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3)

上海人

      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封建专制是中国政治无计可逃的唯一选项，“天朝上国”是中国统治者们最为笃定的自我认知。戴皇冠的人或姓李或姓朱，而皇冠永远高悬于华夏众生之上；坐金銮殿的天子或汉或满，而皇权始终是“超级坚固的东方堡垒”。黑格尔曾经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把戴了几千年的皇冠打落在地，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从立宪转向革命的张謇敏锐地觉察出这场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质区别：“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之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
      对于这个“迥然不同”，毛泽东以极其通俗的语言，道破了它所带来的历史后果——“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国”迷梦在83天里迅速幻灭，张勋的复辟闹剧折腾了12天即告破产，历史的决断，人民的选择，让一个时代强音振聋发聩：“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七）作为二十世纪历史性的三大变化之一，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一起，永远彪炳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史册。
      由当时中国尚无成熟的社会条件和新旧社会势力力量对比所决定，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尽彻底的变革。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辛亥革命让“朕即国家”的时代成为历史，标志着中国由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闭关锁国、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它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探索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辛亥革命启开了封建主义之蒙，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使思想解放的大潮奔腾东流。民主精神的苏醒，平等意识的生长，令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为前进而准备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时之间，“自由尽是新风尚”。
      辛亥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能够领导中国政治变革的新的政治力量应运而生了。
      （八）革命者期待着民族的新生，然而这个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却在未曾改变的国运中备尝苦难。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百姓饱受欺凌，颠沛流离。这是辛亥一代的未竟使命：如何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如何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如何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他们从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启示，在对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升华。
      为什么民主共和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如此之难？为什么孙中山奋斗一生，临终仍感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因为制度革命可以一举摧毁旧的结构，人的建设和发展却是水滴石穿的漫长过程。
      “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革命之后，宋教仁曾发此浩叹。划时代的革命为何并未带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因为它未能深入发动和依靠蕴藏在最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庶民的革命，让亿万民众构成国家的基本土壤，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
       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创建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陈独秀、李大钊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将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推向更深层次。年轻的毛泽东投身农民运动，致力于“唤起工农千百万”，进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为什么在新生的民国，封建王朝的权杖依然在冥冥之中统治着社会？曾经期望的平等、自由、博爱，民族、民权、民生的现代国家为什么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向往，却必须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道路。


       摘自:  20011-10-08   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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