没有，财务问题据说一塌糊涂。再者，他们现在已经强烈依附于这个集体，被“裹挟”了，离开集体会很难过。
vingie：他们那里有宾馆么？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有啊，服务员还穿着文革时代的绿军装
。说到宾馆，倒有一事可提，春节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发现有人在里边打牌。这是南街村自我宣传所绝迹的，只有所谓的为日本人修建的“小特区”才允许出现，但我们在不是“小特区”的地方发现了。
vingie：怎么还有为日本人建的小特区阿？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南街村不是宣称“外圆内方”么，引进了日资，专为日本人修建了一些休闲娱乐场所。
vingie ：有哪些为日本人修建的休闲娱乐场所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王宏斌的原话说，“我们无非给他们长期住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建了一座小别墅，里面的装修是按日本的风俗习惯装修的，那里面有小酒巴间、小卡拉OK厅，我们还专门掏了五万块钱买了一个麻将桌……”
vingie：王洪斌你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用南街村人的话说“
‘班长’劳苦功高”，如果我是南街村民，我可能也会认同这个结论的。他也应该分阶段来看，创业阶段确实一心为公，之后就难说了，至少我们掌握的事实是相反的。一个所谓的政治人物，但一直保有中国农民的狡黠的一面。
vingie ：你还有没有采访中遇到的趣闻什么的？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呵，年初的时候，有些村民为年货（福利）不太满意，估计是物价上涨造成的直接影响吧。
vingie：他们怎么一个不满意？描述一下当时情况吧。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张氏拿着两把刀，一把砍，一把切，把猪肉分切成小块。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
张的老伴站在屋里，嘟囔着，埋怨年货的不如意。临近年关，年货还没有备齐。除了鱼肉、饺子粉等26项物品以实物形式发放给村民外，水果、瓜子等折合成的福利券共110元--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这似乎并不能满足张氏一家过年的需求。
vingie：感谢《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接受腾讯新闻嘉宾访谈。和腾讯新闻网友说一句话吧。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谎言重复千遍也不会变成真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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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真相:红色亿元村发展靠贷款欠债十亿
世界经理人文摘 ( 日期：2008-02-27 10:44)

关键字：南街村
红色亿元村
南街村真相  
神话破灭
　　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但是,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余亿,3年前悄然“改制”,背后意味着近30年来苦心经营的“神话”或将走向终结。
　　发展的真相
    世界经理人文摘[digest.icxo.com]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
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
　　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
　　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
　　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老木木

权利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



关于南街村的故事，或许我们要发出诸多的感慨，但从法学意义上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德沃金的名言：权利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是啊，权利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认为：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凭借的思想上的武器就是权利。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曾经主动地或被动地出让手中的一些基本权利，但事实一再证明，某些基本权利是不可让渡不可侵犯的，尽管神圣不可侵犯是个自然法的术语，神圣二字有点过时；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二代人权第三代人权的出现，已对自由主义观念下的权利理念作出了某些制约。但一个共识性的内涵依然没变，那就是基本权利是不可让与的。权利的让与，或可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效率，但更长期地看必将导致制约的缺乏，进而导致权利的进一步丧失，最后又反过来影响原定目标的实现。




南街村的村民，他们在所谓“集体主义”的感召下，或者是在某些诱人的福利面前，交出了一些权利。“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或许这符合我们传统中的某些理想。但是，南方都市报下面的报道让我们则有种悚然之感：“他们不仅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还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实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不仅注定是个困境，也是与宪法规定明显不符的，至少我国宪法对于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个人所有还是始终承认的，对权利的漠视，对法律的嘲弄，注定了南街村的结局。




而现在，一切昭示，南街村的快速发展建立在银行贷款与外来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南街村的许多资产已资不抵债。南街村发展模式最后无奈地陷入了困境，虽然他在表面上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帜，宣称共产主义方向，但对权利的剥夺，必然决定了权力的膨胀，这一切又解释了为何在这片土地上，最后能出现号称一个月只领250元工资的领导死后，能有2000多万元存款，为何在集体主义招牌下，出现大规模的领导持股，为何能在几世纪前就证明不可能的永动机项目上能出现大规模上马的荒唐。




因此，基本权利始终是不可放弃的，或许这是南街村结局在法学上给我们的一个案例启示。

老木木

其实不是《南方都市报》首先发现了南街村的黑幕，在南都之前，《第一财经日报》就已经捅出过南街村改制和欠贷的真相。但《第一财经日报》的影响力不如南都，所以我们很多人读到南都的深度报道后都非常震惊。
南街村欠银行贷款高达16亿余元，但他们的生产总值除1997-1998年间达到16-17亿之外，之后的生产形势呈滞涨状态。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2002年12亿。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中国目前企业从银行贷款基准利息率是6.12%，一般企业长期贷款年利息率在8.5%或9%之间，只有少数得到照顾的企业才能获得6%多一点“优惠待遇”。我们姑且按6.12%计算，南街村应向银行支付的利息一年要有9792万元。南街村的产品多是那些低附加值的东西，如方便面、面粉、调味料、啤酒等，综合毛利率能达到15%就已经不错了。现在年产值14亿，年毛利润最多2.1亿元，减去固定资产折旧、银行利息、税赋、管理费用之后，那样一个摊子很难有真正的盈利能力。南街村啤酒公司连续13年亏损，2007年据说扭亏为盈，才区区20万元的实际利润。2005年末为止的资产负债，这家公司欠债2.6亿元，资产总额仅1.1亿元。公司2006年仍然亏损，2007年仅20万元净利润。按正常逻辑，这家公司早该被银行收去清算拍卖，以降低进一步的损失。南街村整体资产还有多少，没有确切数据。王宏斌曾声称有资产29亿，我不太敢相信。按常识判断，整体南街村应是严重资不抵债的状态，也就是早就应当破产清盘。
事实上，南街村存在的秘密就在于在权力干预下，令这个特别的村子获取大量非法贷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竟然可以抵押了多次获得贷款。这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却可以让银行方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而其他银行，再不敢给南街村放贷。欠款不还，银行按照其制度，只能把南街村列入黑名单。可南街村“情况特殊”，银行方面又无法对外公开此事，权力干预的银行放贷只好在银行消极抵抗下有所收敛，而这样一来，南街村的种种经营窘境便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南街村有很多风光的事做不出来了，“四卷楼”修了个半拉子。热电厂施工到一半就停在那里，也成了半拉子工程。2007年1月12日，有记者赴南街村采访时，却发现南德啤酒处于停工状态。方便面厂工职工说“去年有两三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来了，后来到年终了才全补上。”
河南省有一个百户重点企业和50户高成长型企业名单，原来南街村集团被列入其中。然而2007年底，省发改委通过与企业沟通和专家论证后，把原来24户企业从名单中“调出”，其中就包括南街村集团。这说明河南省有关方面已经掌握了南街村的实际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揭露了南街村的真相。但在南街村的自我宣传上，人们看不到这些。依然形势大好，好得不得了。神话的制造者不到最后一刻，不肯从梦中醒来。
在南街村神话背后，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腐败。南街村的村官每月只领250元的工资，号称“二百五”，但一些人却不是真正的“二百五”。据媒体报道，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在南街村神话背后，又有令人喷饭的荒唐。也是在2003年，“班长”王宏斌独断专行，拿出2000万元公共财产去进行愚蠢的永动机研究。王宏斌不经意间，在中国科技史上当了一回科技笑话主角。
至于2004年南街村的“改制”，把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等股份成功转移到王宏斌、郭全忠、贾忠仁等名下，则暴露了南街村在利益博益中最后的归缩。为了维持“共产主义”的形象，南街村对外仍然必须做虚假的宣传。倘若南街村肥皂泡最后必须破灭，那么，南街村的财产又必然的属于小利益集团，而不是其他3800多村民。如果南街村改制，至少也应当人人有股份。在沿海的一些城中村实行股份制的时候，就用的这个办法。村干部可以适当高一些，但全村人人有股份，哪怕只是孩子。南街村从法律上剥夺了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却又可以矢口否认真相。或许，在所谓的洗脑教育中，村民的自我权益的争取丧失了吧。而在全村由于实行“供给制”。谁不听话就终止供给，村民即使有想法，也难以公开与一贯正确的“班长”叫板。
我不愿意评价南街村给外来工那么低的工资。在沿海地区外来工月工资普遍上升的背景下，南街村只给外来工150-300元的月工资，多半难长期维持的。目前广州老市区最低工资标准780元（据说要上调到860元），番禺和花都为690元，东莞最低工资标准690元，上海最低工资标准690元，北京最低工资标准740元，地处河南的郑州最低工资标准也有650元，南街村属于漯河，漯河市区最低工资标准也有550元。南街村有1万名左右的外来工，如果月工资升至800元，南街村一年必须多支出7000万元左右。那对于南街村现在的经营形势，无疑是灭顶之灾。如果南街村最多只愿意支付550元的月工资，那么增加的年支出也要有3600万元左右。
南街村净利润2006年只有310多万元，2007年看到一个测算，可能是285万元左右。随着CPI的上升，一名工人150-300元的月工资，必然难以支持他们继续在南街村做苦工的动力。失去工人，就失去生产；那么，只有升工资才能维持继续生产。而工人月工资每升100元，一年就是1200万元的支出。由此可见，要继续维持南街村的神话，就只能依靠新的违法贷款。但是，在银行自我管理要求日渐提高的情况下，南街村有可能继续获得违法贷款吗？实际上南街村的外来工有12000多人。笔者愿意在计算上，为南街村的劳动力成本“节约”一点。这些外来工，不能享受南街村内部的种种“福利”。南街村那样的经济状况，也支付不起。
另一条给南街村解困的路子是上市圈钱。但这需要1-3年运作，也需要南街村的账目有一个基本的公开，哪怕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做假账。上市毕竟有一个规程，且上市后，南街村“班长”独裁体制也将被打破。王宏斌是聪明的人，所以他不同意上市。目前的状况，能维持一天是一天。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或许，挨下去，某个极左派权贵又利用其影响力，让南街村获得外援，那么，南街村的神话岂不又可以延续下去？
记得南街村的神话在媒体广泛报道后，笔者就不相信这个“红色亿元村”是凭真本事发家致富的。精神的力量再强大，但也不可能有如此的威力。此乃常理。华西村那样的村子之所以能变成中国第一村，在于这个村的领导人实实在在做实事，通过日积月累才获得成功。而南街村要用太多的精力放在政治运动方面，生产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必然受到压制，一夜暴富的理由无法令人信服。
事实上，南街村吸引了很多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在南街村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国家过去和现在的高级领导干部频频到南街村参观访问。如果南街村的模式是可以仿效的，能够解决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那么，中央何必年年为“三农”问题发“一号文件”？将南街村向全国推广就是了。因此，虽然有很多领导曾对南街说过鼓励性的话，但并未真正认可南街的发展模式。南街的真实情况迷雾重重，可以迷惑一些人，但不可能迷惑所有的人。允许南街做自己的试验，这是很多领导人宽容的态度。他们不做实质性的干预，或许也想在等待南街村最后的发展结果，从而可以给中国的农村发展提供一些借鉴。这仅是我个人的猜想，不知道有没有说到点子上。
南街村的最可怕之处，倒不在于欠银行16亿贷款本息不还。也不在于个人集权。如果是一个企业，集权有时反而是有利的。只要当家人对发展判断准确，建立在常理的基础上，一个村庄的集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正可怕的是谎言。南都记者发现南街村人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记者、领导干部，他们一套公开的说辞，而私下里，却又是另一套。从银行贷款，也借权力协助充满欺骗。内部存在腐败，却对外把高尚、崇高放在嘴上。不断的自我宣传炒作，又让一些人以此找到对抗改革开放的例证。这样的南街村如果仍能继续招摇，对树党风、民风正气，建设和谐社会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不能因为南街村扛着一个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大旗，就不敢对它的谎言和欺骗进行深刻的揭露。中国需要诚信，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要不然，别的村庄也纷纷学南街村那样骗贷或借钱不还，国家金融秩序还怎么保证？
南街村共有村民3800多人，银行贷款16亿如果不用还，人均为42万多元。银行白送你42万元，谁的小日子不能过得红火起来？据说南街村的供给制生活年支出现在约2500万元，那么年人均消费6500多元。在现今中国，6500元的生活质量是不高的。这也就是说，南街村虽然得到那么多银行贷款，却又不能很好地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难怪有一段时间，南街村的村民私自拿“集体”公物回家私用成风，或内外勾结捞取种种好处，损公肥私，王宏斌不得不依靠“整风”来制止那些行为。
再从其他明星村的一些数据对比，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江苏华西集团有11大公司。固定资产75亿，2006年产值400亿，村民职工5万多人。人均年产值达80万元。
江西进顺村有村民1399人，2005年实现产值6.7亿元，安置了外来务工人员600多人就业，村民加外来工人均年产值约37多万元。
奉华滕头村，全村296户，787人；有6500外来人口。2007年，实现社会总产值30.21亿元、利税3.25亿元。村民加外来工人均年产值约45多万元。
而南街村年产值12-16亿之间，外来工12000人，本村村民3800人，外来工加村民年产值充其量仅10万元左右。年产值10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你开一个小店，管理费用、宣传费用有限，勉强可能有1万元左右的净收入。如果你的小店只有一个人，一年可挣1万元。如果要用2个人，一年只有5000元。开这样的店子，活下去都很成问题。很明显，南街村属于生产经营低效化的村子。这样的低效化生产经营，确实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
如果南街村有资产真有29亿元，那么产值与资产的比较同样有严重问题。华西村每元资产形成产值5.33元，南街村将只有0.55元。两者的差距高达9.69倍！人家一元钱每年可以生产5元多的产品，而南街村一元钱只能生产五角多的产品，你这个南街村的牛皮也真敢吹出来。
并非谁有意与南街村过不去，而是南街村的秘密实在经不起基本经济数据的推算。
本文参考《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公开报道。

老木木

南街村没有什么神话，当然也谈不上什么终结
这一点，我认为南方都市报的文章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那么，小报上的评价不需要学术上的严谨么？但是鲁迅的杂文学术上是严谨的。
比如说，如果我儿子看了南方都市报的那篇文章，问我：“爸爸，什么是南街村的神话啊？”那么我会回答不知道，然后去那篇文章中找答案，但是通篇文章并没有对所谓南街村的神话作出定义，因此就成了一个空对空，空对空就是学术上的不严谨。至少你要把某些事实称之为，或者定义为神话，然后再定义什么叫“神话的终结”，才行吧？
据我所知的南街村，它实行的是“外圆内方”的政策，什么叫外圆内方呢？照我看就是他们认为对外要搞资本主义对内要搞社会主义。当然，这是我的猜想，或者说我的理解。如果把南街村比做一个人，则“外圆内方”也可以相当于这个人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假称自己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但其实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既然如此，也就是说，外圆相当于一种不得不适应社会环境的操作，比如解放前的共产党员也要装作一个大资本家做生意发大财，其实是在为某个政治目标在努力一样。那么，我就要按照这种外圆内方来理解南街村。
那么，既然是外圆，则外部和社会打交道当然和任何市场经济的企业没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一个企业的执照，如果工商局要求有法人代表，因此就会有地下党员来出任这个法人代表，如果工商局要求有股权的什么什么规定或者文件，那就会有地下党员出来名义上搞上多少股份。如果在对外上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原则”，那就不叫“外圆”了，就违反了“外圆内方”的政策了。因此，为了这个“外圆”，南街村当然要让社会上，政府上，看上去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样子，要装成好象某些股份被某些人所有的样子。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这就叫终结吗？不能吧？
那么，南街村会不会出贪官呢？那当然会出贪官的，除非南街村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正确，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否则的话，出贪官这事很正常嘛！因此，出贪官并不等于什么终结。中国这个大社会还出林彪四人帮呢，难道中国就终结了吗？逻辑上就不成立。
南街村在对外表现上和国内任何资本主义企业没有什么不同，这才叫“外圆”嘛，当然也包括了同别人合资，当然也包括了有可能欠款，甚至被银行追帐，这就叫终结吗？
从报道上看，南街村的负债与它的年产值相当，这特别正常嘛！
我以为，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不要说企业，就是个人，也是负债与他的年收入相当属于正常范围的。比如说，一个博士，在一家企业年收入为一百万元，那么，他同时长期欠着一百万元的债，属于相当正常的行为。难道我们搞分期付款的买房不也是欠着一大笔债吗？当年我在深圳买的这套房子，我可是欠了十五年的债来分期付款的。而现在我有几个信用卡，当然负的债至少和我月收入是相当的。
如果说，银行在贷款的时候政策有错误，不应当贷给南街村那么多，或者说，应当公平地给各个企业贷款，那批评的对象是银行，干南街村甚事？总没有这样的理由，认为南街村能够贷得到款，偏要傻，偏要高尚，不去贷吧？我想任何企业能够贷得到款都是愿意去贷的吧？如果说是建议中国的银行在贷给所有的农村的贷款时一律公平，那是很好的对银行的建议，但与南街村无关嘛！
如果说，南街村在搞“外圆”，也就是对外搞资本主义的最后，是破产了，那该批评的也是外圆，外圆圆不了了，当然内方也就方不成了。而既然南街村在搞外圆，它就是在对外搞资本主义，则对外搞资本主义当然就有可能搞破产，如果事实上破产了，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当然是“外圆”的失败，而不是“内方”的失败嘛！为什么不说“资本主义的神话终结了”呢？
这些年难道主流经济学家们没有搞出许多神话吗？什么只要一搞联产承包，就好象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什么只要一搞新自由主义，中国的什么问题都会解决，还有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解体，难道不是“民主的神话”终结？昨天我看到一篇美国的华人教授的一篇文章大概是叫什么中国不民主不行了吧，本来想反驳一下，但是一看它的点击率，惨不忍睹啊，索性就不理睬了。

老木木

南街村村委会





王宏彬

作者：贾葭

借助锦旗与合影，借助四卷本毛选，借助扶持典型的政治贷款堆起来的林立厂房，王宏斌就可以从外界的市场体制中寻求南街村需要的东西，比如发展资金，比如劳动力。按照王宏斌的说法，“贷款也不那么难了”。王宏斌其实只认准了一条，戴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像穿着黄马褂手握免死金牌一样百无禁忌。

“中原第一村”——河南漯河南街村濒临崩溃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恰逢举国上下总结反思改革三十年的成败得失，以经济高度集体化为圭臬的南街村，又为市场经济做了一次反面注脚。如果仅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来解释这一事件，显然不能回答这个“独立王国”轰然坍塌的全部谜团。

长久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南街村在外人眼中是一个不能破解的谜。自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以来的30年中，像南街村这样高度集体化、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基层村落，恐怕独此一家。

在外部世界经受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洗礼之时，南街村为何以及何以形成此种独特体制？现在看来，经济行为借助意识形态之“虎皮”，使得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报道说，南街村长久以来的发展，离不开持续的银行贷款以及廉价的外部劳动力。南街村的体制，其实并未脱离外部的市场经济大环境而独立存在。它也需要商品流通、外来资本与劳动力，南街村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按照最简单的游戏规则来玩，当它违背这些规则——比如欠债还钱——就必须为外界所不容。

不论如何，南街村是一个与国家政策有着诸多背离之处的体制。它如何从内部与外部建立其体制的合法性？这在籍的三千多名村民从改革前高度集体化、政治化的人民公社中刚刚出来，却进入了另一个高度集体化、政治化且与外界隔离的体制，为什么还能一致拥护王宏斌的三套班子与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南街村并未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何以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一切的奥秘，来自于南街村那面无法被质疑的旗帜——毛泽东思想。需要注意的是，南街村里的毛泽东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毛泽东有着显著区别。在南街村，毛泽东思想被简化为政治挂帅与破私立公，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被正统的共产党人所否定的那部分。然而，这依旧无损于王宏斌带领南街村人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人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不合理的成分，但却无法否认依赖这种成分建立起来的“毛主席共和国”。

南街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始于1989年的秋天。彼时，打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议题。此刻南街村获得了来自最高层级的领导的肯定，这给捉襟见肘、面临存续危机南街村带来了回春良药。

现在看来，这剂药不仅是强心针，也是催化剂。南街村被当地迅速树立成先进典型，成为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和象征——读毛主席的书，走毛主席的路，也能达致共同富裕与共产主义。这时候，人们却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尴尬——这个不搞市场经济、不搞改革开放的基层村庄，是任其发展还是果断阻止，都不是一个可以为多方接受的办法。

也许是担忧南街村可能引发的深层思想论争，这种模式被自上而下地默认。借助锦旗与合影，借助四卷本毛选，借助扶持典型的政治贷款堆起来的林立厂房，王宏斌就可以从外界的市场体制中寻求南街村需要的东西，比如发展资金，比如劳动力。按照王宏斌的说法，“贷款也不那么难了”。王宏斌其实只认准了一条，戴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像穿着黄马褂手握免死金牌一样百无禁忌。

后来我们知道，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小社区”，并非如其宣称的那么妙不可言。高度组织化的社群关系代替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个人的权利被简化到若有若无，甚至与国家法律相龃龉。王宏斌本人则成为高度集权的家长兼企业执行长，在现代文明、市场经济之外醉心于自己的小王国。

南街村的华丽的外衣尚未褪下，掀开的袍角已露出腐烂的肌体。这也许在反思改革三十年的独特时刻，能让人们再次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老木木

“周老虎”是陕西虎照门产生的一个新词，它比“纸老虎”要厉害多了：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当事人仍然大言不惭，死不认账。当年毛泽东发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也发现，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纸老虎”。2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揭示了南街村真相，就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


因为宣称信仰毛泽东思想，坚持集体主义道路，过共产主义生活，从而创造了超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南街村名噪一时。然而，记者的调查发现，南街村主任王金忠病逝后，遗物中出现两千万现金和多本房产证，追悼会上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的名义要求分割遗产；南街村的发展主要靠银行贷款和外来劳动力，早已资不抵债；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就已属皆为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位自然人股东所有。



房产证、股权、银行贷款、外来劳动力，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的东西；一边宣称干部群众都拿一样的超低工资，一边拥有巨额现金，还有“二奶”和私生子，肯定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面对这些明显的谎言，南街村的领导仍然矢口否认，依然唱着高调，并以此作为自己操弄权术、愚弄天下的遮羞布。


更可怕的是，跟历史上诸多专制弄权者一样，他们通过愚民教育，挟持村民一起说谎。发现领导有巨额现金和“二奶”、私生子之后，村民们并不因为受骗而生气，仍然称誉他“劳苦功高、鞠躬尽瘁”，还主动为他辩护说：“上边的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这也许会让已经具有反腐和维权意识的大部分中国人感到惊讶，但是在南街村的“集体主义”教育中，村民们没有任何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

他们住上了条件较好的楼房，家里有了彩电冰箱，看起来是高福利，其实是村集体领导对他们财产的剥夺，从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控制和思想限制，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为他们所有，如果你要主张权利，那就随时可能失去。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少一颗星，就少一项福利；如果是六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被要求搬出楼房，住回尚未拆除的旧房。


真正的福利社会中，领导人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福利待遇，因为那是全社会人的税金；公民更不会因为提出反对意见而受到惩罚，遑论丧失生存权利。再说，南街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单独制定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权力，它必须在中国现行政策和法律框架内行事。


事实上，南街村就是裹胁基层行政权力的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想要利用意识形态来搞宣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国外也有一些非常注重集体精神的企业，它们可以上下平等，打造温暖大家庭，但是不可以公然违背普世人权和国家法律。


南街村的村民跟村集体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股东还是雇员？如果是股东，那么他们就有分红权；是雇员，那么他们就有工资。就算他们自愿拿低工资换取公司福利，那也不能以交出公民权利为代价。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南街村不过是又多了一个案例而已。


连陕西一个农民制作的拙劣假照都无法追究下去，南街村就更是一只人人都知道有假、但个个都不敢鉴定的“周老虎”了。

老木木

南街村为何就成了众矢之的
近来，连篇累牍贬损、讨伐南街村的文章见诸媒体。言词之锋利，声浪之浩荡前所少见。
本人没有到过南街村，只是曾偶尔在报端有闻其村是 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全国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普遍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并且听说过去搞得还不错，是全国难得存在的几家全走集体化道路者之一。本人并无庇护南街村之意，也没有本事和能量去庇护谁。中不过路不平，总会有人踩罢了。
近，骤闻“南街村垮了，负债十亿元，……。
於海水中放入几滴淡水，那么淡水不被淹没和消融於无形那才奇怪呢。南街村会垮是意料之中的事。只不过，南街村的垮台会引起如此之大的波浪倒是有点出人意表。
邓小平不是说过摸着石子过河吗？中国的路怎么走，没有谁规定只有一个模式。也没有人了限定某种模式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假若如此，过去的许多失误谁来承担责任？过去的所谓”学费“谁来付？
从1994~2004年全国有770家个体户消失，大量的中小企业严重发育不良，又怎么个说法呢？这又要责怪哪一个？
要说信贷投放，2007年1~10月份达26、03亿万元，每年以17、5%的增加速度投放，银行有那么多坏账、烂账，单股市政府就填入数十亿万元；公款浪费每年就达五千亿元，这些又有谁过问了？有谁去质询了？有谁去想措施去杜绝和挽回了？又何止南街村这十亿元的贷款呢？
南街村要垮也是垮在大环境因素，与其现在的运作方式不是绝对性的关系。那些吹毛求疵地指摘人家最厉害的人们难道就不会用脑去思考这些，就不能用眼去观察整体，再公正地去发表言论吗？
人们总该明白：“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一浅显的道理吧！

老木木

以色列集体庄园的过去和现在（转贴）

海壁翻译
以下这篇文章译自http://www.mfa.gov.il/MFA/MFAArchive/2000_2009/2002/11/Focus
on Israel- Kibbutz

为了便于阅读，引用两位网友对以色列集体庄园的评价是有益的：

张平（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现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方语言系永久教授）：以色列的集体农场目前基本上都在考虑私有化的问题，其中很多机制（比如原来的集体食堂）都已经私有化了。原来的共产主义体制留不住年轻人，后继无人。自然只好变革。
Winnie（来自台湾的白领雇员，现与丈夫一起在以色列某集体庄园内工作。本文的网站就是她介绍的）：
集体农场是有在「争论」私有化的问题，但不见得大家都想往那个方向走。
我住的集体农场yotvata，到目前为止完全公有制，包括集体食堂在内。

以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口，但像我这一辈的年轻人（30-35岁）一直在流入；去年甚至有个家庭，之前住在另一个集体农场，但因为私有化，所以转到我们农场来。我们的会员人数也是稳定的在增加。
比较有意思的是，对于「平均」、「公平」的定义是什么，得要重新讨论一下。
死守「人人拿一样的钱就是平等」的集体农场，自然是生存不下去。
我个人觉得集体农场其实反应了犹太文化中很深层互动的一部份，集体农场的式微，也代表这种深层文化的转变及消失，是很可叹的。
kibbutz 全盛时期约占以色列人口的百分之七，现在大概是百分之二左右，人口数是大幅下降。目前的268个 kibbutz
之中，可能有三分之二有部份或全部的私有化（指大家按照职位领薪水，各过各的，kibbutz 就只是一个住宅区）。我不知道有没有
kibbutz是卖门票给人参观的？或是募捐？但财务困难的 kibbutz 应该不少。
像我们这样自给自足的 kibbutz ，就我问朋友的结果（非正式统计），大概100个左右，但每个 kibbutz 也有富有穷，差蛮多的。

以色列集体庄园（Kibbutz）：它是什么？为什么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
乔恩 费迪尔，记者，Beit Ha\'emek集体庄园成员
概述
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受到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鼓舞，一小批来自东欧的年青犹太人在加利利海滨建立了第一家以色列集体庄园（Kibbutz）（在希伯莱语中“小组”的意思，在壮大之后变成了“社区”）。
他们认为集体庄园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平等的社区，所有的成员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所有的事都在会议上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并由大家来共同承担责任。
尽管经济上很匮乏而且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集体庄园运动仍然一度变成了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共产主义运动。
从北部的戈兰高地直到红海之滨，在全以色列有268家集体庄园，拥有117,300名成员。几个最小的集体庄园只有不足一百名庄员，而最大的几家集体庄园则拥有一千多名庄员。大部份集体庄园拥有几百名庄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集体庄园都是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成立的。
虽然每家集体庄园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是自治的单位，一些全国2性的团体协调着他们的活动并提供了许多服务。在新千僖年开始的时候，两家最大的全国性组织：集体庄园团结运动和集体庄园促进运动合并成一家：统一集体庄园运动，全以色列的集体庄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属于这个组织。另有百分之六的集体庄园隶属于集体庄园大地组织（宗教性质的集体庄园）。另外还有两家极端东正教的全国性集体庄园组织，它们属于Poalei
Agudat Yisrael。
绝大多数集体庄园都有相似的布局，在它的中央设有餐厅、礼堂、办公室和图书馆，四周环绕着社员的住宅和花园，在此外面是体育和教育设施，在生活建筑群的外侧是工业厂房和农田。
以色列集体庄园的定义：

一种自愿性质的集体社区，主要经营农业，其中没有私人财产，社区满足它的全部成员和家庭的需要。
——引自犹太百科全书，1969年

一种由成员实行集体所有制的组织，它的目的是在所有的生产、消费和教育领域内实现自食其力、平等和合作。
——集体庄园（集体组织）注册时的法律定义
开端
在1909年，一小组年轻的先驱者在靠近阿德拉的一片沼泽地上排水，并组成一个集体社区开始生活，他们决定建立一家独立的农场，其产权属于在德刚亚（Deganya）的劳动成员。这就是第一家以色列的集体庄园（Kibbutz）。在此之后，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内，在巴勒斯坦又建起了卅座以上的这样的集体庄园。
这些奠基者主要是在19世纪末和廿世纪初从俄罗斯移民来的，他们受当时俄罗斯革命思潮的影响，都有社会主义的观念，他们还信仰以返回故土和耕种它的土地为基础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他们相信要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开创出新的犹太人的认同感，籍此表达他们要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人国家的政治观念。
这些第一代创业者们把他们自己看成一个大家庭，并保持着小型的规模。例如在1913到1914年间，德刚亚的农场只有28名成员。他们很贫困，生活艰苦，主要是干农活，即排干沼泽地中的水，从山岗上移走石块并把一部份沙子掺到肥沃的农田中。他们还必须士气高昂地与疟疾和水土不服等疾病斗争。
社交活动在餐厅中进行，在这里，人们开会、进餐和交谈。通过直接民主达成决定。在时常延续到夜间的讨论中，庄员会议决定如何安排第二天的工作，警卫事宜、厨房的杂务和其它的工作，也进行争论和做出决定。
成长
经过上世纪廿和卅年代，定居者由单身汉所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由家庭所组成的社会，家庭的出现导致了学校和幼儿园的产生。出现了一些小工业，主要是农业的延伸物，这些很快就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企业。集体庄园变成了包括农业和工业的大型的，自给自足的社区。
在卅年代，也见证了宗教性的集体庄园运动出现，在其漫长的过程中，包括平等、互相帮助和建立基础，作为犹太人的生活
方式的运动观念出现了。

在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前夕，集体庄园并不仅仅创造了一个单一的社会。他们在建国斗争及国家的早期发展中的许多方面都起着示范作用。他们在偏远地区和沿国家未来边界地区的开发、吸收移民、国防和农业开发等事业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旦政府接管了这些功能，集体庄园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就大大减少了。这种功能并没有终止，但已经边缘化了。

在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尽管有些参差不齐，集体庄园在人口上和经济上都加速发展。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集体庄园庄员诞生了，创建出大型的家族。生活水平也改善了，事实上，在1960年代，他们的增长速度是在整个世纪中最快的十年。在创建的头75年内，集体庄园的人口一直在增长。但从1990年开始，它的人数缓慢下降，而平均年龄在升高。这个过程随着年轻人纷纷离去而不断加快（Yad
Tabenkin, Facts and Figures,（事实与图片杂志） 2001）。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危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高居不下的利率使许多集体庄园的工厂在经济上濒临破产（伴随着他们的非集体庄园合作伙伴一起），并对他们所支撑的社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集体庄园欠银行的债务随着通货膨胀率（在1984年曾最高达到450%）灾难性地增长。由于集体庄园曾欠下沉重的债务来发展工业和改善他们的内部结构，这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为他们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1985年前后，有三分之一的集体庄园陷入了财务困境。
政府、银行和集体庄园同盟通过艰苦谈判，达成了两项大型的豁免和重组集体庄园债务的协议。代价是很沉重的：有些集体庄园必须出售他们的土地来清偿他们的债务，而其它的集体庄园则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和提高生产率，通常这要求他们削减基本开支，如食物、非必要的医疗费、教育费和旅游费用，同时还要取消若干长期保持的理想主义的福利，特别是在实现平等方面的福利。
全球和全国的因素也影响着集体庄园的思维：在意识形态上，前苏联的崩溃起了一部份作用；集体庄园的庄员有许多在国外旅行，并受到全球通讯的新技术的影响：在许多庄员的家中都有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他们在工作场所和家中都用计算机上互联网，消息传播得很快。
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灵魂的探索，对基本观念和价值观的重新考查和改变形成不对称的冲击。所有的这些发展一直延续到今天。
收入的来源

过去：集体庄园的经济在起初完全是建筑在农业上的，后来变成了农业加工业。
现在：集体庄园的农业仍然在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集体庄园的内部，农业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今天，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五的集体庄园庄员从事农业劳动。
工业的贡献保持稳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集体庄园的退职庄员都在从事白领的职业。
同时，越来越多的集体庄园庄员在经营商业服务，如洗衣店、餐馆、幼儿园和游泳池内工作，他们也变成了商业性旅游、周末商店和娱乐业中的骨干力量。
平等

过去：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集体庄园根据“你的过去是由你的能力来决定的，而现在按你的需要你可以选择你的工作”这样的观念来保持个人之间的平等。集体庄园为他的成员提供全面的服务，从牙医保健直到住宅维护，从度蜜月直到用经济补助来负担他们不住在农场内亲友的生活，作为回报，也要求新来的庄员把他们除个人用品外的全部资产都转交给集体庄园。
现在：完全的平等，作为一种绝对的原则，现在已经几乎绝迹了。

一般来说，集体庄园在提供给成员的公共服务方面尽可能地保持平等，例如食品、医疗服务和教育。但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即成员的私人收入，例如城市中住宅的房租或继承来的遗产等，则很少控制和监督。
工资和收入

过去：集体庄园的成员按月收到生活津贴（取决于家庭人口的多寡），但与他所付出的劳动毫无关系。津贴主要是为了满足特定项目的开支，如服装、报纸和度假（请参阅下面的《基本需求》条）。
现在：根据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少数，但日益增加的集体庄园已经采取了有差别的工资体系。

改革的建议一般要求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对资深的成员、负有重大责任的成员及离开庄园外出工作的成员支付较高的工资。成员的预算予以扩大，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例如在家庭中烹调或在晚餐中吃额外的肉食等。在另一种模式中，成员向集体庄园纳税以支付庄园所提供的服务、维护及社会福利。
劳动

过去：在工作场所干你自己的工作，避免采取任何形式的雇用劳动。在“轮流”的制度下，部门的经理是定期选举产生的，期满后轮换；尽管他负责安排其它人的工作，他也被视为一名普通劳动者。唯一被准许离开本集体庄园去干的工作是推广或协调集体庄园运动。
现在：一般而言，成员现在有权在集体庄园的劳动场所内拒绝所分配的工作。他们现有可以离开集体庄园外出工作，更重要的是，也不限制雇用劳动。目前，在集体庄园的工业场地内，只有百分之卅八的劳动是由成员自己干的。“轮流”制度已经几乎完全废止了，经理常常雇用劳动力。

老木木

基本需求

过去：在集体庄园的集体内部实行相互负责和相互帮助的做法：庄园照顾每个成员的基本需要，包括就业、住宅、食物、衣服、运输、医疗保健和教育等。
现在：这些内容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但规模有实质性的减少。集体庄园支付食品、衣服、运输、住宅维护、额外的业余教育和有明确定义的非必要的医疗开支。而集体庄园的成员自行负担那些额外的开支。
民主

过去：以成员集体大会为特点的自治经营，成员大会决定所有的重大事项，直接选举负责的委员会和官员。
现在：许多集体庄园仍然召开成员大会，但由负责的实体及投票选举代替了直接参与的民主制度。
集体所有制

过去：所有的财产都实行集体所有制，集体控制着一切的生产资料。涉及到部门的重大决策都在全体成员均可出席的大会上做出。
现在：所有集体庄园的财产仍然是集体所有。但由成员管理的生产资料已经有实质性的减少。这是工业性扩张和企业在制造业、农业和旅游业中合营者的数量增长的不明显的后果。另一个原因是指派了越来越多的非集体庄园的成员来担任工厂的经理或主管。
家庭生活

过去：作为集体教育意识形态的一部份，孩子们都由幼儿园统一教育，在那里孩子们学习、游戏和睡觉，父母只是在下班之后才有机会和儿童们待在一起。
现在：从七十年代之后，集体庄园已经变成了以家庭为中心，所有的孩子都由他们自己的父母抚养，并在家庭中生活。
社会和文化生活

过去：在以色列建国之前，那时的集体庄园规模很小，社会和文化生活都是共同进行的，其特点是形成了一个大家庭。对于各项活动的规划、组织和执行，全体成员都高度参与，这包括营火晚会，散步形式的选择和舞会等。每个集体庄园都指定一名文化主任来规划和协调有关事项。集体庄园运动长期结合犹太人的节日庆典，特别是与农业有关的庆典，例如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举办文化活动。在以色列建国之后，独立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和大屠杀纪念日也加入了这些日程中。
现在：随着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及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为集体庄园及其他社会根据自己的判断组织各种娱乐活动广泛的机会。一般而言，长期以来集体庄园仍然聚集在一起共同庆贺犹太人的庆典。而婚礼、舞会和犹太人的戒律就变得更加家庭化，只邀请经过选择的客人。这部份是为了营造“共同”的气氛，部份也是因为由集体庄园举办这类活动就显得过于昂贵。
集体庄园伙伴舞蹈公司
集体庄园伙伴舞蹈公司（KCDC）创办于1970年，如今已经发展成以色列最著名的舞蹈公司之一。它的创办人Yehudit
Arnon在Ga\'aton集体庄园中创办了一家舞蹈中心，后来就发展成集体庄园伙伴舞蹈公司，从各种各样的集体庄园事业单位中脱颖而出。他们定期到国外巡回演出，并在全世界受到了广泛地欢迎。它的发展与国际舞蹈指导有密切的关系，但也与它的艺术总监Rami
Be\'er的工作密不可分。这位艺术总监是在Ga\'aton集体庄园中出生和成长的，他是与学校中特殊的计划相结合，把儿童引入世界舞蹈的先驱者。
集体庄园管弦乐团
它同样诞生于1970年，集体庄园管弦乐团包括40名音乐家。它每年要举行一百多场音乐会，包括定制的系列音乐会，青年音乐会、在拿撒勒城两年一度的宗教音乐会，并定期参加由集体庄园唱诗班和来自各国的唱诗班所合办的演出。集体庄园管弦乐队也和来自以色列及国外的歌唱家一起演出全套的歌剧，并邀请世界知名的外国指挥和独奏家参加演出。这家管弦乐队也定期到世界各地演出并演出海顿、维瓦尔第和以色列作曲家们的著名作品。
集体庄园的总计人口

年度 集体庄园总数 集体庄园的总计人口
1910 1
1920 12 805
1930 29 3,900
1940 82 26,550
1950 214 67,550
1960 229 77,950
1970 229 85,100
1980 255 111,200
1990 270 125,100
2000 268 117,300
资料来源：统一集体庄园运动研究和文献中心Yad Tabenkin(图略)

集体庄园工厂中的就业

集体庄园的工业：
概述：集体庄园的工业在以色列工业总量中就销售量而言占8%，就出口量而言占8.6%，就投资额而言占4%，而就工业就业量而言占8%.

有356家由集体庄园兴办的工厂和11家由集体庄园合资兴办的工厂，它们生产金属制品、电子产品、塑料和橡胶制品、食品，光学和玻璃品、纺织器和毛皮制品、药品和化学品、办公室用品、建筑材料、玩具、珠宝和乐器。

它们在2000年的总销售额为40亿美元，其中有13亿美元的产品出口销售。占领先地位的产业有塑料和毛皮（总销量的37%和出口总额的45%），食品（总销量的17.5%）及金属和机械（总销量的15.3%）。集体庄园总工业产品中有36%出口外销。集体庄园外销产品主要为塑料和毛皮（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9%）和食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7%）。

年度 工人总数 占全国所雇用工人的百分比
1990 18,791 29.9%
1992 20,223 40.7%
1994 22,958 48.6%
1996 25,673 56.4%
1998 26,843 62.0%
2000 29,290 66.7%
资料来源：集体庄园工业协会
快速地发展
在已经来临的新千僖年的第一个十年中，集体庄园的面貌正在广泛和快速的变化中。从一开始，以色列的集体庄园就不是均匀的或千篇一律的，它们在创建者的种族来源、政治信仰和经济发展上有广泛的区别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集体庄园已经变革得面目全非。现在，有富集体庄园和穷集体庄园之间，在某些庄园内部的富成员和穷成员之间，差异还在扩大中。另外，那些试图坚持老传统的集体庄园，它们通常是富裕和经济独立的，与那些不能这样做的集体庄园之间的差别也不断发展。

在执行与政府及银行所签署的豁免巨额债务的协议的过程中，已经不能赢利的集体庄园被迫做出重大的调整才能生存下去。在另一方面，邻近新建筑群的老集体庄园的农场也可能面临着工业化的危机。在许多时候，这些新邻居就是集体庄园成员的子女，他们希望住在附近，但不想受集体庄园里社会的限制，他们也享受着高得多的生活水准。

一般而言。大多数的集体庄园都在风暴中生存下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混合着意识形态和发展规划，正向后来人提醒奠基者们曾怀有过的梦想。
志愿者
正在把集体庄园的精神发扬光大的一块凸镜就是志愿者计划。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从世界各地来到集体庄园当志愿者。作为回报，他们能得到象征性的酬金、全部的食宿供给，并能使用集体庄园中的设施，包括游泳池和迪斯科舞厅。这个计划对大家都有益，对于集体庄园可以利用一批季节性劳动力，并节省了开支，对于志愿者，他们有机会到外国去旅游并体验一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
集体庄园的未来……
对于绝大多数的集体庄园而言，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前景也问题重重。农业不能赢利而且对年青人缺乏吸引力。从整体上说，集体庄园的工业不能产生出足够的利润，而且也很难保持“集体庄园”原有的风貌。作为一个社会和经济整体的集体庄园很有必要彻底地重新估价自己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生存能力。（Freddy
Kahana，集体庄园的建筑师、规划师和研究家）
看起来每个集体庄园都是新旧集体庄园的混合物……（集体庄园的历史学家Henry Near）
集体庄园主义正在进入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一些集体庄园中正在引入工资和价格。到处都弥漫着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已经濒临完结的气氛。（David
Bailey，伯明翰大学社会学家）
集体庄园主义正在经历着在新的西方的和以色列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现实中变化和适应的复杂过程。它们正在把廿一世纪人类的社会现实重新结晶。（Cabri集体庄园的主网页题辞）

1 本拟译为集体农庄，但考虑到目前其中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从事农业劳动，故改译为集体庄园——译者
2
在本文中，全国一词均指全以色列——译者
(5/13/2007 11:55)

老木木

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但是,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余亿,3年前悄然“改制”,背后意味着近30年来苦心经营的“神话”或将走向终结。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领头人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后，原本由5家集体股东构成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进行了变更：中原工贸40%、王宏斌9%、郭全忠等6人共36%、邓富山等6人共3%。这些自然人股东全是南街村的相关负责人。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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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自南方新闻网：红色亿元村真相:靠贷款发展欠债十亿
据此，有人断言：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终于撑不住了。而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已经实行股份制的《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石玉则用了一个盖棺定论的词：南街终结。
果真如此吗？多少的中国农民曾经为有这样一个“神话”般的村庄而艳羡不已，多少忧馋畏饥的老百姓为南街村人民的衣食无忧而遗憾自己为什么就不是南街村的村民！对于一个早早实现“按需分配”模式的理想社会，即便是它有一些问题，又关乎老百姓的什么事情呢？自古以来，没有国家扶持的村庄能够富得起来吗？对于一个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来说，
欠债十余亿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试问，哪个号称“小康”的村庄没有欠国家的债？哪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许真是应了“木秀于林、风必吹之”的那句话，吹毛求疵的新闻或许总是喜欢“鸡蛋里挑骨头”的，否则这样的负面报道因何频频见诸报端？
南街村的成就是国人有目共睹的，问题出就出在“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南街村经验上面，既然“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为何偏要给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套上了一个现代公司制度的帽子呢？而且自然人股东全是南街村的相关负责人。这或许就是南街村人的失误或者某些媒体关注的焦点。
诚如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所说，南街村“改制”所暴露的问题，“是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与现代企业制度不对接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变化，有多少的“改制”现象存在，为何独独南街村集团就不能该呢？
自然人股东对集体股东的置换，在法律上，意味着一场“化公为私”。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处一位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在查询后说，“南街村集团原来的集体股东变更为有自然人股东在内的股权结构，在程序和法律上是完全合法的”。不过，对一直因走集体路子、生产资料公有的南街村来说，法律上的合法在意识形态与舆论上却遭遇了空前的压力。其间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质意义。对此，我们不仅要问，果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吗？
和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风云显赫的大寨、华西村、刘庄等不一样的是，这个新兴的村庄不仅仅实现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集体劳动、供给制与按劳分配结合，而且还将一系列原本已经从中国大地上消失的举动重新搬回：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和每天下午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齐齐走出工厂；经常开展思想批斗会；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就是作为南街村党委书记的王宏斌(称呼是“班长”)，也坚持每个月只拿250元的工资。
所以如今通过股份制，将原本归属于集体的资产一一细分到领导层的个人名下，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笔者的疑问在于，改制究竟只是一种形式，还是实质上的“私有化”呢？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称，虽有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材料的铁板钉钉，面对媒体，南街村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南街村永远不会搞私有化！在记者对众多村民的采访中，也没有村民相信，南街村已经改制。而南街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整个管理和分配与股权的多少并无关系，就是管理层也仍然和所有的村民一样享受着同样的住房，同样的生活标准，而且企业管理者的调动，党委和集团“说调就调”。财务处处长黄国祥告诉记者，集团内部有着共同的约定，是没有人可以实现法律意义上的改制，将集体资产纳入个人腰包的。那么2004年登记变更时，法人的变化又是怎么来的？当时的具体经办人，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现档案馆馆长王洪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只是变更时，河南省工商局企业处工作人员说，南街村集团应该有自然人的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追求的是集体共同利益，而现代企业制度，追求的则是产权清晰。
按王洪凯的观点，南街村2004年工商登记发生的变更可以这样看：原本一家人创业打下的江山，创业时每个人都发挥了作用，很难说哪个人贡献多少，但是到做工商登记时，就必须具体到每个人多少股份。不过与家族企业不同的是，家族企业有长幼尊卑秩序可作参照，而在南街村，越是管理者越要通过自身的牺牲与奉献来赢取自身的威望，对利益是避之不及的。
因此，笔者认为，南街村的“改制”只是模糊状态下的一种现代化形式，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更不是有些人所说的“红色终结”！
或许，“改制”表格中所填的自然人股东不是南街村的相关负责人，而是一般村民，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闹剧了......
（李吉明2008年2月26日于河南新乡）

老木木

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但是,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余亿,3年前悄然“改制”,背后意味着近30年来苦心经营的“神话”或将走向终结。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发展的真相：“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法律上已经集体经济私有化

采写、摄影/《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 上官敫铭 发自河南 本文经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卢荻审稿

王宏斌原话，“我们无非给他们长期住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建了一座小别墅，那里面有小酒巴间、小卡拉OK厅，我们还专门掏了五万块钱买了一个麻将桌……”

“班长”王宏斌,南街村“神话”的缔造者

南街村集团“改制”的铁证

　毛泽东像是南街村最著名的符号。南街村以自称坚持“毛泽东思想”而闻名

发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老木木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除了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老木木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门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只有你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