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必然腐败

东北汉子 · 发表于 2014-1-10 13:23

本帖最后由东北汉子于 2014-1-10 13:26 编辑

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必然腐败

■杨继绳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在《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中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

很不幸，我国现实的发展和我的期待不一样，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就是发财机会。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我们的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认真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不能按照政治人物个人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只能在各种社会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常常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

（摘自《炎黄春秋》，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必然腐败长江日报报业集团

http://cjrb.cjn.cn/html/2014-01/09/content_5278299.htm

可可虾 · 发表于 2014-1-11 12:03

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

东北汉子 · 发表于 2014-1-10 23:42

这些学者都是见风使舵的主，这个杨继绳在以前写的《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中，只是做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没有敢提出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必然腐败的观点，现在中央大张旗鼓的反腐，他才把这种很尖锐的说法提出来。这些学者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清楚，什么问题当然看得透，比如大跃进亩产万斤，那些农业方面的专家，那个不知道，一亩地产一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有那个敢出来放一个响屁。仔细想一想当时还真的不能说，谁说了就是右派，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到了没有人敢说真话的地步，那他的人民也只能去遭罪的角色，用习大大的话说，离亡党亡国也不远了。

小龙人 · 发表于 2014-1-10 21:01

　杨继绳，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新华社工作35年，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2003年加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至今。　　他写的调查报告有30多篇曾获得中央领导人重视。现如今，不求闻达天听，自称满足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的“三胡”生活的杨继绳对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体察。在他看来，转型中国的最大障碍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的权力市场经济，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正是它的具体表现。近日，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书中提到，官员是挨骂最多的阶层，我们也看到有调查显示，很多官员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对此怎么看？
　　杨继绳（以下简称杨）：我的书稿说官员是“挨骂最多的阶层”。官员是为公众服务的，他的服务得不到公众的满意，就要挨骂。何况社会各类人的要求千差万别，官员的服务很难得到百分之百人的满意，所以，官员挨骂是常态。另外，官员活动在全社会的聚光灯下，如行为不端，势必要受到很多人的遣责。
　　当今，官员权力太大，而且缺乏监督和制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是“糖衣炮弹”密集“攻击”的对象，如果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老婆孩子不爱护他，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弹”打中而落马。关键是制度，在好制度下，坏人难做坏事；在坏制度下，好人也会变成坏人。近年来，官员频频落马，主要是制度原因。“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是腐蚀官员的制度。
　　记：“农民工”阶层目前看起来，贡献和回报不合理，另外，他们子女中的很多人也成了“穷二代”，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很小，你觉得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杨：农民工对打工地区的经济发展、居民生活也有着重要贡献。
　　然而，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而是也带进了城。在一系列的城市生活的“筵宴”上没有农民工的席位。不仅在职业选择方面，他们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入托上学等方面，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有一些城市以对农民工管理为借口，侵犯农民工的权利，遇到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农民工常被强制收容劳动或遣送回乡。
　　最近几年，农民工出现了以下几个趋势：一、农民工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但增长速度将趋向平稳；二、农民工由“候鸟型”向“迁徙型”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三、农民工的流向仍以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为主，但将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扩散。
　　记：财富、权力、地位这三个分层要素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您用权数来表示：财富为0.36，权力0.38，声望0.26。为什么权力的比例最大？这是否是导致“权力市场经济”的关键？
　　杨：为什么权力的权数比财富、声望大？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历来有权力至上、权力崇拜的传统，而且当今行政权力过分扩容，权力控制市场运行，控制市场交易，甚至权力进入市场成为交易的商品。这正是我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的特点。
　　记：您提出近年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高的阶层希望地位世袭不想往下掉，低的就是穷二代现象，上不去。我们采访了城郊农民，因为城市扩建，他们成为获利阶层，但是上升空间也有限；我们采访了农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改变不了打工的命运。阶层固化是怎样产生的？
　　杨：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或者说每一个阶层中成员的变动称为社会阶层流动。社会阶层流动通畅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社会阶层固化，底层的人不管怎样努力，也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这种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发生社会动荡。
　　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社会流动很快，其中，后致性因素（个人努力）的作用大于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的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社会阶层就出现了固化。
　　近年出现了阶层固化的现象有以下原因：
　　第一，行政权力不受制衡，是阻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
　　第二，户籍制度还是阻碍社会流动的因素。近年来户籍制度松动了不少，但还是阻碍社会阶层流动。
　　第三，教育是提高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教育不公平使一些低阶层的后代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教育资源(经费、师资)分配很不合理。地区间、城乡间和学校间的生均经费水平差距很大。
　　第四，社会地位高的就业岗位被继承。由于中上层的职位被继承，好不容易大学毕业的工农子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就谢天谢地了。
　　与“穷二代”相对应的是，出现了“官二代”。“官二代”的形成，有一种利益机制。
　　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成了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由上所述，近年来社会阶层固化，是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因素有关。
　　记：您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发展趋势有什么判断？
　　杨：21 世纪中国的社会阶层变化，可以大体判断：中下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中间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目前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的比重达80％以上。到21世纪，这个阶层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与此相应的是，中间阶层的比重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中国稳定社会的目标应当逐渐形成“小康大众”，它包括知识分子、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者、企业里的白领人员。由于“小康大众”的形成，中间阶层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3.3％逐步扩大，到21世纪中期，可能达到45％左右。
　　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下降，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上升。在信息社会，将出现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知识、发明，他们是高级“打工仔”，但他们比投资者风险小，生活更安定。在新世纪，企业家的地位将会上升，他们将市场化。中小私有企业主还将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中小型私有企业可能如群星满天。
　　政府权力缩小，社会权力加大，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地位将上升。在未来二三十年，政府机构和政府功能将会缩小，政府将集中精力从事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行政权力不再直接插手经济活动。随着“审批”减少，“寻租”机会也大大减少。公务员是依法从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专门职业。随着政府职能的缩小，那些既非政府机构，也非单纯盈利机构的中介组织的地位将会上升。金融、基金会，传播媒体，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将会增强。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地位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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