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和巴金的世纪之交！ 摘自：人民政协报

张兴

冰心与巴金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两位代表人物，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长达60余年。笔者整理《解放日报》和《上海大学学报》等报纸杂志的学者文章，为读者梳理出二人友谊的发展脉络。 　　二人的首次“面晤” 　　冰心生于1900年，巴金晚4年出生。巴金是从阅读中认识冰心的。 　　1921年，当冰心的小说《超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之后，身在四川成都的17岁学生李尧棠（巴金）和他的三哥就读到了这篇小说。1923年，李尧棠离开成都的时候，一本冰心的诗集《繁星》，陪伴着他来到上海。 　　巴金不止一次地称他很早就是冰心的读者，并称冰心是他青少年时期十分喜欢和敬慕的少数几位“五四”老一代作家之一，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也受到过冰心的影响。“十几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爱读者（我从成都搭船去渝，经过泸县，我还上岸去买了一册《繁星》）；我的哥哥比我更爱她的著作（他还抄过她的一篇小说《离家的一年》）……”直到晚年，巴金在为一部《冰心传》作的序中，还深情地叙述他青年时期“边读着《繁星》，一边写‘小诗’”的情景。 　　巴金和冰心的首次面晤，是在1933年冬天，燕京大学燕南园寓所。巴金在章靳以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冰心家，与郑振铎一同为筹备《文学季刊》组稿。这以后的60余年，巴金和冰心的交往，除“文革”那10年外，从未间断。         主张“情”和“真” 　　 冰心和巴金都是属于感性的作家，主张“情”和“真”，这样相似的写作理念，是他们成为朋友的重要原因。 　　巴金多次表示：“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因此，一旦进入创作，他就“和书中的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冰心也是一样，她认为作文的要素“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过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情感”。她在写《寄小读者》时也“常含着眼泪写那些文章”。 　　  重“情”的作家，在文艺观上往往更重“真”，巴金和冰心也都主张“真”，都认为真实性是作品的第一生命。 　　 冰心认为，成功的文学作品“可以使未曾相识的作者，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他的才情、性质、人生观，都可以历历的（地）推知”，其原委“只有一个‘真’”。巴金“真”的文学观更执着了，他数十年如一日，反复申述自己创作奉行的原则就是“真诚”和“真话”，就是“不说谎，把心交给读者”。 　　于是，冰心和巴金大部分作品都写的是真情实感，也都各有特色。不过，冰心更注重真实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的个性，巴金则更注重真实地描写自己所见所闻和所经历的社会现实。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重面，达到了相当的文学审美高度。       互通信件近百封 　　《收获》杂志曾在2012年第5期刊发了冰心和巴金互通的98封书信。 　　“得来信和《文丛》，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断的（地）在努力，尤为兴奋。萧乾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应该传令嘉奖。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还是多一点……”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在巴黎写给巴金的信，也是现存最早的冰心写给巴金的信件。 　　在巴金心目中，冰心永远是最亲爱的大姐。巴金曾经回忆：“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 　　“文革”中，冰心和巴金长期隔绝音信。直到“四人帮”粉碎，才恢复了通信往来。岁月和苦难，给他们的身躯刻上了印痕，受病痛折磨的他们开始频繁地进出医院，而他们依旧关心安慰着彼此。1985年1月18日，冰心在信中写道：“你说友情是最好的药物，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文学创作的又一个巅峰，但总想写些什么的他，却避免不了各种纷扰。巴金在信中写道：“我对这些打扰很有反感。您了解我，名利之事我已看得很淡，而且有时甚至感到厌恶。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挚的感情留在人间，因此还想多写点随想，因此时间对我多么可贵。想到过去浪费掉的那么多的时光，我觉得我也应当坚持一项原则：尽可能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尽可能不做或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冰心给巴金送去了放大镜，老人看书的“小书架”。1986年，巴金终于完成了五卷《随想录》共42万字。 　　晚年的巴金身患帕金森病，写字困难，但他坚持握住手中的笔，和冰心真诚地交谈。在为《冰心传》写序的时候，巴金说：“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1997年，冰心给巴金写信，只有两句：“我想念你———多保重。”这两行字，让我们感受到她耗费了巨大的努力才写下来，而巴金的回复也很短：“冰心大姊（姐）：我也很想念您！”这也是冰心和巴金最后一次通信。

山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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