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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决然的选择ffice ffice" /> 1975年中央知青工作会议传递出一句设问，“让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还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个关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方向的问题被提了出来。1977年又恢复高考，涉及的当然也是同一个群体。1978年，大规模的知青运动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当年16－22岁的青年面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关头”，何去何从，该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了。大家天真的感觉：可能老人家把我们知青的事给忘记了。 我家兄妹5个四男一女，三个下乡，一个受爸爸“问题”影响分到外地，只有70届的妹妹赶巧“全部分配”留在了父母身边。记得那时爸爸厂里一开会动员子女上山下乡，爸爸就带头。我是兄妹中最早下乡的，比大我4岁的哥哥还早上班一年，比较有发言权。最小的弟弟下乡时，我和爸爸说，“您看人家大干部子女带头下乡但都能带头回来，咱家只能带头去而却不能带头回来”，接着又举出许多例子来，爸爸不再说“在哪都一样革命”的话了，但建国前就参加革命的他，还是不愿意听我的直言。 多次推荐上学领导不让我走，恢复高考时又莫名其妙地把参加工作队的名额“照顾”了我，几年过来，曾经的年龄优势没有了，萌生了一种“总是被人作弄”的感觉。 恰逢遇到刚建立起恋爱关系的女友返回城里，多年形成的“一切听从党安排”的信念第一次产生了“动摇”，屡受伤害后，我想起了家的温馨。 本来，按照当时的政策多子女上山下乡可以有一人办理“困退”，但“困退”容易把造成知青家庭困难的责任归到城市“知青办”，所以不好批准；“病退”呢？会把让知青罹患疾病的责任归为当地领导，当地领导也不愿意给办。有些政策落实起来是那么让你左右不是，两头为难。那时组织上是不会有责任的，有错误的也只能是个人。被难为的是身心疲惫的知青，而曾经神通广大的知青那时只有磕头作揖送礼的份儿，一些女青年选择了“献身”，这真不是危言耸听。 1978年底，由于我的义无反顾，按照有关政策我获准返城，见到了回家的“亮儿”而如释重负。想到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让组织写一份鉴定，心怀妒忌的组织干事对你十年的评价却是那么随意地轻描淡写，想起来我就感到后悔，我为什么要求她写鉴定，她有什么资格评价我！还得说是曾经共同奋斗过的知青战友，有的搭乘拖拉机几十里路赶到团部来送我。担心他们当天没有回连队的车，我没有告诉他们具体什么时候走，更不能说下午就上火车，招待他们用过午饭后，送他们回连队了。 其实我已经办理完一切返城手续，行李已于头天发运，今天就是告别“第二故乡”的日子。我只想一个人默默地离开，独自抚平心灵的创伤，享受这不可多得的仅属于我自己的场景，而不想惊扰任何人。 一个小时之后，同宿舍的人都上班了，我悄然背上已经洗的发白军用挎包，来到通往火车站的公路旁，拦下一辆拉货的卡车驶向了车站…… 想到回家以后，已经为北大荒整整工作十年的我，留下满身伤痛将要成为城市的“待业青年”－其实就是一名奉献十年后又将一无所有的失业者－那时忌讳“失业”两个字。 顾盼我留在站台上孤零零的身影，前几天做行李箱加工木材被轧骨折的右脚大拇趾发着一阵阵的刺痛（因为已经办完返城的手续当时没有接受任何的治疗），我想到了保尔，泪水弥漫了修路时曾经患过夜盲症又戴上近视眼镜的双眼。 没有什么难为情，让它尽情地流吧，好痛快，一切都将从头开始！ 回到家里的那天晚上，同学的父亲－高大爷听说我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约我去看电影。从家里去评剧院看电影要步行45分钟，一方面心里想看，另一方面老人家也不能拒绝，忍着大脚趾骨折的疼痛去看了日本电影，片名叫《望乡》。
［此帖子已被 冰团战友 在 2008-5-4 14:54:34 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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