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5【石门随笔】学中西马 习儒释道 写诗书画 净身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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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好日子拉长了过”，把握好民族性格，借鉴历史经验，对于中国的长久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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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它或被用来证明文学文本意指的不确定性和意蕴的丰富性，所以不同的人能读出不同的意思，阐释绵延不绝；或被用来印证读者理解文本的差异性，因为受教育、环境、年龄、性别、阅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读者们的阅读能力、水平、趣味千差万别，即使面对同一个文本，他们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谈到自己阅读《哈姆雷特》的体会时曾说，她少年时就读《哈姆雷特》，后来又多次阅读，却是常读常新，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这部经典的理解都有不同，心中的哈姆雷特形象也有变化。关于阅读，中国古人张潮曾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因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张潮的话与伍尔夫的阅读体验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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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之名是从程颢、程颐兄弟创建的学说而来的，因其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故名“理学”。而二程的理学同时又被称作“洛学”，这便带上了明显的地理学和地域色彩。所谓“洛”，即今河南洛阳之地。中国南北方之分一般以长江与黄河间的秦岭淮河为界，而河南恰处于淮河以北，又因位于中国中东部，称“天下中原”。二程的祖籍即在洛阳，两人活动、从政以及创建书院也都主要在北方，后皆卸任辞官回到洛阳静心讲学著述，故世人便将其学派称作“洛学”。二人主要的学术活动与讲学都是在故里进行的。

而随着北宋灭亡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方遂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南方的理学是谁带过去的呢？这便是程门弟子杨时、谢良佐、周行己、许景衡等人。

两宋时期，书院文化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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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韩召颖表示，19世纪的英国通过海外扩张、建立殖民地，确立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英联邦作为这种秩序的残留依然存在。美国在20世纪建立了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积极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搭建国际合作平台，践行“结伴而不结盟”，助推合作伙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实践上，中国的国际行为促进了地区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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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冲击，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在此背景下，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向世界传达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新风向，促进形成更为团结、公平的国际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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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看来，此次疫情是对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一次检验。在这场全面而深刻的挑战背景下，“东升西降”“西方之乱、中国之治”的政治反差与力量格局愈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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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治理，我们需要研究两类治理五个层次。两类治理指的是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其中国内治理包括地方治理和国家治理两个层次，国际治理包括双边治理、区域治理和世界治理三个层次。同时，要研究协同共治的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国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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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茱迪•泰德邦(JudyTatelbaum)所说的：

　　悲伤是需要关注才能治愈的伤口。要想对治和超越悲伤，就须公开而诚实地面对我们的感觉，把我们的感觉充分表达和释放出来。容忍和接受我们的感觉，不管多久，一直到伤口痊愈为止。我们恐惧一旦承认事实，悲伤就会击倒我们。事实上，悲伤的经验会化解。没有表达出来的悲伤，才会是永远持续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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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

——《隋书·文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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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修行者也发生灾难、恶疾，那有两种可能：一是圣人示现凡夫相，视同凡夫，受灾受难，是为了能接近凡夫大众，感动凡夫众生；二是因为大修行者本身的业报所感，最后身的佛及罗汉还要受报，何况是一般凡夫阶段的大修行者。有的是因精进修行，使天魔恐惧，或往昔的冤家债主现生于神鬼道中者发愁，唯恐大修行人，出离生死之后，不再受其控制，无法索取所欠的债务，因此而有种种的大魔难、大疾病，纷纷降临。也有由于大修行力，使得应堕地狱、畜牲、饿鬼的罪报，而以人间的灾难、疾病来抵偿，称为重罪轻报。所以大修行者的灾难、疾病都是好现象，不过不是为了代众生消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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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一种缘，是千百世修来的师徒之缘。世间有一种情，是历经沧桑后依然金刚坚固，师前座下聆听慈诲的心。世间有一种爱，是无私给予宇宙人生真相，悲心予以救度的大爱。打不破，分不开，难相弃，缘如海。承师恩，智慧启，真理明，道业成。轮转生灭无数次，每次都能重逢这场师徒的盛宴，因为心中有个力量在牵引着，无形中缘在作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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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易学家、经学家郑玄，以爻辰诠释易学。郑玄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化约为乾坤十二爻，值子至亥十二辰，以辰指日月周天运行相会的次舍或所历星次，进而彰显宇宙阴阳消息的引动之源。通过指明日月运行引动的十二种阴阳消息气局与八卦卦气，及其所引发的物候、节气、时序的交替与万物万象的生化，与其所促成的大宇宙气化生生的律动，进而完善、巩固、深化了汉代易学阴阳消息的认识，表达了法天道、行礼乐、施德教而致太平的价值取向。

依郑玄之见，天阳地阴之气是宇宙造化之源。日月周而复始的周天运行，引动了六阳之乾与六阴之坤所示的天地阴阳二气往复循环的发用与流转，而有十二种气局与八卦卦气先后出现，使宇宙成为一个气化生生的、一体有机的生命性气场，并引发宏阔宇宙整体场域下的物候节气时序之交替与万物万象之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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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复礼为仁”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是儒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等，其诠释“为仁”不是定义“仁”，而是借“克己复礼”工夫指示“仁”之本体、境界。“克己复礼”是先前的工夫，是求“仁”之术，“仁”是后至的效果和目标，做了“克己复礼”工夫，“仁”自然水到渠成。透过这一诠释可以看到，朱熹重视工夫实践，反对空谈仁说，其学术具有明显的工夫论倾向。这种工夫论倾向，充分彰显了儒家学说的独特哲学价值，在世界哲学发展中可发挥重要作用，揭示这一倾向，对于平议汉宋之争亦不无裨益。

朱熹认为，仅仅把仁设定为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或胸怀，而不指示具体的修养方法，是空谈仁说，会误导学者，只有坚持克己复礼工夫，去除气禀物欲的影响和蒙蔽，才能回到仁心的本体。可见，朱熹本人亦旗帜鲜明地反对空谈，强调工夫。

从源头上看，整个中国哲学始于忧患意识，而非对世界的好奇。如果说，好奇心引发的是求真，那么忧患意识引发的则是寻道，即朱熹重视的“工夫”。在朱熹看来，“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儒学重要命题，重要的不是从理智的领域讲解和描述“仁”本身，而是突出怎样才能见到仁的本体和全体、达到仁的境界，强调的是实现仁的工夫和方法。同西方哲学运用语言分析、逻辑推理等进行描述和定义的认知不同。

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等理论，只是为人的生活提供指导，只是人生的观念基础。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工夫是解蔽中国哲学奥秘的放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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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要有这样一种“对话”的精神。学习古代文学，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穿越过去，与古人对话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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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否信仰宗教，临终之际保持安详的心态是很重要的。……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不管亡者是否相信再生，再生还是存在，因此，安详的心(甚至只要是中性的心)，在临终之际是很重要的。

受生中阴意识的觉察力是生前的七倍。这可以带给他们极大的痛苦或利益。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夜我仍要在园中种满莲花，以清风明月的胸怀歌咏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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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是受辩证法规律支配的。马克思1853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评论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曾经用历史辩证法“两极相联”即对立统一观点考察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马克思说:“‘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并说:“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马克思的这个判断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得到最明显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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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对各位出席会议的代表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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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先生就曾经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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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的中国通史，不仅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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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使印度佛教基本精神得以继承和延续,而且使中国佛教呈现出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崭新形态,是中国佛教思想宝库中最重要的理论瑰宝,是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发展史中最精彩的华丽篇章,展现出中国汉传佛教各派“祖师”巨大的创造气魄和卓越的思想智慧。同时,亦使世界佛教中心开始从印度向中国转移,从此“东邻诸国求法僧人,并不一定去印度,而是来中国”,它们的佛教思想体系“几乎是从中国搬去的”,从而奠定了中国继印度之后的名副其实的世界佛教中心地位。

历久而弥新、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固有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下,同样展现出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巨大创造精神,特别是隋唐时期,各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理论、修行与制度等体系纷纷创立,中国佛教开始脱离对印度佛教的完全依赖而步入自我创造的极盛时代。

白马寺在古代确实被视为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或中国汉地创建寺院的祖始之地而被奉为“祖庭”“祖刹”。

“祖庭”起源于儒家尊祖敬宗的浓厚观念,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隋唐以来,随着中国汉传佛教宗派祖统法脉意识的日益高涨,中国汉传佛教自唐中叶开始使用“祖堂”一词,北宋时开始采用“祖庭”一词,并逐渐赋予其多重的内涵和厚重的价值意义,使其成为了佛教中国化的突出标识。我国古代教内外学人对此已有自觉的认同和表达,为我国佛教发展的“中国化方向”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