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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歌哭玉渊潭》(第三篇/共八篇)
转帖者按:
在《北京市河湖管理条例》、《北京市公园条例》两个地方法规的限制下,在北京市的任何自然水域游泳均属违法的!因此,北京的冬泳活动常被某些媒体斥责为“野泳”!目前,北京的冬泳活动只能在老传统和新法规的夹缝中生存!著名社会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先生从社会学和法理的角度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批驳了这种对冬泳者的无理攻击!并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冬泳者辩护.读了“郑文”,也可以使全国的冬泳爱好者更加了解北京的泳友,为坚持开展冬泳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北京市冬泳俱乐部副主席、海淀区冬泳协会主席赵瑞英同志认为“郑文”写的非常好,委托我将此八篇文章传上中国冬泳网,为北京冬泳活动的合法性大造舆论!赵老今年80岁,有30年的冬泳泳龄,离休前曾任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副局长.赵老曾为北京的冬泳活动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也经常在《北京日报》上撰文宣传冬泳.离休后,赵老把冬泳活动当作一项事业来干!有人曾在中国冬泳网撰文—《赵老的人生三大境界》(此文可搜索),来赞美赵老对冬泳活动的执著精神!
北京冬泳人向泳友郑也夫教授和赵老致以崇高的敬意!
正文:
玉渊潭是北京游泳爱好者的宝地、福地和圣地.说其是宝地,是因为水面开阔,即使是盛夏,数千人同泳于此也宽绰有余;水质即使说不上清澈,在北京也属上乘.水质在其之上的大约只有昆明湖.但昆明湖位置偏远,且皇家公园的身份毕竟与市民游泳有一定的距离,故昆明湖的游泳禁令得以通行.玉渊潭则因地处市中心,来去便利,又是个朴素的平民公园,票价低廉,遂成了游泳爱好者的福地.很多下岗工人整天在这里打发时光.他们带上泳裤、泳镜、塑料水壶、玉米、象棋,在这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他们时而下棋,时而高谈阔论,但是若不能游泳,他们绝不会在此吹牛、下棋和逗留.因为游泳是其他活动的前提,因为酷暑难耐,还因为游泳是他们的最爱.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游乐场,是他们的医院,锻炼就是他们的医疗保险.真不知如果北京的游泳爱好者失去了玉渊潭,心情是何等的寂寞和沉痛.其圣地的品性,大约源出两处.其一是它巨大的凝聚力.在锻炼已成为消费的今天,七月流火的傍晚,玉渊潭免费游泳的湖边仍聚集着数千泳者,那沸腾的人气,那绵绵细语汇成的喧嚣,必令身临其境者深深地感动,知晓了何为太平岁月,何为大众体育,何为世俗文化.其二是冬泳造就的英雄气概.玉渊潭是北京,说不定也是全国最大的冬泳地.玉渊潭夏泳的骨干和基本群众是劳动大众,冬泳更是如此.十几、几十个退休老工人,是冬泳的铁杆.他们每天清晨,拿着铁钎,在冰面上开凿水道.那水道宽10米、长80米,甚是壮观.冬天每日能有数百人在这里冬泳,周末观者如潮,绝对构成了京城一大景观.无数好汉在这里比试身手.一位绰号“金刚”者每日下水就是600米,却为人憨厚谦虚:“你们也都成.”其实我们打死也不成.一日,来了一位做厨师的大汉,下水就干了1000米.“金刚”岂肯罢休,拼下800米,上岸后自叹不如.平庸如我辈者,忝列冬泳人行列,托老工人凿冰的福,借“金刚”等好汉的光,也倍享公园的尊重.冬季走进公园大门,从来是高视阔步—凡是拎着水壶的概不需要出示门票.
吾生也晚.在我的记忆里,50年代末期(我读小学低年级的时候)的玉渊潭就有很多人游泳了.那时的玉渊潭不是正规的公园,不要门票.1965年,毛泽东提倡全国人民都到江河湖海中去游泳,为玉渊潭打造了一段空前绝后的局面.园中修建了更衣室,可以冷水淋浴;湖中搭建木台,供泳友休息;还配备了救护人员.这期间的玉渊潭依然不收门票,只是游泳存衣要交2分钱.但是好景不长,1967、1968年时,服务系统好像已经不比当年.当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京城青少年外流,公园游泳服务系统就彻底瓦解了.尽管失去了服务系统,游泳者却从未消失.他们带上简单的更衣“设备”,一条大毛巾或是布单,讲究一点的再带上一桶水游泳后冲洗,衣服就放在岸上.贫困时代大家自卫的心理还是很强,游泳者衣着简单,很少带钱财.现在富裕了,游泳丢失衣服的事情已经绝少发生.这样,服务系统消失了,最简单的自助方式产生了,游泳照样进行,并且愈演愈烈.万千群众的习俗远远胜过了一个伟人的倡导.在“后毛泽东时代”没有任何服务设备的情况下,玉渊潭的游泳盛况已经可以媲美毛泽东时代的游泳全盛期.冬泳之发展更不待言.现在回想和对比起来,觉得自助蛮好.更衣室里人一多,卫生情况往往令人不快.游泳人数的巨大弹性,导致很难配置服务人员.服务人员少了不够用,多了有时又没事干,还增加了成本.现在的状况其实很好:没有更衣室反倒更卫生,游泳者对环境几乎没有任何污染,对他人几乎没有任何打扰.唯一欠缺的是泳后不能淋浴,但有了淋浴也就有了污染,没有也罢.
毛泽东不在了,公园里游泳悄悄地失去了合法性.毛泽东的游泳上的言行并不都对:他在游泳池会见赫鲁晓夫显然过分,但他提倡到江河湖海中游泳似乎不错.反其道行之,在公园中统统不许游泳该算矫枉过正吧.玉渊潭这块京城自然水域游泳第一圣地的情况要比其他公园幸运得多.但不知从何时起,也悄悄地出现了“禁止游泳”的牌子.但极富嘲讽的是,人们就在牌子底下大游特游.牌子其实起着为公园解脱的功能:出了事公园概不负责.于是,在公园和游泳者两不妨碍的情况下,玉渊潭的群众游泳活动进行依旧.
改革开放以来,玉渊潭大兴土木,变得精致起来,并开始收取门票.终于,管理者觉得这么精致的公园不可以游泳了.如果投资修缮,并允许游泳,多数人不会反对,虽然我更喜欢玉渊潭原初的野趣,但我不想固持己见.而如果硬要选择:保持原初状态可以游泳,投资修缮后就不可以游泳,我猜想,相当多的玉渊潭人,特别是老资格的玉渊潭人,会选择前者.但是决策的不是他们,且他们影响不了决策.
玉渊潭群众游泳运动50年波澜不惊,演至2004年7月19日,风云突变.我因搬家远离了玉渊潭,平日只好到一个游泳池去游泳,只是路过玉渊潭时从不忘记带上泳裤、水镜.7月23日,碰巧又来到玉渊潭,目睹了这场冲突.听游泳的伙伴说,从19日就开始实施禁令了.我目睹和亲历的情况是,湖上有两只船,船上坐满管理人员,岸上也有几个管理人员,一同用扩音器劝告游泳者上岸.大约几十名游泳者退至岸边,但仍身在水中不肯上岸.只有一老者毫不畏惧,仍在湖中游泳,且与船上人对话.老者气在头上,话语颇不好听,但事实或许不错:“凭什么不让游泳.我在这里游泳时还没有你们呢.”我比那位老者大约小个十几岁,在玉渊潭游泳也有40年以上泳龄了,船上的多数人大约不到40岁.这完全不是以老卖老,而是说,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对这公园的感情,以及同这公园相关联的生活习惯.我问岸上的警卫:“这禁令是来自园长还是市里.”回答是市里.我说:“你们最好向市里反映,想要改变数千人的习惯,这事太难了,怕做不成.”他说:“没什么做不成的.现在是客气,如果不成,就像颐和园那样罚款.”大伙说:“这公园能和颐和园比吗?”我说:“那要动用多少警力?”对能否禁止,双方相互不服,都说走着瞧.这会儿远处的游泳者又游了起来,船奔向那边,我随同这边的人下水游了起来.一会儿船又回来,大家又退回来.就这样“你进我退,你退我进”.走出公园大门,迎面而来的尽是前来游泳的人.但我却猛然觉得,人多势众确乎不是乐观的根据,政府什么大事都整治了,这点事算什么.问题是这么做到底图什么?
我自信对现代城市治理并非一窍不通.我写的《城市社会学》已经成了国家教委推荐的教材.我在书中说:国外一个建筑大师说,要建设一个新的小区,首先不是建筑学家,而是社会学家出场,调查清楚居民们的愿望和要求,不然是建设不好的.我们面对的不是修建一所新公园,而是管理一所老公园,管理者早就清楚进公园的人们的愿望和行为.退一步说,即使是一件大好事,和这么多人的愿望违背,总该搞个民意调查吧?可惜什么也没做.
不仅没有民意调查,也不向大家陈述禁止游泳的理由,只说“公园水域禁止游泳”.那么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只能想到两个.其一,公园里赤身裸体,不够文明,何况北京主办奥运不远了.但我实在不明白,我们不是每个公园都在游泳啊,北海公园、紫竹院,都没有游泳.在北京开辟一两个公园允许游泳有什么不文明?玉渊潭人游泳恰恰是非常文明的.主办奥运时让国际友人看看,只能为国人争光,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同样繁荣.
其二,淹死人的问题.这理由看似强硬,其实还是勉强.禁止玉渊潭游泳其实能保证的只是玉渊潭不再淹死人,对于整体减少游泳死亡未必有效.玉渊潭水好,又开放游泳,喜欢天然水域的游泳人自然多跑到这里.这里取缔了,人们就会跑到别处,焉知别处不死人?那么可不可以在北京,乃至中国的一切自然水域禁止游泳.我还没听说过这么霸道的君主,我也不能想象这么有效率的管理者能实施这一法规.一切都有代价.实际上玉渊潭在群众健身上肯定是功劳大焉.如果不是在这里游泳健身,很多人说不定早就体弱多病夭折谢世了.危险是取缔很多活动的理由吗?登山的危险大大高于游泳,我们取缔登山了吗?全市每年死于轿车的人数大大高于游泳,我们准备取缔轿车了吗?再举一个更贴近的例子就是西班牙奔牛.其危险是巨大的,可是西班牙人从来没有打算取缔奔牛.国际友人也绝少谴责这项运动.相反,人们将它视为西班牙人的文化和传统,称赞参与者的潇洒和勇敢,而不是批评他们鲁莽、轻生.玉渊潭的游泳为什么不能登堂入室,攀登到奔牛那样的文化高度,即使牺牲个把人也不被否定?表面地看,玉渊潭的游泳人还要进一步炒作自己,搞起一些象征性的活动.比如,在每年三九天的某个周末,比赛谁在水中待的时间长,谁在水中游得最远,以一种堂皇的、超越极限的记录为自己披金.说通俗些,要让自己成精,成气候,别人不但奈何不了你,还要尊敬你,崇拜你.但是深入地看,难道一种习俗和文化还没有成精的时候,就不是习俗和文化了吗?难道玉渊潭方圆十里地内的数以万计的人们半个世纪中形成的习俗,因没有获得奔牛那样的盛名,就可以被蔑视,被扫除?
“人文”在中国文化界,很是被讨论了一阵.但多数人,包括我自己,看那讨论后仍然一头雾水.我以为“人文”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玄之又玄,望文生义即可明白大概.“人”凸现了它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的劳作.所以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之区分.“文”说明了它不是本能,是高于本能的行为和活动,并且往往有传承,有积淀.“人文”还有一个其字面不能呈现的性质,就是它不同于科技.科学是理性的,技术是实用的,二者有时还是线性的.而人文是全面和博大的,它包括信仰、道德、审美、娱乐、情操等等.人文是人的全面体现,人文科学是对人的全面关照.人文往往有一定的历史积累,但它不等于古董.人文的主流是活着的,影响个人的习惯和文化.公园大多由自然和人文二者构成,其自然和人文的内容当然都不尽相同.颐和园有自己的人文资源,天坛有自己的人文资源,玉渊潭也有自己的人文资源.我在《城市社会学》中说过,有两种公园:一种是为其他城市的人来旅游的,本市人很少光顾;另一种是为本市人消遣的,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更影响本市人的是玉渊潭,不是颐和园.要从公园观察北京人的生活,要去玉渊潭,而不是颐和园.什么是玉渊潭的人文特征呢?不是它的硬件,而是园中人的行为.是它的晨练,它周末的戏迷票友、合唱团体,还有一项无论周末还是平日,无论清晨、黄昏还是正午,无论春夏秋冬,都不停歇的活动,就是游泳.毫无疑问,它是这个公园重要的人文内容.是因为有了晨练,有了票友,有了棋迷,有了歌声,有了春夏秋冬的游泳人,这个公园才显出它的多姿多彩.
不客气地说,人文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管理者的弱项和通病.拆除城墙,夷平四合院,是缺乏人文.他们不懂得旧时景观对一个人的心理,往事记忆对一个人的情感是何等重要.禁止玉渊潭游泳,同样是缺乏人文,他们不懂得习惯对一个人是何等重要.只要这习惯对他人没有不良影响,就没有干扰它的道理.强行禁止人们对一个公共空间的使用习惯,将严重伤害他们的身心.长此以往,将严重败坏我们社会中的人文环境境.
作者:郑也夫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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