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1898～1976）

赤条条1

           （1898～1976）

兔宝宝

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寒江搏浪

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三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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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1976）

 一代伟人万世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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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生前对水利非常关注。十三陵水库的劳动现场、湛江的海滨、北戴河的海滩，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但遗憾的是，浏览网上，没有发现他冬泳的照片。这可能与他1939年被江青惊了马，致使他落马折臂有关。但是，这两幅周总理与水有关的照片，还是引起了我的兴趣。这说明，如果不是胳膊不方便，总理也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冬泳者。众所周知，周总理年轻时曾经练过武术，而且是天津韩大侠门下的高徒。文武全才，令后人敬仰，特发此帖，纪念他老人家！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他与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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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
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周恩来少年时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美德教育，青年时又走向东洋和西欧，在那里看到了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并学习了革命思想。近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一个矛盾的地位———为救亡需要驱除外来侵略势力于国门外，为自强又要引国外先进思想和技术入域中，周恩来恰恰是把这二者有机结合的典范。
曾有外国记者问周恩来：“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回答是：“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周恩来的品格向人证明，共产党人的标准与中国传统的勤俭、谦恭、友爱等美德并不矛盾。正是由于有这种品格风范，也才反衬出那些走极端的极“左”狂热恰恰是对真正共产主义要求的异化。
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征途中，周恩来甘当副手，不仅是出于谦逊，同时也是气质使然。他与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和治国中的合作，是和而不同、差异互补的协力。毛泽东擅长宏观把握战略全局并经常有出奇之想，周恩来则善于将其在各个微观细节具体落实。熟悉二人性格的斯诺就评价说：“周喜欢抓每个计划的具体执行，问题越复杂越好，而毛对此感到厌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则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此话有些极而言之，不过看一下从创建共产党、夺取政权到“文革”的漫长历程，人们也会感到，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与实干家周恩来的结合，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幸，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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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是极其佩服毛主席的为人的，毛主席的智慧集马列主义、中国哲学、民俗常识之大成，潜心运用，信手拈来，无往不胜。他有中国农民的精明和学人坎坷的深沉。他深通文史哲，有文人的情操，谙熟儒佛道，他知识渊博，智力超群，并不象留洋派所说的他是个土包子。他珠玑满腹，思想深遂，并不像一些布尔什维克所说的他胸无点墨。但最使周恩来敬重的是毛的人格，“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慨，不破不立的斗争勇气和三思而后行的胆略。毛青年时代在长沙一师《讲堂录》中的座佑铭贯穿了他的一生，朝气、奋斗、修身，这是毛进身的三大法宝。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只是医疗组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知道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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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黄埔生后来见到他，都以“周主任”、“周老师”相称并执弟子礼
■斯大林曾希望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却自认为不适合当第一把手
■如今档案馆留存的转战陕北时的指示电，基本都是毛、周二人的笔迹
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据说与鲁迅（周树人）是本家。少年时便随家南北飘泊，见识广博。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思想界空前活跃的这一时期，他开始思考社会革命问题，并阅读了幸德秋水等人所著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1919年春，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设大学部，便返回天津，入南开大学文科。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遇到越籍法共负责人胡志明，听他介绍了共产主义思想。翌年他由李大钊派去的张申府、刘清扬（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发起组织中共旅欧党团组织。
周恩来于1924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为主任），并兼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他根据法、俄革命经验，在国民革命军中创建了许多全新的制度，成为中国军队中革命政治工作的最早开拓者。作为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早期黄埔生，也都属于周恩来的学生，后来见面还都以“周主任”、“周老师”相称并执弟子礼。
在1927年夏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组织中共能掌握的2万军队于南昌起义，并担任前委书记，他当之无愧地是人民军队最早的创始人。
1927年至1931年，周恩来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是党的白区工作的政策制定者、秘密保卫工作的创建者。顾顺章叛变事件后，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斯大林曾希望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却自认为不适合当第一把手。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拥护毛泽东领导全党，自己此后几十年间一直自愿担任辅佐。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主持统战工作，并兼管秘密战线的斗争。1946年回延安后，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并协助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如今档案馆中留存的当时军委的指示电，基本都是毛、周二人的笔迹。
全国解放后，“周副主席”的称呼改为“周总理”，是共和国的总管家，担子之重，事务之繁，无人能比。周恩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日理万机，尤其是在“文革”的动乱中独撑大局。1976年1月去世时，亿万人闻哀乐而泪下，自发悼念之隆重，应叹古今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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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酒量很大，但在国内他仅有一次喝醉，是在欢迎志愿军凯旋归国的宴会上

周恩来饮食简单，唯一的喜好是喝点酒。因长期做统战工作需要应酬，他酒量很大，却一向自我节制。访问苏联时一次因赫鲁晓夫等众多领导人劝酒，喝醉呕吐，他事后为这件事还向中央做了检讨。在国内人们看到他仅有一次喝醉，便是在欢迎志愿军凯旋归国的宴会上。想来也可以理解———为抗美援朝他费过多少心血，对胜利自然最感欣慰。
周恩来去世后，许多身边的同志回忆，认为他是全国睡眠最少的人。投身革命后他长期日理万机，在重大历史关头经常多少天日夜不眠。1931年4月，负责保卫的特科领导顾顺章叛变，为了安排上海的中央几十处机关和几百人迅速转移到新秘密住址，周恩来连续几个日夜奔忙，眼睛熬得通红。过去他从不抽烟，这次也破例向身边的陈养山要了一支，只抽了几口就呛得直咳嗽。
四十年代在延安，周恩来就因坚韧耐劳被党内同志称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他自己却说：“不，我只是一只小毛驴。”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因工作忙碌被人比做古时的周公旦。史称周公“一餐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意思是吃一顿饭和洗一次澡时都要中断几次接待来访者。毛泽东在1949年月12月致信柳亚子时讲到周总理，也引此典故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一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留法时结识的革命“老大哥”胡志明于1968年到北京时，向周恩来提出的一个要求便是，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回答却是———“我做不到。”
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又事必躬亲。1974年上半年，他的癌症已开始扩散，但是据办公记录统计，仍有半数以上的日子工作在18小时以上。
如此律己奉公，难怪全民爱戴。进入九十年代后，面对某些地方的腐败风气，人们更加怀念周恩来。甚至有人在某市政府门前立起周总理的塑像，让干部上班时对照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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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祖国增光。”

这话说得多好！

我们的全民健身运动，目的也是为了增强国民体质，为国增光。

国家脸上无光，我们老百姓不高兴。

我们老百姓身体不强壮，国家也不会强大。

国民，国民；没有民，何来国！

没有健康的人民，何来强大的国家！

体育，绝不应成为富人的专利，或者个别人发财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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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河晚渡

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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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周总理逝世时，联合国为他默哀致敬，并降半旗。

一些国家对这样做有不同意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说，如果哪个国家的总理能像周恩来这样，去世后没有后代，没有存款，受到他们国家人民的拥戴，我们也会为他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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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教授就曾指出：1这与其说是一个已被应验的预言，不如说是一个深刻难解的问题。作为一位精明且自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行为中的确存在着有诸多令人费解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他出人预料的想法和举动常常让研究者不知所措，左右为难。在非常直观的层次上，把这些思想和行为归结为一位孤独老人晚年之「潜意识」心理冲动的后果，似乎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就在这些表层「非理性」的背后，我们却又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竭力追求的明确目标，这些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其自身政治权力的捍卫。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力，包括制度控制和心理影响，都不是任何挑战者可以与之匹敌的。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太值得深入考察的复杂难题。
    毛泽东晚年思想与行为研究的复杂性反映在如下几个相互矛盾、又共同组合的综合结构之中：一位精明至极的典型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思想家和情绪激烈的伟大诗人；他拯救民族、追求平等的强烈意志与整体民族自我折磨的实际效果扭曲地联系在一起；如此深入地浸淫於传统典籍的熏陶之中，又把叛逆传统作为自己的价值体现和终生使命；2「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超越自尊，却又在时时向人们提示自己「只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要为「被人看不起」的「贱人」打抱不平；那幽默潇洒、生动活泼的语言，竟会成为僵死「社论语体」的基础模板；前现代解决中国问题的不完善理论，反而被后现代思想家视为「解构主义」的渊源，3毛泽东晚年一次、再次地创造着悖论，给后人遗留下了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不能不深究的问题。
    在「心理动机」层面上，我们将看到一个极富魅力、棱角鲜明、充满矛盾和耐人寻味之特殊人格的生动图像。从能读到的毛泽东文稿（包括公开发表的着作、即兴讲话、诗词作品、读书眉批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高傲、自负、「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度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渴望。这反映出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胆识和超越凡俗的视阈。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同时，通过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细腻、逼真的回忆录，我们又被告之，毛泽东体察入微，小心谨慎、揣摩至深，不易容人，有时甚至表现出某种与其身份不大相称的狭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虎气」和「猴气」在他身上共同有之。在心理学视角上，这两个毛泽东并不协调，时时冲突，呈现出持续性的内在紧张（tension ）。但是，无论是极度的豪放，还是敏感的谨慎，其心理的隐蔽影像和焦虑核心都是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自我」。用精神分析的规范术语表达，就是「边际性症候的自恋主义」（the narcissism with the borderlinesyndrome）。15用通俗的比喻说，这种人格大喜大怒，打抱不平。不得志时具有「卧薪尝胆」的超常毅力，成功以后又会傲视群雄，拒绝不同见解，甚至一意孤行。向权威挑战成为其赖以存在的生活乐趣与精神支柱。由於这是一种「非同凡响」的人格，所以孤独总会伴随而行，而潜意识中抑制不住的自我张显，其实是弥合其高度疏离感的必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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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４９到１９７６年，周恩来一直是中国人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至少有两次，他实际上被剥夺了总理政府事务的权利。
    １９５２年８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就是前面提的“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计委主席位高权重，像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人这样元老级人物不过是计委的委员，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之称。此后不久，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着分散主义的现象，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撤销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总党组，要求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务院各口也重新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其他的如政法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贸工作由陈云等负责、铁路交通由邓小平负责、农林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只负责外交工作。只是高岗好运不长，１９５４年初就受到整肃。周作为总理的权力才又有恢复。
 
　　１９５６年周的反冒进再次使毛不快，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上，毛特别表扬了能够体现他意图的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１６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周当然明白这不是写文章的问题。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中央就周提出的“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应该继续担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但在大跃进期间，毛亲自领导经济，周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只是在大跃进出现了大灾难后，周才出来收拾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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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以“反冒进”作热身。从１９５７到１９５８，毛泽东多次批评周，薄一波回忆录披露的就有：１９５７年９、１０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同年１１月１３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同年１２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同年２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年３月的成都会议；同年４月的武汉汇报会；同年５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同年５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
    周恩来检讨不迭，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作了公开检讨。毛不但对前两次不满意，而且秘书帮助写也不允许，直接发话：“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以至于周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此后也一直成为毛抓在手里的辫子。大跃进天怨人怒，周恩来不得不代表国务院承担责任。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周说到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都有责任。他还检查了自己的两个错误，一是１９５９年８月在人大提出的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标准；二是１９５８年６月主持起草的关于轻重工业下放比例的文件。这些问题，我还要在３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解释，这是我的帐，要交代。毛主席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重彼轻此当然不是要维护总理威信。
    因为反冒进“尖锐地针对毛”；而大跃进毛却是“始作俑者”。在这里，一种主张、一种决策的经济社会后果、对国家人民的作用是次要的，关键的是对毛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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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魂——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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