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漂流三十年，我们站在源头再思考——1986，生死漂流

冬泳博士

被江河捆绑的命运

文/本刊记者袁颖 原载于2008年《户外 》

生命如树的年轮，因为漂流改变形状。如果是荣光的话，他们是真正的漂流者。如果是痛苦的话，那是共有的体验，铭在我心。——随队记者马挥

1979年，四川西南大学电教室职员尧茂书在一本美国《国家地理》上看到了日本探险家植村木直单人漂流亚马逊河的故事，漂长江的念头悄然在尧茂书心中生起。他计划用六年的时间去做准备，包括体能训练和勘察江河。计划在1985年9月开漂。

年初，坊间传言美国人肯•沃伦以35万美元向我国购买了长江的漂流权。据说听到这消息后，尧茂书便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提前！提前！”。

1985年，在《四川日报》刊载了一篇名为《长歌祭壮士》的报道，讲述尧茂书漂流长江不幸遇难的事迹。报道的作者戴善奎在在多年后补述道：尧茂书的勇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艺术的热情。尧茂书本身就是一个玩命的摄影爱好者，他拍摄的冰川消融照片曾登上过《中国摄影》的封面。如果换在今天，尧茂书的故事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被表达，而当时，作者着力表现了尧茂书要抢在美国人之前漂长江这一点。这个角度正好符合了当时的主流，“中国的长江要中国人首漂”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信息匮乏的年代，一篇文章就是一枚炸弹。

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到80年代中期，人们接收资讯的渠道是是极其有限的，除了电台和只有几个频道的电视，就是报纸。相对现在的资讯海洋，那时候资讯传载量顶多也只是公共澡堂。于是，每条官方认可的信息都能有效传播，且在适宜的时候，它能裂变成“重磅炸弹”。

《长歌祭壮士》这篇报道首先在四川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各地媒体纷纷转载。尧茂书一句“不能让外国人抢先漂我们的母亲河”瞬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热情。

一篇文章再加上一支即将到来的美国队伍，揭开了中国漂流的第一页——中国人首漂长江。这是1986年春天。

我想问，如果尧茂书没有看到植村的故事，还有另外怀有漂流梦的中国人吗？如果没有那篇报道，有多少人在乎一个在长江失踪的普通人？如果当年肯•沃伦没想到要漂流长江，中国人会那么急切投奔长江吗？如果当年首漂没有牺牲那么多队员，今天中国漂流运动的成长是否可以向“登山”那么蓬勃？86-87年两河的首漂，是中国漂流发展“早产儿”吗？

去年记者曾跟随一个美国的漂流学校漂流了长江的金沙江段。两岸陡峭的岩壁把这一段围抱作世外桃源。过了几个3-4级滩，中间也有队员遇险脱险。但敲打我心最强烈的是：为什么美国人能这么熟悉这条江河，而中国人只能含糊其辞？中国在首漂后，与江河就渐行渐远了吗？

从金沙江回来后，记者开始寻找那些曾漂流长江黄河的中国人。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一切。

时间的大手不断挥动它的抹布，事情大体的脉络在当事人的记忆力也开始模糊，他们只能在某个点上给你抛出连串的故事。以至记者错觉当年也就是两帮人漂了两条河。

随着寻访轨迹的延伸，线索和结点的不断丰富，我们终于把这场首漂连成了一张网——

这是关于两条江河，6支队伍，10个队长，百多名队员和上百名记者的故事。

这不但是人与波涛搏击的故事，也是队伍之间竞逐的故事，甚而也是以江河为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以最简约的方式去表述这次竞赛式漂流的赛果：在长江上，肯·沃伦带领的中美合作队在巴塘宣告解散，途中1人死亡；其余两支中国队伍以牺牲10人的代价漂完长江。在黄河上，三支队伍以牺牲7人的代价漂完黄河。

请容许我首先讲述遭遇挫败的肯·沃伦队伍离开中国后的信息。

两条相对立的新闻：在1987年的美国的《划艇》杂志把肯·沃伦带领的长江漂流被评为本年度全球十次最伟大漂流之第二位。在同年5月的《Outside》杂志上，迈克·麦克瑞（Michael McRae）撰写的名为《扬子江上的哗变》，阐述了肯·沃伦队伍在长江上是如何的糟糕。

肯·沃伦返回美国后陷入舆论的误解和漫长的官司，使他面临沉重的心理和经济压力，不久宣告破产，在1989年去世，享年62岁。肯•沃伦为世人留下了一部90分钟的长江漂流纪录片，还有一本回忆录。那是证词，让当时和后来及局外的人们继续关于他的褒贬和争论。

关于肯•沃伦，在他从巴塘决定上岸那一刻起，对于中国来说，已是无足轻重，不足挂齿。沃伦的队伍如被离心力飞速抛离的一滴水，消散在空气里。

提起沃伦，其实是上面《划艇》杂志评选同时把我一巴掌拍醒。中国两支队伍从长江源头一直漂到东海，中途越过美国人认为“天堑”不可漂的虎跳峡。这些都有影像为证。信息通畅的美国媒体——《划艇》杂志并没有把这些成果列单其上？

如果当时中国人知道这个评选结果，他们又以怎么样的方式回应？

我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评比的公平性。而是惊觉当年中外信息流动的不对称。我们全民上下力扑一个“首漂我们母亲河”的外国队伍，使尽浑身解数，一拳击出，其实击中的只是空气。对方在谈论的是困难、规则、水情、技术和成果。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是哪里有更刺激的急流，怎样才可以漂得更好。他们的对手是河流，我们的对手是人。

在采访到北京黄漂队队员丁凯的时候，他说：“我们漂流长江黄河都是因为一个‘肯·沃伦’，但，我们有多少队员了解他，知道肯·沃伦长什么样，他们的队伍怎么样漂？他们在美国的状况如何?。”他在当时队员心中就是一个“影子对手”。

1987年9月11日中午12点，河南队由李朝革和朱磊用敞船在离黄河壶口主瀑布6米以下一块较小的水帘闯过壶口。图/王琦

中国式漂流

美国的汉堡包和西安肉夹馍的整合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材料不一样，名字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所幸的是，也因为信息交流不畅，也造就了我们一个有想象力的时代。在美国人争论该有多少独木舟配合橡皮筏在险处派上用场的时候，中国人想的是如何找到替代橡皮筏漂过险滩的工具。中国的漂流队想：既然要过虎跳峡，既然坚持是“无动力漂流”，那使用“密封舱式”的漂流器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这在老外看来，那完全是另外一项极限运动。）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图像里，出现了好几款的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密封挺。如果换在今天，我们会马上从外部资料里“抄”学，别人根本没有的东西，我们连想的胆识都没有了。全球化进程让 “游戏规则”都成了舶来品。

中国人说的“漂流”，美国人惯用的词汇是River trip（江河旅程）。由语言传导到意识形态，造就了一种运动方式在不同民族的认知有了先天差异。

20年过去，人们对长江首漂的“赛果”已经冷漠或忘却。因为那是干枯的历史枝条，并不是花叶和甜美的果子。

历史书描绘的常常是大历史，充满细节和感情的故事，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历史。有了聚焦才有温度。

1986年初夏，三支队伍先后在长江源头集结。这是否一个最适合漂流长江的季节到20年后的今天仍在争论中。中国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美国人能掌握的长江水文资料并不充分。所以连肯·沃伦的队伍他们也只能从匮乏的资料里判断长江源头和上游的水文地理状况。

他们定出了出发的时间，迫使中国人必须在他们之前踉跄出发。

同在1987年，也是应为争“黄河第一漂”的心理，来自北京、洛阳、马鞍山的三支队伍也在不适宜的季节提前到了黄河源。

在两条母亲河的源头，都面对同样的困难。江源还是冰冻中，在高海拔地区忍受寒冷、饥饿，还要拖拉着皮筏在坑坑洼洼的冰沼里行进。几天几夜看不到任何人烟，没有通讯设备。

这样的行进对任何人都是困难重重的。最折腾人的就是迷路，还有个别小分队的失踪……人在极限环境里，且在没有装备没有经验没有技术的时候，唯一的资本就是年轻，心理和身体的承受力是可以无限地挖潜。而且是为“民族荣誉”而战，所以他们也就这样走过来了。

漂流队里除了队员，还有记者和医生；在满眼雄性气息的汉子堆中，也穿插着几个女性。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篇幅里读到黄漂队员女队员舒辉在源头的困苦与尴尬，她不无遗憾地意识到：探险世界里不接受性别差异。而在长漂队伍里活跃的另一位女性吉胡•阿沙，她为了争得和男性平等的漂流机会做出很多让人张口结舌的事情以明志：“你们不应该轻视我。”她是对的，时间是证人，20年过去，在我们翻开她刚刚出版的自传后，才发现，长漂只是她传奇人生里的一个章节而已。

走到水能载舟的地方，１人摆舵，４人划桨，渐下，渐下，时间很漫长，队员们轮流着唱歌。可他们都知道，大河要从海拔5000米跌落到海平面，需要下很多的楼梯。这些大自然造的阶梯并不以人的尺度……河流突然去了温柔，突然换了个脾气，也换了嗓门，怒吼咆哮……

“我们过滩时只有50%的机会，要不顺利通过，要不翻船。翻船后也有50%的机会，不是生，就是死。”说话的是前后经历了长漂和黄漂、从死神的指缝间逃出来的袁世俊。（他是在拉加峡五位落水队员中的唯一生还者。）记者心中升起另一个念头：“其实还有50%的机会，可以选择过，也可以选择不过”。但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在当时他们的生命语境里，没有不过的道理。

  

1986年10月12日，雷建生和袁世俊进入舱体，这对好朋友即将冲刺长江滩王老君滩。密封舱为球体，上半球捆绑车轮内胎保证浮力和减震，外部底面捆着两个外胎以稳定重心不易反侧。此船是被媒体称为漂流个体户的王殿明设计订造，他用这密封舱单人漂过虎跳峡后，与洛阳队合漂，后在雷波分开。图/李永孚  张新生提供

大河和她赤裸的儿子

当有人攀登了一座山峰，漂过一条河流，穿过一片大陆，其他人便确信这样的事情在人类能力的范围之内。在现今时代，很少有人愿意做探索未知的第一人，大多数人永远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安索·南斯

“落水后的感觉是怎样的？你下沉时所看到的世界首先是白色，然后是黄色，慢慢变成灰色，随后是黑色。但你无法左右自己的身体。水流像洗衣服一样，它爱把你甩到哪就是哪，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水底，一会儿又把你托上来，然后再甩下去。”北京队队长于忠元回忆道，“水的力气无比大，能把你给扒个精光，首先是外面的裤子，然后连裤叉也扒下。如果救生衣穿不正确，它就马上从你头顶脱出。”记者在去年金沙江漂流的时候穿的是防水服，在颈脖手脚处都有密封圈。防水服的功能除了抵挡水的侵入外，还有良好的保温功能。在拉加峡牺牲的队员里，就是因为失温而无法坚持下去。

“大约在河里泡了一个小时，身体被仅5-6度的水冰的渐渐麻木。又一排浪打来，紧靠我的宝洛首先没了。……‘建生，我受不了了！’朱红军又凄厉的哼了一声。朝建生望了最后一眼，手臂慢慢地从船绳滑脱，随波而去……没多久，张宁生轻微的呻吟也停止了，头耷拉着消逝了……”而同在一船的雷建生是被礁石击中头部昏迷而死。袁世俊的每次回述都是痛苦的。在聆听中，感受到他们的漂流征程犹如斯巴达里赤裸的壮士。记者快速打开记忆的闸门，八十年代的建筑工人们作业时需要配戴头盔吗？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上漂流，如果你没有穿戴头盔和救生衣会被罚款的，水上监察员愿意的话，他还会把你拽下水，让你感受失去保护的严重性。”美国漂流手文大川对记者说。

来自洛阳的郎宝洛、雷建生和队长王茂军在勘察水情，前两者一起首漂长江成功，被当时媒体称为漂流王子，但翌年，两人同时牺牲在黄河拉加峡上。图/李永孚

死亡，总是在突然间到来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这次探险很感兴趣，这是他的一次职业机会。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两条河流共夺取了17条生命。在这17中，有15人是在闯滩时遇难的，其中14人是在敞船翻船后遇难，有１人士在密封船里被强大的水压从密封船中挤出遇难。而剩下的两个人，是在陆上罹难的，他俩的职业都是记者。

“大卫·夏普（Dave Shippee）是《爱达荷人报》的摄影记者。他为什么要来这条未知的河流？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这次探险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他的一次职业机会。”他的队友安索·南斯（Ancil Nance）在《1986年中美联合长漂纪实》里对他的描述。“大卫在我们进入唐古拉山北侧5280米的长江源头前就病倒了，不得不返回格尔木休整。两周后，大卫看起来好多了，肯·沃伦答应他回来。大卫告诉我他已经完全做好准备继续漂流。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去，无论身体是否彻底恢复。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一路都没有后援，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到达880公里外的玉树为止。谁也不希望在这段漂流中遇到麻烦，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呼救。我记得那时我告诉自己，在旅途中连一个小伤口都不要出现。两天后，大卫又病了，我们只好把他从筏子上弄下来。大夫想办法让他喝些液体，他看起来明显脱水。但是他摇头说：‘没用了。’就昏了过去，在午夜咽气前也没恢复意识。大夫尽了全力，但他还是死了。”

至于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外界的救援。

据当时的《中国建设》随队记者回忆：“据说那时即使最先进的美式黑鹰战斗直升机, 也由于空气稀薄, 都无法抵达无人区。”另外中美合作队的中方队员张继跃也补充道：“在和中国官方磋商漂流活动的后援问题时，肯·沃伦被承诺他们将有直升飞作必要的救援。但就在沃伦整个队伍已经在广州入境的时候，才被遗憾的告知，没有办法为他们提供直升飞机救援服务。即使飞机能飞抵该地区，但也没有可供应飞机加油的地方。”但是所有船只和队员摄影组都来了，沃伦并无回天之力。

外界都认为美国死了一个人，所以就退缩了，不漂了。大卫的死并非解散队伍根本的原因。据说当时队伍已经没有办法依据本来的时间表去行进，且皮筏遭到了严重的损坏而没有修理的工具和设备，粮食基本已经消耗殆尽。且最致命的是，队伍里出现了巨大的分歧。甚至有人希望重新投票选出新的领队。

“一旦回家的渴望从心里涌起，其他一切都索然无味了。大足石刻和大熊猫都没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大家都疲惫了，一心只想回家。”安索·南斯回忆道。

肯•沃伦因为大卫的死在美国遭遇了官司，最后还是沃伦胜诉。

沃伦的队伍里有好几个由媒体委托的记者和摄影师，还有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在后面篇幅里接受采访的保罗就是摄制组里的成员。

安索·南斯回忆道，他们的行程有时不得不为迁就拍摄而拖延。

摄影师保罗说，虽然那段90分钟的片子在美国造成很大的反响，但其实那都是在没有危及生命的河段拍摄的，而他们所经历的真正危险段落，在观众根本无缘看到。

就在肯•沃伦宣布解散漂流队的同时，从中国的漂流队里得到了另一位记者身亡的消息：

“《世界青年》杂志记者万明，他在虎跳峡采访中国长漂队归途中，被飞石击中头部，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就这样，长江首先收进怀里的，是两名记者的生命。

叶巴滩位于四川甘孜的白玉县，装备精良的美国人在此失败，也是中国长漂队队员首次牺牲的地方。1986年11月19日，长江科漂队的王建军、杨前明、王振补漂叶巴滩牺牲前的最后照片。图/王烈诗

爱！荷！花！

拜读了！

无所得

大赞

冬泳博士

长江漂流30周年再思考（五）：保护长江导读：

今日长江面临种种环保问题：地质灾害与次生灾害的隐患，源头冰川退缩，长江生态水质、鱼类保护问题，沿岸森林砍伐，垃圾处理问题等等。保护母亲河，任重道远，但也须从你我他做起。

三十年时光，刹那之间。

三十年时光，长江变了。

青藏铁路、青藏公路的开通，给高原带去了繁荣，却也带来了严重的垃圾问题；经济大潮之下，有些人为了牟利，将枪口对准了高原上的野生动物，藏羚羊一度濒临灭绝；气候变暖，高原那些雄伟的雪山上，冰川正不断消融……

保护长江、保护高原的征程，还刚开始。

成都建川博物馆内的长漂馆

［藏羚羊，恢复的种群］

8月的青藏高原，正是藏羚羊迁徙的季节。羊城晚报记者和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摄制组一起，从格尔木沿青藏公路走进沱沱河，一路上数次邂逅这高原上的美丽精灵。它们时而奔跑嬉戏，时而驻足凝神，动静之间，都像是青藏高原的绝美点缀。

由于疯狂盗猎，这一族群从1990年的100万只，至1995年下降到7.5万只，如今正慢慢恢复到17万只左右，不知这背后有着多少艰辛血泪？

就在记者结束长江源寻访之旅后的9月4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将藏羚羊的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近危。这背后又有多少人在努力？

也许你早就听说过为保护藏羚羊以一人一枪抵抗18名盗猎者而牺牲的索南达杰，也许你早就看过陆川的《可可西里》，不过，这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名为“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以下简称“绿色江河”）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当年长江漂流队员杨欣发起成立的。

2001年，“绿色江河”志愿者们调查青藏铁路沿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和迁徙路线，2年时间里行走了4万公里，得到关于藏羚羊栖息和迁徙的第一手资料，撰写出野生动物调查报告，提出青藏铁路营地选址和分段施工意见，以及保障藏羚羊顺利迁徙等建议，提交给了国家环保局和青藏铁路建设公司。这些报告和建议均被采纳。这是中国的NGO第一宗实质性影响中国政府大型工程环保决策的成功案例。

2004年，“绿色江河”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合作，杨欣带领志愿者们在藏羚羊迁徙必经的青藏公路上设立专门红绿信号灯，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专门为野生动物设立交通信号灯。

“长江是我的起点，30年前走进长江，爱上了长江，所以，我现在要保护长江。”杨欣如是说。

［不让垃圾包围长江源］

在长江源头、沱沱河畔，有一栋红褐色的小屋坐落在这里。屋前的广场上，宛如巨龙身姿的标志格外引人注目。这条“巨龙”，就是长江的模型；这座小屋，是长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站；屋前的“大胡子”，就是保护站负责人杨欣。

每天，都会有过路的车辆来此。人们将车上的垃圾清理出来，装进绿色的塑料袋里，交给保护站的志愿者们，换取诸如明信片之类的纪念品。

这，就是杨欣正在倡导的清运长江源垃圾行动。

长江源的垃圾问题究竟有多严峻？

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副站长噶甲尔土生土长在沱沱河畔。他告诉记者，他小时候这里基本上没有外来垃圾；但当青藏铁路开始修建的时候，外来建设者们来到了这里，也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垃圾。与之相对的是管理机构的缺失，于是垃圾遍地，问题特别严重，如今生态环境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

据“绿色江河”2013年所做的青藏线垃圾调查，仅是粗略统计，就在公路两侧有多达16万件垃圾，而自从保护站建成使用以来，一年回收的垃圾量，仅仅是饮料瓶子，就有十万只。

噶甲尔说，以前面对日益被垃圾侵蚀的家乡，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解决垃圾问题，他们一开始是和行政部门打交道，希望能够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但是随着“绿色江河”的介入，他才知道，原来民间组织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沿青藏线建绿色驿站］

今年以来，“绿色驿站”项目成了青藏高原上的一抹亮色：“绿色江河”将从青海的格尔木到西藏的拉萨，建设18个绿色驿站，每个驿站能够为过往车辆提供大型停车场、干净卫生的厕所、饮用水和免费的WIFI。

而这些车辆经过驿站的时候，都可以把车上的垃圾清理出来，在驿站交换免费的明信片，从而达到收集垃圾的目的。而收集来的垃圾，也将由从拉萨开往格尔木的空载车辆运走，运往格尔木进行集中处理。

至2016年底，青藏绿色驿站青海境内8个站即将建成并投入运转。

在杨欣和一波又一波志愿者的努力下，长江源的保护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广东丹姿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黄志勇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他们基金会在前往长江源考察并与志愿者们进行交流之后，深深地被他们的事业所感动。“我以前也做过志愿者，所以非常认同他们做的。”黄志勇说。也因此，丹姿慈善基金会决定赞助20万元给“绿色驿站”项目。

为了扩大“绿色驿站”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长江源的生态保护，“绿色江河”还邀请演员胡歌作为形象代言人。今年7月底，胡歌第二次以志愿者身份“驻站”十日，在微博上引起的“围观”达亿位数量级。

［用冰川退缩数据敲响警钟］

8月底9月初，沱沱河最低地表气温仅2-3摄氏度，山上低于零度。然而，记者并未看到千里冰封层峦叠嶂的雪山，它只是偶尔在阳光照耀下露出金色的峰顶，壮观绝伦。

冯春在玉树工作了好几年，他天天漂流的长江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江流水量很大，说明冰川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退缩消融。”冯春回忆：1986年漂流时，长江上游的通天河是干流，可当时只在河中央看到了一块10平方米左右的沙丘；1993年他再去时，通天河已有了网状水系，出现成片沙化，拖船的身影也出现了。现在呢？“水天茫茫了”。

水天一色在旅行者眼中是风景，在常年生活在长江源、熟悉长江的人眼中，却是令人忧心的画面……

冰川退缩并不只是感性的认知。

今年6月，由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与“绿色江河”共同完成的科考报告显示：从1995年起，唐古拉山口一带的冰川，由前进转为退缩，特别是近几年，退缩速度很快，姜古迪如冰川1995年前每年的退缩幅度在2米左右，而近些年平均每年退缩6米，这是全球气候变化最直接的证据。

据了解，从2005年起，“绿色江河”组织冰川学家和相关专业志愿者启动长江源冰川退缩监测项目，连续6年实地考察、测量长江源冰川变化。通过对比实测数据、历史图片、航空图片、遥感图片等资料，得出长江源最大冰川40年退缩4000米的结论，并在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气候大会公布。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蒲健辰介绍，冰川持续退缩会带来严重后果，短时期看河流径流会增加，但随着退缩加剧，最终导致河流径流减少甚至断流，造成土地沙化。

冰川退缩除了自然气候因素外，主要原因是人口膨胀，超载放牧，过度开垦，乱砍滥伐，乱挖中药材，滥采地下水。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间，中国西部搞了三次大规模毁林开荒，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长江上游省份荒漠化面积明显增多，沙尘暴天气明显增多，气候恶化反过来又加剧了冰川的萎缩。

科学家预计，到2050年，全球大约1/4以上冰川将消失。亟需世人采取措施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来保护冰川。

如果母亲河源头持续沙化，长江不断萎缩甚至部分断流，面积广袤的国土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难以想象。

［并非危言耸听：长江正在“黄河化”］

“长期以来，我们过分陶醉在长江给我们的恩赐中，严重违背河流自身的发展规律，对长江进行掠夺性的征服。”长年在横断山区和金沙江流域进行科学考察的老长漂队员杨勇说：“人类的贪婪索取，肯定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

从副处长岗位辞职，成为一名民间地质专家的杨勇，常年前往各大江河深处进行实地考察，获取了大量一手的地质、环境的数据，并且撰写了不少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在当年对长江上游生态问题的调查中，杨勇发现长江源地区、金沙江、雅砻江沿岸有成群死去的动物尸骨，不少珍稀物种惨遭厄运，而且水土流失面积逐年增多。而这一切，恰是因为森林过度砍伐造成生态失调而导致。

据新华社今年10月份的最新消息，长江上游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超过３８．５万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２１％，每年流出三峡的泥沙量约6亿吨。“水土流失的‘黄河之患’正在向长江逼近。”虽然比起10年前的近60万平方公里已有所改善，但冰川退缩、森林消亡和草场植被退化，非一日可恢复。

幸运的是，杨勇撰写的《长江上游自然生态问题的调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据了解，在他多年的考察之中，有多项成果及结论对政府项目产生了影响。其中，在2006年的南水北调西线生态调查中，他筹集资金60万元成立了民间考察队，对规划中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源区进行了独立考察，发现这一地区并没有被纳入工程可行性论证的范围。经过艰苦的实地调查工作后，杨勇将一份份报告递交给了相关部门，也因此得到了上级的回应，称暂缓西线工程，做好论证工作。

建川博物馆长漂馆，张国宪、李大放、冯春（左起）在大型长漂壁画前合影

［全国招募志愿者保护长江源］

二十多年来，从全国各地招募过来的志愿者们，已经成为了保护长江源的重要力量。

在长江源保护站，记者遇到了两位从广东来的志愿者。

来自佛山的阿娟告诉记者，当年因为看到同学转发的公众号文章而得知了绿色江河在招募志愿者，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报名参加了。

她说，要想成为绿色江河的志愿者还需要经过面试和体检等流程，而且来到保护站后，每天做的也是一些琐事，并且保护站的纪律还非常严格，如果违规还会被罚款。

而外号“猴仔”的姑娘来自深圳，她因为从小踢足球，身形灵活，而得到了这样一个外号。2015年成为志愿者的她，如今已经是保护站的正式工作人员，负责志愿者们的管理和培训以及后勤工作。

“猴仔”告诉记者，虽然志愿者们承担的保护站的工作很琐碎，但是对于她来说却感到特别踏实。

“我们做不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譬如保护站装太阳能板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旁边拧拧螺丝，可是当太阳能板装好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成就感，那种感觉特别好。”

在中国人心中，长江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她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不仅是一个生态上的存在，更是一个文化的符号，长江承载着太多人文意象、想象力和思考，从屈子《天问》到郦道元《水经注》，从苏子《赤壁赋》到刘白羽之《长江三日》，长江是令每个中国人血脉贲张的民族图腾，也是一触即通的文化密码。

“我们这30年来对长江的贪婪索取，可能需要至少子孙后代多年努力才能逐步补偿恢复。”

当年的长漂队员大声疾呼：

爱我们的国家，爱母亲河，需要我们每个人从小事做起，少扔一个饮料罐，少用一个塑料袋，少开一次空调，少购买动物皮毛制品……点滴之间，你也在回馈哺育你多年的母亲河。

（完）

统筹策划：曾璇

本版文字：李钢 曾璇

摄影：李钢

微纪录片摄制：李钢 李妹妍

剪辑：李妹妍

监制：林兆均

合作媒体：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寒江搏浪

冬泳博士 发表于 2017-8-31 16:09
纪念洛阳长漂队长江漂流30周年特刊 洛阳网—洛阳晚报    2016-09-12

30年前，一群洛阳年轻人怀揣梦想， ...

中国勇士，龙的传人！

鱼象鱼

洪499683166

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

渤海辽河

致敬，向英雄们敬礼。

合肥冬泳

分享了！

深蓝色海豚

可歌可泣，气贯长虹。

鱼象鱼

拜读！感恩！

乐水嘉州

长歌当哭
英气长存！

老虫

力量的源泉源头起！

缘在鸳鸯江

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硝烟却会付出生命的惨烈竞技，11个人因此魂断长江……伟大的壮举，不仅是不怕苦、不怕累，还要加不怕死。

冬泳博士

长漂三十年，我们站在源头④长河思源 今天传承什么样的长漂精神

　　1986年，丙寅虎年。

　　和《万历十五年》中说的“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相反，1986年是一个大事不断冲击人们脑电波的年份。

　　那是“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的第十个年头，中国正如朝日在天，一派中兴气象喷薄欲出。

　　国内，发射了第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海军舰队第一次出国访问；环渤海经济区成立；国企改革启动，第一个国企破产；女排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五连冠”的队伍……

　　国际上，同样大事不断：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73秒钟后爆炸；苏联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发生泄漏及爆炸事故；非洲蝗灾……

　　在大事云集的1986年，长江漂流依然被评为当年的“十大新闻事件”，足见其震撼。

　　事隔30年，这场以11条生命为代价的中国早期探险科考活动，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当社会价值观和年轻一代的思想、眼界、抉择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回看长江漂流，是否有了不一样的评价？在“屌丝文化”取代英雄主义的年代，在满屏情怀而信仰缺位的今天，所谓的“长漂精神”是否还能像当年那样引起共鸣并得以传承？当年《四川日报》记者写下“为理想千金一掷，终至献身，这是何等可贵的‘当代人品格’！”今天还会有人认为这是可贵的“品格”吗？

　　羊城晚报与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派出摄制组前往采访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当年的长漂队员都流露出了些许不自信：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为理想献身……隔了30年，还有人在乎这些吗？

　　是的。30年太久，世界已是瞬息万变。有人说今年没买到房就得再等个30年了！如今生活是不是只剩苟且？还有人关心诗和远方吗？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回看长江漂流吗？意义在哪里？

　　其实，也许正是这样遍地喧嚣的年代，我们更应提出这样的思考：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家园在哪里？面对家与国，民族与世界，环保与生命这些宏大的命题，今天的我们，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

　　火红的1980年代

　　国内外的对比与历史的反照，令许多亲历1980年代的“过来人”相信，他们当时生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年代”。

　　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新一代中国人，既有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奋发图强，也有崔健《一无所有》式的焦灼迷惘；年轻人不仅心里充满国家中兴的愿望，也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思想的自由，躁动的青春无处安放……

　　当其时，任何体现国家振兴的事件都可能变成全民性振奋的强心剂。奥运会的首金，女排的五联冠，都让人上街游行庆祝。中国人太渴望强盛、崛起，太渴望被世界认可；具体到个体，太多年轻人受英雄主义的教育熏陶长大，渴望成为英雄、改变命运。

　　这里还要提及一个历史背景，一部名为《话说长江》的25集人文纪录片当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创造了40%的收视颠峰。国人首次看到长江的波澜壮阔与静水深流，澎湃的激情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胸中激荡。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总指挥侯惠仁已是87岁高龄 李妹妍 摄

　　那时，如果有人说，这条亚洲第一长河的首漂权要出让给美国人了，自认为受尽了压迫凌辱终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能接受吗？

　　当然不能！

　　只有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才会明白为什么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会投身到这一场狂飙突进的探险活动中，才会明白为什么1986年的长江漂流会从一场自发自觉的探险运动变成了一场震动神州的爱国主义运动。

　　长漂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中科院成都地理所山地地理研究室原党支部书记解晋康回忆，组织长漂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地理所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来信，还有小学生随信寄来了自己几分几角的零花钱。那种万众一心的程度，可能只在1998抗洪和2008年汶川地震后才重现过。

　　狂热的爱曾是集体语境

　　江水奔流，虎跳咆啸。

　　1986年9月10日，洛阳队在“长枪短炮”包围下立誓：“宁可不要命也要完成漂流！”

看似平静的金沙江正在积蓄着爆发的力量 冯春供图

　　洛阳队是一群工人自发集结的，“文革”时不少人都当过红卫兵、红小兵，长漂前“把锅炉烧翻了也没法实现（当英雄的梦想）”。科漂队很多队员此前也是工人，吃大锅饭的日子似乎一眼望得到头。他们想象中的漂流也许是“游山玩水”，也许是“建功立业”，反正有机会，谁也不愿放过。

　　历史系毕业的李大放，是长漂队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并不讳言自己当年在绵竹一所中学当历史老师感到厌倦而迷茫，在长江边长大的他就想去看看。可是在当年那样的语境之下，李大放的那点小心思，根本说不出口。

　　漂虎跳峡前，指挥部宣读了一封他母亲写来的家书：

　　“如果他为国尽忠了，他哥哥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孩子是母亲所生，但他们是祖国母亲的。当国家、民族大业需要他们、呼唤他们时，就让他们去吧！”

　　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热泪盈眶。

　　李大放一看，字迹根本就是他大哥的，“他生怕我退缩了”。但他还是“心里打鼓表面豪迈”地钻进了一片漆黑的密封舱，漂向未知的虎跳峡……

　　当时的媒体称诵道：“生命、母爱，如果在民族大业面前，已不足轻重。”

　　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集体语境：国家，被放得前所未有的大，是大义；自家，都不过是小我、小利，只能藏在心里。《孟子》的“鱼与熊掌”在当时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大是大非的判断题，舍生取义被视作唯一正确的答案。

　　网易网友“蝈家猿首”回忆，1986年他正读初中，为尧茂书还专门写了纪念的作文。那个年代他表示非常理解：“不要回头说荒唐，身处在一个时代，自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探索自然和尊重生命没有矛盾，民族自豪感永远流淌在年轻人的血液里。”

　　生命比勇敢更重要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总指挥、中科院成都分院原党组书记侯惠仁今年已是87岁高龄了。老人还住在当年中科院分配的老房改房里，房子不大，陈设不新，却被老两口收拾得整洁干净。他已多年不曾接受媒体访问，可思维依然极其清晰、表述也毫不含糊：

　　他说，一个时代的性格特征是以青年为标志的，“长漂精神”激励着一代青年人打破传统价值观，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努力奋斗。“长江漂流精神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敢于竞争夺冠、为国争光；二是吃大苦耐大劳、艰苦奋斗；三是英勇拼搏、敢为天下先；还有就是科学求实、一丝不苟的精神。”

　　30年前，侯惠仁已近57岁，厅级干部，年届离休，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当长漂队的总指挥于晋升无益，所为何来？可他还是和长漂队员一起骑马翻山跃岭穿越无人区考察沿岸地形，还因堕马摔断了手臂。在长漂队员牺牲后，他更是被卷入舆论漩涡中。

30年前下虎跳峡峡谷 冯春供图

　　“如果此事放在今天，人命关天，一定会被叫停。但在那时，人们一心想着只要有口气也要为国争光。”侯惠仁说，当年他确实精神压力很大，指挥部每天连夜开会，他甚至提出过弃漂虎跳峡。这在今天看来并非不可接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理性的必然选择，但当时在漂流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弹。

　　包括新闻舆论也推波助澜，每天都有记者去询问队员漂不漂，认为不漂虎跳就是“孬种”、“造假”，整个环境已是势同骑虎、欲罢不能，就等着看一场惊涛骇浪里的“真人秀”。

　　最终，因“爱国”之名，长漂在中虎跳又祭出了两条鲜活的生命（分别是洛阳队的孙志岭和科漂队的随队记者万明）。

　　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如今也许是种共识，但在那个年代并不能引起共鸣。洛阳队队长王茂军日记里记载着这么一件事：8月底，洛阳队在虎跳峡勘察时遇到两名记者，其中一名兴奋地向他们高喊：“美国队死了一个人！美国队也死了一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多年以后，有长漂队员开始为这个因高原反应引发肺水肿客死他乡的28岁美国摄影师大卫 夏普（DAVE SHIPPEE）扼腕叹息。只不过当年的他们，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根本看不清尊重生命的意义。

　　今天，很多老长漂队员已经认识到，漂流只是一项探险运动，可以挑战极限，但并不值得以生命为代价，更不需要像战争年代那样牺牲个体而赢得胜利。

　　很多长漂队员经历了那样一场“洗礼”，精神境界也大不相同。被喻为“长江三子”的杨欣、杨勇和冯春，至今都在从事与长江保护和漂流的相关工作。

松麦河口接应点 冯春供图

　　虽代价很大，他们依然心系长漂。几位主力队员，都有过近似的表述：长江漂流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历史事件，即使有人觉得我们是傻子、疯子、亡命之徒，但我们不曾后悔。他们认为，有的牺牲今天看来是可以避免的，但长漂精神即使放在今天，也有其闪光处。

　　侯惠仁说，时代再怎么发展变化，艰苦奋斗、英勇拼搏、科学求实这些长漂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过时。

　　回归理性的漂流探险

　　“中国人的长江，应当由中国人完成首漂!”这句由长江漂流第一人尧茂书留下的慷慨遗言，在相当一段时间是中科队与洛阳队的精神支柱。

　　18年后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作为领队的冯春望着湍急的河水突然想到：美国人才不会在乎是不是美国人第一个漂流科罗拉多呢！

　　早在十年前，冯春累计漂流已超过一万公里，成为中国漂得最远的人。

塔城营地 冯春供图

为防止橡皮船被礁石撞破，队员将汽车内胎捆绑在船体的四周 冯春供图

　　他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漂流的四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1986年“长漂”、“黄漂”为代表的启蒙阶段，强调“一寸不落”、“全程漂流”；到1998年“雅漂”、“珠漂“为代表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的漂流探险界已趋理性、已经能平和地对待漂流，一些险峻之处以徒步探险代替，“珍惜生命”标志着我国的漂流探险已开始走向成熟。

　　2004年，他带领20多人的队伍走出中国，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漂流，这一阶段，中国人开始把漂流运动向世界拓展,既是漂流知识的拓展，也是眼界与胸怀的拓展。

　　到2016年，由国际漂流联合会主办的漂流“世界杯”，他作为总顾问帮助组织在青海玉树顺利开幕。来自10个国家的漂流健儿在长江玉树段各显身手。这时，已没有人像当年那么在意结果了，而更多地享受中流击水的刺激快乐，漂流不再担负那么多额外的意义，而回归运动本质了。

30年后，杨勇站在金沙江畔，眼前的这条江已经不复当年的壮怀激烈 李妹妍 摄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

　　30年前，爱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属于英雄。可这个国庆，央视一条《今天，我们这样爱国》的公益广告引来很多共鸣。

　　广告说：爱国，也可以是小人物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说国很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呵护你的家人，关爱你的家庭，这就是爱国”；

　　“保护我们生存的空间，让环境越来越好，为环境可持续发展付出自己的一点行动，这也是爱国”；

　　广告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拼搏；走出国门，遵守规则……这些都是 “爱国”。“我做的，你也能做。”

　　是的，爱国，不一定需要牺牲，只需要从爱自己，爱家，爱亲友，爱环境，与人为善做起。这也许是长漂过后三十年，今天的中国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理念。没有响亮的口号，但是实在、易行、接地气。

　　今天的中国人，也有了这样成熟与自信的心态，不再将一项体育运动与民族存亡和兴盛关联了。里约奥运会上，拿了铜牌的傅园慧甚至比金牌获奖者更受欢迎。人们欣赏她的真实、她的奋斗和她享受运动的这个过程。

　　从李宁败北汉城收到“夺命绳索”到傅园慧的走红，国民心态这30年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不亚于长江面貌的改变。

　　而回顾充满英雄主义的长漂，今天的青年，也许更应该问问：我们的精气神可以寄托在哪里？

　　策划统筹：曾璇

　　本版文字：曾璇摄影：李钢 李妹妍

　　微纪录片摄制：李钢 李妹妍

　　剪辑：李妹妍

　　监制：林兆均

　　友情合作：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来源｜羊城派责编｜陈泽云

冬泳博士

长江漂流30周年再思考（三）：大浪淘尽

导读：

死者已矣，活者长忆。

长江漂流卷走了11条鲜活的生命，此外，与之关联的还有2条未出生的生命。

长漂五年后，依然有人在为此付出代价。大洋彼岸，孤注一掷的美国人肯·沃伦因中断漂流陷入官司。他赢了官司却欠了一身债。几年后，肯·沃伦突发心脏病，在家中落寞去世，家门口，是一条奔腾的河流。

通天河上游的美丽山村

［叶巴滩：死亡的漩涡］

2016年3月底，都江堰。

冯春参加了半程“双遗马拉松赛”。“跑到极限时，我心里念着，老孔，老孔，我可是为你跑的啊！”

老孔，孔志毅，青藏兵站某部队营职干部，科漂队第一个牺牲的队员，也是老队员们最爱提起的一个人。

1986年7月27日，他把自己献给了金沙江叶巴滩，时年33岁。那天一起葬身长江的还有洛阳队的杨红林和张军。

如今，从成都一路挺进巴塘都有高速公路，叶巴滩已修水电站，将高峡险滩完全淹没在水下了。

30年前的叶巴滩完全不是今天的模样。在那里，长漂队员遇到了开漂以来的第一处大跌水，两岸都是绝壁，方圆几十公里不见人烟。此处滩长150米，形成台阶似的大跌水，最大的高达10多米，用普通“排桨船”必翻无疑。

那是科漂队和洛阳队的第一次坐在一起商量联合冲滩。两队各派人马坐入密封船冲滩，用橡皮船在下游接应。这种方法在“卡冈”有惊无险通过。到了叶巴江段，险滩密布，江水以每秒7米的流速席卷而下，滩口有道六七米高的瀑布开成横断江面，两船卒不及防，被倒卷的大浪举起，继而狠狠砸下。

橡皮船上科漂队的王岩、杨斌、颜柯和洛阳队雷健生、霍学义全部被巨浪卷入江中。

颜柯在多年后提起那一幕依然情难自抑：“我们的橡皮船被恶浪打翻，我是第一个幸运上岸的，眼睁睁的看着老孔他们乘坐的密封船被巨浪锤扁、撕开……”多年以后，长漂队员认为，密封船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所有牺牲的队员都与密封船有关，普通像皮船可以看到外面的水情，一旦落水还有逃生可能。而进了密封船，就是死生有命了。

颜柯他们看着巨浪反复揉搓船体，密封船裂开后，里面滑出的三个队员基本都已昏沉无力了。“老孔开始还挣扎着挥了下手，旋即被巨浪卷入江底、拖入乱石险滩，不见了踪影……”颜柯说，他们两人接触多，在一起时间最长，感情也深。在陆军学校军事素质训练开始就成为朋友……”

颜柯是宜宾市人民医院的药剂师。学医的人按理说看惯生死，会比常人更加冷静，但好友死亡的冲击往往最为有力，30年的那一幕不时在他心底翻滚。

话说颜柯等橡皮船上的6人被水冲散，有的冲到了西藏的江岸，有的则在四川这边。他们在江边乱石和丛林中风餐露宿跋涉一周才陆续获救。

“孔志毅的女儿如今在武汉，他牺牲时孩子才两岁。”一直张罗聚会的冯春念叨着：“当年他参加了成都的万人马拉松比赛，我还不敢跑。这次是为他跑的。他要是还在，就是当外公的人了。”

他总忘不了2004年7月，他带队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漂完370公里全程的时候，正好是7月27日，正是老孔他们牺牲18周年的日子。

“那一刻，真的感觉冥冥中自有天意。”

杨勇来到通天河，前面是囊谦县城

［最后一漂：罗生门］

现存的文字资料显示，最后补漂牺牲的杨前明、王建军与王振是因为在密封舱成功漂过了莫丁滩后，以为险滩已过，所以出了舱，三人呈“品”字形坐在船顶，在扎木滩撞上暗礁遇难。

杨前明此前主要从事后勤接应与踏勘，最想漂流的他只漂过一些平稳的江段；王振和王建军都是地理所的干部，前者主要任务是对外联络和购买漂流器材；后者是漂流队的“后勤总管”，为队员们张罗吃穿用度的。可以说他们几乎都没怎么漂过。

多年以后，也许因为年代久远记忆出错，也许因为不堪回首，这三个最没经验的人为何补漂最后一段几成“罗生门”。

解晋康记得是众人一再请战、相持不下，还提出过抓阄决定；也有队员认为，一再请战确实有，但最后的排兵布阵是“组织安排”。

要知道，当时长漂基本已经胜利在望，险滩大都已征服，下游的鲜花、掌声、采访、报告团、万人空巷都已安排好，“圆满成功”几乎是板上钉钉。且不说长漂队员日后立功晋级涨工资，就当时而言，下过水和没下过水毕竟还是不同的人生经历。作为组织方的中科院成都分院地理所，有近20人参加长漂，但他们更多在科学考察分队，做着辛苦而又默默无闻的科考、踏勘与后勤工作，没怎么下过水，说起来怎么都有点遗憾。

于是，最后也是看起来并不凶险的“锦上添花”，就交给几个请战最积极却又没怎么漂过的人吧。这三名队员中有两位都是地理所的干部——两次写下请战书的王建军和刚新婚半个月的王振。

谁料，天意弄人如斯……

作为最后一漂的领队，解晋康多年不愿接受媒体访问，“同事们牺牲了，我不能那么高调”。他也是王建军和王振在地理所的领导，与烈士家属同住一个大院，抬头不见低头见，心理负担背了很多年。“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怪过我，是我自己难过。”

长漂图片展之后，图片散落民间，他一一搜集保存了下来，用白棉纸一张张小心隔开防止粘连，隔着30年都保存如新。

解晋康在长漂后很多年都带领欧美旅行团和探险者在四川稻城、梅里雪山、云南香格里拉一带寻访、研究高山杜鹃。他的女儿如今也在美国某大学当访问学者。

如果，美国的探险家不是对手，而是朋友。30年前的牺牲，值得吗？没人能够回答。

杨勇在通天河旁

［相遇：小说也不敢这样写］

张国宪最不能忘记的是好友杨前明。如果不是杨，他也不会知道长漂，更不会“莫明其妙成了长漂主力队员”。坐在他的公司里，张国宪打开电脑，一张张长漂的照片，把他带回了多年以前——

张国宪和杨前明都是成都最早的“文艺青年”和“驴友”，两人都是成都色织染整厂的设计师，没事都喜欢背着相机去各地采风，日子过得潇洒。杨前明业务过硬，设计的作品在全省图案设计比赛中拿过二等奖。他个头不高，水性也不好，单身，有心仪对象，却一直不敢表白，就这么一个胆子不大的人，可不知怎么地着了魔似地就要去长漂。出发前还有同事开玩笑：去之前我们把追悼会先给你开了！

杨前明牺牲后，张国宪一直和杨妈妈有来往。张国宪说起来特别难过：杨是独子，他牺牲后，杨前明的父母离了婚，杨妈妈带着杨前明的一小箱遗物，就去汶川县映秀镇出了家。

“有的事情，巧合得连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有一年，一群游客来庵里烧香，一位女游客跟杨妈妈寒暄了起来，问杨妈妈为何出家。杨妈妈说：“我儿子1986年参加长漂死了，剩我一个人，就到这里来了”。女游客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了。

“杨妈妈心想，这女娃娃怎么这么大反应？一问才知道，她居然是王振的遗孀，是跟杨前明同一条船出事的。”张国宪说，王振出事前，她已经怀了娃娃，王振死了，她觉得自己一个人没法养，就把娃娃打了，王振的父母也因此久久不能释怀。杨妈妈讲这个故事时，张国宪这个大汉都听哭了。

张国宪说，2008年汶川地震，映秀灾情严重，庵都塌了。幸好杨妈妈当时在成都，躲过一劫，但杨前明所有的遗物都被埋在废墟里了。杨妈妈没能留住儿子，连儿子的遗物都没能保住，不久就伤心离世了。

如今的杨勇，经常参与环保活动

［大洋彼岸的悲剧］

这边，牺牲的长漂队员的家人久久未能解脱。大洋彼岸，有两个人也因为长漂陷入多年的痛苦。

来自美国俄勒冈的牛仔肯·沃伦酷爱漂流，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型漂流公司，本来雄心勃勃想把业务拓展到中国，在长江开发商业漂流，他的装备也达到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但是他还是低估了长江的凶险。

职业探险家肯·沃伦在美国名气不如在东方大。1977年他漂完恒河，就把目光投向了喜马拉雅山另外一边的长江。他花了很长时间筹备，投了40万美元“买长漂权”还被一个美籍香港人给骗了。

1983年，辗转之下，他和妻子简?沃伦，被介绍到了原国家体委旗下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简称“体服”)。体服开出了80万美元的价格，还提出了肯·沃伦帮助中国培训漂流队员的附加条件。要知道，18年后，冯春带领20人去漂严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也不过是交了4万美元的类似“管理服务费”的费用，这80万美元在当时是“天价”。

肯·沃伦像个赌徒一样，回去就把房子抵押了，户外公司也顾不上了，到处拉人，筹钱，找到了ABC电视台，拉了保险公司作为赞助商，准备拍摄纪录片。他孤注一掷，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纪录片版税和日后中国的商业漂流上。甚至把一次医疗事故得到的8万美元赔偿都拿了进来，结果80万美元还没筹到。

此时，已是1985年底。中国这边，长漂之火刚被尧茂书的牺牲点燃。尧出发前，担心自己回不来，妻子再嫁不易，要妻子打掉了腹中4个月大的胎儿。“爱国主义者”们正摩拳擦掌冲向长江。

肯·沃伦认为，以中国民间漂流者的技术和设备，“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这种局面反而对他有利，是争取“体服”降价的筹码。果然，“体服”让步，将80万美元要价降到了30万美元。双方签订合同：中美联合长江漂流将在1986年7月初开始，从长江源头一直漂到宜宾。漂流结束后，体服授权肯·沃伦户外公司第一个来中国开展商业漂流。

“体服”卖漂流权这件事后来被中国媒体知道了，报道出来后在中国炸了锅。原国家体委和“体服”因为“出卖”长江漂流的“官方许可”或者说是“首漂权”，一度被视为“卖国行径”。这是后话。

1986年，肯·沃伦已是一名59岁、有35年漂流经验的探险家，累计漂流里程达11万公里。在洛阳队甚至连长江源头都摸不清在哪里的时候，他带领中美联合漂流队的车队五天即抵达长江源头，准备开始 “人类对地球的最后一次伟大征服” （语出美国报纸《USA Today》）。

然而，“小米＋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的历史在多年后重演。肯·沃伦的队伍尽管自认为对长江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漂流设备，他们依然敌不过长江的凶险和人员的互相猜忌。

1986年8月3日，28岁的美国摄影师大卫?夏普因高原反应去世。半个月后，肯·沃伦的团队陷入内讧，3名桨手和医生指责肯带队不力，离开了队伍。

在中国两支漂流队第一次有队员牺牲的叶巴滩，美国人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设备损毁严重，被困无人区。肯·沃伦孤身一人往下游求援，却误入迷途到了西藏，失去音讯。其他队友误认为他丢下队伍逃跑，也开始徒步自救。整支队伍在半个月后获救，大家再也无心恋战。9月13日，洛阳队挑战中虎跳的那一天，美国人宣布放弃长漂。

肯·沃伦在宣布结束漂流时说：我们对这条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单靠勇气、毅力、技术是不够的，要更多地认识它，了解它。

因中断漂流，肯·沃伦与夫人简?沃伦回国后便陷入官司。最后官司赢了，肯·沃伦还倒欠8万美元律师费。

1991年，长漂结束后五年，肯·沃伦在自家的房中死去。死时身边孤无一人。

简?沃伦一直承受着破产的痛苦，没有房产，没有存款。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都租着一个保险柜，里面满满的都是长漂的资料，满满的都是爱和回忆。

她说，肯在死之前还在计划重回长江。

可是，他再也踏不回同一条河流。

河水东逝，往事如烟，杨勇此时，万千感慨

策划统筹：曾璇

文字执行：曾璇 李妹妍 李钢

摄影：李钢 李妹妍

微纪录片摄制：李妹妍 李钢 孙坤

剪辑：李妹妍

监制：林兆均

合作媒体：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冬泳博士

长漂三十年，我们站在源头②长江之子 那些被长漂改变的命运

　　当年的长江漂流亲历者，因为那场举世闻名的漂流，各自的生命轨迹都已“改道”，其中一些人把自己的下半生和这条河流捆绑在一起了，有的人却从此走出长江。

　　冯春心目中的长江，还是三十年前那浩浩汤汤一泻千里的长江。他从不曾忘记，也从未曾离开。

　　杨欣心目中的长江，是极丰富而又极脆弱的生命体。他穷尽三十年青春岁月就是想为保护长江生态而出多一点力。

当年科漂队队员合影，左五为杨欣 供图/冯春

　　他们都是当年“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主力队员，长漂结束后的30年，冯春还在不停地漂，累计漂流行程超过1万公里，已成为中国漂得最远的人；杨欣也还在长江源头“漂”，他在长江源建起了两个保护站，成了国内最早的公益环保人，也是生态环保界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馈这条母亲河。

长江源保护站的志愿者 图/李钢

　　长漂队员的今天

　　1986年的长江漂流，是上世纪80年代过来人的集体记忆。但那些被誉为“长漂勇士”的科漂队员们，此后大多换了工作，走上各自的生活轨道，已经很少有机会坐到一起，再聊起那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各行各业历练成长。有的成了科学家；有的成了公安干警，还有人在与歹徒搏斗中牺牲；也不乏企业家、作家、科研院所领导人……

　　他们中有些还在“江湖”。这些年时常见诸报端的杨欣、杨勇、冯春，分别转行做了非政府组织公益人、民间地理科学家、职业漂流探险家，生活的关键词依然不离“长江”左右。

杨欣站在沱沱河旁凝望远方 图/李钢

　　但更多人回归了真实平凡的生活：队长王岩原来是海员，如今在浙江做房地产；何平在四川也从事房地产行业；李大放原是历史老师，如愿去了中青旅；沈大刚回到都江堰的医院行医并做党务工作；张国宪从设计师转行到报社做摄影记者，如今退而不休，是设计公司的老板；还有出了国的杨斌在美国经营商务旅游，女长漂队员吉胡·阿莎在英国。

　　在羊城派记者长达数月的持续走访中，并非每一个队员都愿意回顾30年前的那场漂流。对他们而言，这仿佛是一个已经远去的名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多少已被这个名词改变。

　　永远的关键词：保护长江源

　　8月下旬的唐古拉山镇，气温已经低至个位数，海拔4547米的高原上，稀薄的氧气对每个人都是一场生理与意志的考验。

杨欣领导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图/李钢

　　这里是沱沱河的源头。杨欣就在这个小镇建起了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招募了一些志愿者，专门做青藏公路沿线垃圾分类回收，同时定期记录长江源头的水文情况。每年夏季起，他都会来保护站，在这座红色的两层小楼里待上大半年的时间。从早上八点开始处理文件、推进公益项目进展，几乎每天，他都要忙到凌晨一两点。

杨欣在沱沱河旁图/李钢

　　与其他科漂队员相比，在长漂之后的30年里，因为环保公益事业的需要，一头花白长发、一脸络腮胡子的杨欣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更高。

　　绿色江河、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藏羚羊、长江源自然保护站……这些已经成为杨欣生活日常的关键词。追溯到最初，这一切源于30年前那场举国瞩目的漂流。

杨欣 图/李妹妍

　　“那个时候，我也并不懂得什么是生态和环保，只是喜欢摄影。”杨欣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正是在当时长江漂流及拍摄的过程中，他开始对长江有了全新的了解。在长漂后数年的探险经历中，他见证并记录下长江源头及沿岸的生态危机：冰川消融、草场退化、野生动物被大量盗杀……“这让我对长江的认识很快由自豪转为忧虑。”

　　除了长江情结外，杨欣还被索南达杰的事迹而感召。

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外景 图/李钢

　　1994年，在青海考察的杨欣无意中听到老牧民讲起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故事。正是这个偶然的机缘，让杨欣作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建自然保护站、投身环保公益事业。

　　这些年，杨欣创建了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还陆续建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和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他和志愿者们面对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资金短缺等种种困难，在青藏线上默默地传播环保的理念。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努力，索南达杰的故事不会被陆川拍摄成电影《可可西里》，也不会那么快让国人知道这样的生态保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机构的第一笔捐款来自深圳，牵线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从诫。这位梁启超先生之孙原与杨欣素昧平生，但作为“自然之友”的创办人，他与杨欣成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交，专程从北京飞到深圳帮杨欣游说“环保扶贫”。

　　在老伙计们看来，杨欣已彻底从长漂勇士转身为环保志士。“杨欣特别抠”，当年同漂长江的生死之交张国宪笑着打趣他。虽然都在成都，杨欣很少和他们聚会，因为“钱全用在他的环保事业上了，当然也特别忙”。

　　“这真是一条不归路。”杨欣大笑回应，可仍乐此不疲。

　　一直在路上：专业找水30年

　　和杨欣一样，杨勇也把自己一生的事业方向和长江“泡”在了一起。

如今的杨勇，经常参与环保活动 图/李钢

　　长漂开始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队员不一般。相比一些队员打了鸡血似的狂热，他显得沉静。对山川地貌很熟悉不说，每50公里，还要采一次水样（可惜后来翻船丢掉不少一手资料）。原来，杨勇是矿务局的技术员，他本就是长漂的发起人之一，初衷不为漂流，而为“认识长江”，搞清楚长江的地质、生态及水环境的概貌。因此，他后来对长漂像比赛一样抢进度非常不满，却也无能为力。

杨勇来到通天河，前面是囊谦县城 图/李钢

　　长漂结束后，杨勇辞去了渡口矿务局的副处级职务，此后，长江、高原就此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没有汽车的年代，杨勇徒步考察了长江所有干流支流，对沿线的点滴变迁了然于胸，“打个比方，杨欣做的是保护站，是从一个点辐射出去，而我关注的是一条线。”

　　“每年最少有一半的时间在路上找水。”杨勇语气中难掩自信，“我掌握的都是第一手地质和人文资料”。

　　事实上，即便是公路网建设已经相对完善的今天，杨勇的每一次的考察依然像是探险。在羊城派记者跟随他观测金沙江水文和水电站的几天里，他驱车游走在高山峡谷间。遇到陷车，就下车找石头铺到轮子下，发动拉车；路不通，就把车撇在一边，然后徒步走到水边，拿相机仔细拍照，记录情况。

　　好几次，我们和他走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山路上，半米开外便是1800-2000米深的绝壁，记者要贴山边才敢迈步，杨勇却能在羊肠小道上健步如飞。可见，这是他生活的日常。要知道，当年他可是徒步七入七出虎跳峡的人。

　　身处体制外，野外考察存在种种艰难，杨勇依然积极寻找一切可能，表达他的观察和呼吁。

　　2006年，杨勇筹资成立了民间考察队，对规划中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源区生态环境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并先后对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大渡河河源区进行夏季独立考察。

杨勇 图/李钢

　　而在三江源无人区的冬季考察中，杨勇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零下40多度的气温中，获得了三江源冰封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西线工程或将加剧黄河的凌汛！

　　“我们在河源区进行了地毯式的考察研究，从水源保障、地质制约、高原瘟疫等几个方面对‘引水济黄’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站在澜沧江的源头，杨勇的语气一如既往地沉着。“后来政府有批示，暂缓西线工程建设，先做好论证工作。”

　　这些年，杨勇“找水”的足迹遍布各地，形成了诸如《雅鲁藏布江生态与环境》、《南水北调与生态变迁分析》、《近十年来长江上游生态环境退化与对策》等考察报告。

　　“不管什么方式，只要我的科考结论对社会有用，就可以了。”杨勇说，他还将继续以民间科学家的身份关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论证。

　　“这是一种使命。”

　　漂流到80岁：生命的另一种极致

　　在中国探险、漂流界，说起“幺哥”，无人不晓。1986年后，科漂队成员各奔东西，只有“幺哥”——冯春还漂在江上。

长焦漂流中的冯春 图/网络（侵权即删）

　　当羊城派记者走进他位于成都的家中，目之所及全都是跟漂流有关的物什：奖杯、奖牌、证书、舵桨……

　　“幺哥就是个奇葩。”好友张国宪当面如此打趣道：“如今我们叫他‘幺爷’”。他对漂流的热情无人能及，“也许血管里奔腾的就是长江水”。

　　事实上，30年前席卷全国的那场热潮，彻底改变了冯春的一生。当时，他还是攀钢一名齿轮工，瞒着家人，一个月内自费七上成都，强烈要求加入科漂队。也是这一段经历，让他迷上了漂流的痛与快，从此一发不可收。

　　长江、雅鲁藏布江、红河、澜沧江……30年来，冯春一直致力于中国漂流运动的推广和发展，足迹遍布各大河流，也多次处于生死一线。

冯春说，他要一直漂到80岁 图/李妹妍

　　2004年7月，冯春参与并组织对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全程的成功漂流，这是代表中国漂流者首次大规模海外远征。冯春由此成为完成长漂、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漂流和科罗拉多大峡谷漂流的第一人。

　　“长漂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当一个人在用生命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值得尊重的。”坐在成都的家中，缓缓说起30年前的漂流往事，冯春的语气透露着思考和谨慎：“到现在，中国的漂流探险者已能够理性、平和地对待漂流，学会珍惜生命，这些理念也是当年的长漂勇士用生命换来的。”

冯春和张家界猛洞河漂流创始人李月光 图/李钢

　　用勇敢和智慧去超越死亡，而不是用生命去验证勇敢，这是冯春这些年一直致力倡导的理念。目前，冯春在西藏和新疆都有组织漂流。每年夏天，他带学生漂前都反复强调这一点。“有人说幺哥怕死，我不是怕死，我是想把大家平平安安地带回来。探险不是冒险，明知道下去要死人，为什么要去送死呢？”

　　“我要一直漂到80岁！”在江面上，冯春爽朗地和记者约定，“到时一定会再叫你们过来看！”

　　平凡之路：渐渐湮没的记忆

　　长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李大放并没有像其他队友一般继续从事与江河相关的事业。不过长漂的经历让他对野外探险和旅游颇为热衷，于是在中青旅找到了一份规划旅行线路的工作。

　　作为当时科漂队中唯一的大学生，李大放此前在一所中学里当历史老师，“不安份”的他正想辞职，长漂给了他一个走出去的机会。李大放坦言，他报名的动机并不那么纯粹，“就是想借这个机会看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建川博物馆长漂馆，张国宪、李大放、冯春（左起）在大型长漂壁画前合影 图/李钢

　　李大放笑着说，那个年月年轻人要改变命运并不容易，事实上，能参加长漂的队员大多都不太“安于现状”，都想出去闯闯。

　　张国宪曾经以为自己会一直做一名印染厂的设计员，加入1986年科漂队，起初也是因为他设计的一款“冲锋衣”被科漂队选中为队服。长漂归来，张国宪与队友们去到北京、上海、大连等地展开巡回演讲，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回单位后，总是想要改变，渴望挑战。”

　　很快，张国宪干起了摄影记者。1998年，张国宪停薪留职，自己创办文化公司，主营商业广告。几年前，张国宪还在广州成立了工作室。

　　科漂队员很多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当年长漂的热血依旧沸腾。

　　今年8月，成都罕见的酷热中，羊城派记者曾随冯春、张国宪等人前往位于大邑的长江漂流博物馆旧地重游。

成都建川博物馆内的长漂馆 图/李钢

　　博物馆是张国宪和冯春张罗做的，号召老队员们捐了不少东西，还专门把“长江漂流第一人”尧茂书的旧纪念碑移进馆内。不过参观者寥寥，不少人在门口略张望了下，便不再驻足。

　　纪念馆中间是一艘蒙尘的橡皮艇，述说着曾经的喧嚣。“如今只有40岁以上的中国人可能还记得长漂，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冯春感慨道。

　　事实上，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因为三峡工程，当年的长江也变化了模样，金沙江沿线建起了25个水电站，叶巴滩附近也修起了水坝——科漂队和洛阳队最早牺牲的孔志毅、杨红林和张军葬身的地方已是高峡平湖。

　　长江漂流是长江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的长江被大坝截流，已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了。

　　1986年的长江漂流，已成千古绝唱。

　　统筹策划：曾璇

　　本版文字：李妹妍 曾璇

　　摄影：李妹妍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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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 可嘉！敢作长漂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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