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人物—陈鸣树教授

胖子兔

      复旦大学陈鸣树教授曾经是许昌冬泳的骨干，杨浦冬泳俱乐部主任。今天在网上看到两篇关于他的文章。转载如下。

走一走

许昌真是人杰地灵，我们也跟着一起借光，祝许昌的老前辈健康长寿

许昌冷气鱼

陈鸣树教授
胖子兔 发表于 2010-6-1 14:29

    这个陈教授是不是把全毛长裤改成西装短裤，大冬天穿西装短裤的那位前辈？

下海龙.李lll

看到小徐的介绍.冬泳的人都是有坚强意志的.多游几年吧,为了可贵的生命.

胖子兔

在水里，就没有教授了。也没有什么大官大富翁。来吧，老陈头，一二三，下水了。
我是胖头鱼 发表于 2010-6-1 14:47

    哈哈。这里又要谈到了另外一位“许昌人”。他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十年前，当时的分行行长姜建清在浦东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招待大客户。我作为技术人员参与技术保障。

     刚进大厅，一位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中年人向我打招呼：“小徐！”
     我一愣。
     “一起游泳的！”，见我没反应过来，来人赶紧自我介绍。
      这下子我才反应过来，赶紧伸出手：“孟行长！”

      但我心里想，穿上衣服还真不认识你了。




      

下海龙.李lll

介绍介绍陈教授好吗.

我是胖头鱼

在水里，就没有教授了。也没有什么大官大富翁。来吧，老陈头，一二三，下水了。

胖子兔

           陈鸣树教授

木对

做为许昌一员，也感脸上有光。

yao

许昌象黄浦军校，我们跟着一起沾光啦！

猎豹222222

       祝冬泳界的老前辈，幸福快乐！健康长寿！

一会儿游

回复 4# lh50


    冬泳活动可以有更多的新老朋友  不论老少  不论贫富  不论知识高低  目标是一致的  带来健康快乐  豁达包容

胖子兔

感慨太多,一代博导,''号称上海第一裤'',陈鸣树教授留给我太多的记忆,真留念那时冬泳的朋友!!!
lh50 发表于 2010-5-31 22:13

       陈教授对“冬泳”近乎“痴”，以至于（当局者）“迷”，乃文人气质使然。最近看了季承回忆乃父季羡林的文章，也很感慨。大师也是普通人，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大师有时候比普通人显得更“愚”。

lh50

感慨太多,一代博导,''号称上海第一裤'',陈鸣树教授留给我太多的记忆,真留念那时冬泳的朋友!!!

胖子兔

旦毕竟是复旦。这个有着“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名校，建国后云集了一大批学界名师。一个人 ...
胖子兔 发表于 2010-5-31 20:00

  [转]

    我的博导陈鸣树先生今年73岁，排算起来也是沪上学界的一位人物，与上海文化界不少名家均有过从，包括远在台湾的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亦有交往。虽说早已超龄，但直到前年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才正式告别复旦中文系教职，告老退休。

     陈先生曾长年坚持冬泳，得过冬泳奖，常常大冬天一条西装短裤跑出来，成为复旦一道著名风景。这些年，陈先生的身体差多了，需要经常住医院了，成了新华医院干部病房的老朋友——进进出出快20次了。

     陈先生的身世大致可代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青年盲目紧跟、中年迷惘失向、晚年幡然悔悟。陈先生1931年出生于苏州破落商户，从小热爱文学艺术，1955年考入南开副博士研究生，师从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50年代，陈先生凭着才气早早成名，戴上青年批评家的光环。当年学术刊物稀少，能够发表论文很不容易。一文发出，万目争睹。为了“挣表现”，他稀里糊涂地“紧跟时代步伐”，撰文批判许杰、冯雪峰等老作家。这使他后来甚悔少作。

     1999年，他在《上海鲁迅研究》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公开对青年时代的那几篇“紧跟”文章表示忏悔：“我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这些文章至今想来还十分内疚和汗颜，对为我涉及的前贤与时贤表示深深的歉意……在上海文研所工作，主要是给上级写汇报，汇报哪里有什么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动向。”而且，2000年秋在他的“学术活动50周年暨70周岁诞辰”庆典上，众弟子派定由我作一主题报告，回顾先生50年的学术活动。先生一再要求我必须在讲话中强调他青年时代的不懂事，当了左倾思潮的推助者。我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弟子说这样的话甚不合适，先生坚决不允，一定要我加上这一段。其实，在极左年代，先生的“好日子”也不长，“文革”中还是吃了不少苦头，在上海市作协看大门（这还是因为身体不好的优待，否则得下乡劳动）。当北京来函调他参加《鲁迅年谱》的撰写，并且还是召集人，工宣队十分惊讶：“中组部怎么会调这样一个人？”
   
       面对历史，尤其面对自己不甚光彩的历史，能够摊晾出来，对自己的行为主动负责，是需要人格勇气的。因此，仅从这一点上来说，陈先生确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即一位能够进行自我反思的知识分子。人非圣贤，成熟是需要岁月的。一个青年时代经历了极左年代的知识分子，在老年能够从自身寻找缺陷，检视弱点，不将责任统统推给客观的“时代”，无论如何，在那一代人中还真不多见。说真的，多少应该忏悔的人都还挺着脖子呢！对自己身后的那一段极左轨迹，自我感觉还好得很呢。“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当然，最令先生跌足痛惜的是白白放走了中青年的大好年华，未能真正有效地使用一生，致使如今老大徒伤空怀怅然。

      最近，复旦大学编了一套“博学文学系列”，收入的全是复旦知名教授的精品名作，陈先生的《文艺学方法论》赫然入列。先生抱病为该作写了“再版后记”。当他在病床上抚摸着红色封面的精装本，怆然曰：“看来，这是我的封笔之作了。”先生本来还想写一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答应他的，只要他写出来，就一定给他出。他知道，自己已无力完成这本专著了。能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出一本《文学史》，是多少文学研究者一辈子梦寐以求的辉煌。然而大多数文学研究者，都是等挣来一定的声望名气与社会承认，却已无力消受。

      让生命浓缩成书籍，通过思考延续下去，多少能得到一点不虚此生的安慰。

     希望先生慢慢恢复过来，让思考继续擦出火花，既教导我，也为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留下更多更深的反思。

胖子兔

复旦大学陈鸣树教授曾经是许昌冬泳的骨干，杨浦冬泳俱乐部主任。今天在网上看到两篇关于他的文章。转 ...
胖子兔 发表于 2010-5-31 19:54

     
       旦毕竟是复旦。这个有着“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名校，建国后云集了一大批学界名师。一个人，能成为名师，除了自身努力外，家庭的因素也很重要。这一点，仅从那些老教授的名字就约略知道，其家庭解放前至少都是小康之家。中文系尤其如此。不说那些解放前已享有盛誉的名教授如陈望道先生、郭绍虞先生、刘大杰先生了，就是解放后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教授们的名字，认真考究起来，也都有一番来历的。十几年前，在复旦读书之时，博士生们之间喜欢打趣彼此导师的名字。比如蒋孔阳、贾植芳，顾易生、王运熙、王水照，具备一定的中国文化常识的人，应该能从这些名字中联想出一定的文化内涵。
   
     我的导师陈鸣树教授，其名字，熟悉古诗的人很容易联想到韦应物的名诗《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做过苏州的地方官，因此又被称为“韦苏州”，其诗集就叫《韦苏州集》。
鸣树师生于人文渊源深厚的苏州，一个解放前就走向破败的殷实之家。遥想当年，其父亲应该是经常手持一本线装的《韦苏州集》吟诵吧？
     
       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一行行书架，间距不大，有些逼仄。为了保持干燥，资料室窗户很小，屋顶上的吸灯，投射下来的光，显得很黯淡。1993年初春的一天，我在资料室很呆了一会儿。在现代文学架层，我一本本翻着，想找几本陈鸣树先生写的书。终于，在最底层，一摞摞书下，找到了一本《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60年代初的印本，纸张很粗糙。封皮有些脏，沾满灰，看来被冷落很久了。打开目录，大多是“炮轰”批判解放前后鲁迅研究名家，从胡风到冯雪峰再到许杰、陈涌等等。

        我把书放回原处。一声轻轻的叹息，穿透我的心房。难道这就是我要投考的导师吗？

       90年代初，互联网还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像现在这样，很容易通过“人肉搜索”，把一个人的祖宗八代都能查得清清楚楚。复旦大学1993年博士生招生简章，中文系是陈鸣树教授。问了几个同学，多语焉不详。当时，复旦中文系现代文学博导，名气最大的的是山西籍贾植芳教授。至于后来学界中声望很高的陈思和，虽然当时已经声名鹊起，但还没有招博士的资格。贾先生招考的是比较文学方向。我的硕士导师王智量教授兼了一个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的社会职务，会长是贾先生，加之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比较文学方面的，所以最开初想投考的是贾先生。但这一年贾先生不招生。招生的现当代文学除了陈鸣树教授外，还有主攻当代文学的潘旭澜先生。考虑到学业的连续性，我选择了陈鸣树教授。
      
      或许这本书带给我的印象有点恶劣，加上考博士，只是我众多选择中的候选，因此报名后，在同一座城市，对鸣树师，我一没拜访，二没写信，三连电话都没打听，更不用说通电话了。这种做法也够“酷”的了，有些不合常理：哪个人报考之前，不要和导师套套“近乎”？见面是终究少不了的。闭卷考试后，还要面试。主考官就是陈先生。现在早忘记考什么了。我的特点是多大的场面，不怎么怯场，侃侃而谈。如是顺利被录取，我又到复旦，在陈先生门下读了三年书。

      鸣树师和王智量先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王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高个，面白，哪怕到了晚年，也讲究仪表，红颜白发，很有学者的风范，遥相当年，也是风度翩翩一少年。整体的感觉可以用“玉树临风”形容。陈先生个不高，语速迟缓，夹带浓厚的苏州口音，面目黧黑，还有老年斑。如果要找出闪光点，那就是眼神还有些灵光。

      王师年少得志，考入北大，青年时代打成右派沦入社会最底层后倍尝艰辛，但自强不息，仍能够不荒废学业，以巨大的毅力，重新步入学术殿堂。其身上，儒家的气息浓一些。而陈师家道中落后，中学毕业就开始了其学徒生涯。因喜读鲁迅之书，5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因为学术上的成就，他和同出苏州的小说名家陆文夫一起，出席过50年代举行的全国青年作家大会。此后，跨过本科教育，考进南开大学，师从李何林先生，攻读副博士学位。这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实行的苏式学制，副博士就是后来的硕士。王师长于辞令，加入共产党，又加入民革，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陈师讷于言，也不怎么擅长社交，一直到退休，仍是无党无派。在他身上，有着一种超然于物外的道家气息。

       按照鸣树师的学术资历与人脉，他本有飞黄腾达之机。六十年代初，初出南开的陈师到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此时，所长是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这一时期，姚文元出版了几本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著作。记得陈师某次说过，这一时期，他的宿舍和姚的宿舍很近。当时没有细问，只是猜测，这大概是姚写文章时借用的临时宿舍。同样研究鲁迅，二人之间来往虽不可考，但姚熟悉、知道陈师是一定的。

      几年后，姚凭《评海瑞罢官》，平步青云，先成为上海主要领导，进而权倾一时，成为主宰全国意识形态的最高主管。而文革时期的陈师，在干什么呢？像他这样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人，研究的又是鲁迅，又不是“当权派”，属于那种典型的“逍遥派”，自然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友辈的发达，好像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此后，鸣树师就随大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一呆又是好几年，也没想到姚那里“活动”“活动”，早日回到书斋。

        1975年前后，周海婴上书毛泽东，要求整理鲁迅手稿。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召开会议，确定有北京鲁迅纪念馆负责此事，具体负责人是李何林先生。何林先生很自然的想到自己的弟子。人选还要经过政治局讨论，于是一纸商调函发往上海。那是盖着中组部大红印的商调函，此时的陈师正从干校农场回城不久，在上海某单位看守大门！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地上爬。不奔走于权贵之门，不汲汲于所谓的声名。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多亏了陈师这种淡泊的个性，稍稍激进点，他就可跻身文革时期什么“石一歌”、“罗思鼎”的班子中。这样虽能显耀于一时，不说在文革后被当成不可信赖之人被清除，起码也要视为生命历程上的一个污点，被揪住不放。

        文革时如此，文革后仍然如此。六十年代初，受胡风案牵连的王元化先生也被安置在上海文学所。陈师和他来往较多。陈师推崇《小逻辑》，就是深受王先生的影响。文革结束后，王先生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此时，陈师仍然做自己的学术研究，出书时也没有想到请元化先生作序、题签、推荐什么的。直到元化先生退下来后，才偶尔去看看他。

      记忆中，很少看到先生有脾气，或许是年岁大了，或许是天性使然。只有一次，大概实在是不像话吧，先生忍不住了，在我和师妹面前发起了牢骚。起因是一本词典。内容是新中国文学的。收录建国后名篇佳作、作家流派、研究机构、学者什么的。复旦中文系副教授以上都列了进去，但找来找去，却没有时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陈鸣树的名字。有人抱不平，来告诉了先生，刚好遇到我们两个弟子去。

     “怎么会这样呢？你和书的主编有过什么过节吗？”我问。

      “也没什么啊。要说有，可能就是80年代中期，我们在一个教研室，他是主任，好像有次什么学术研究会成立，邀请函发到教研室，我去要，他想去，但他偏重于当代文学，学会属于现代文学，因此指名要我去。那次我被选为理事。从此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变了。”  

        主编是老复旦毕业，在中文系有一定“势力”，和陈师住门对门。

        我当然懂得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的道理。只是在自己作为主编的书中，完全置事实于不顾，未免也太过了点。退休后，这位先生转入太平天国研究，很受一些人的推崇。中大某教授指出他的研究有点问题，他含沙射影地讲这个人文革中如何如何――中大这个教授文革前后，做过在儒法斗争批林批孔中红极一时的杨荣国的学术助手。
        
        但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就知道，一个学者如果完全置事实于不顾，我也怀疑他引述史料的态度――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可能就多引，不利于自己结论的，就当它不存在。多可怕！

        这件事情，就连我们同届、主编的弟子也认为欠妥。这位老兄说，80年代初时，学术刚刚兴盛，书店能买到的有关现代文学方面不多的专著，有几本就是陈先生的。

        牢骚发完了，先生也就不当回事了：“其实也无所谓。不就是一个词条吗。”然后又引述了一段鲁迅的话，大意是，如果某个人轻视你，你见到他，连眼珠子都不用转一下。

       鸣树师身体孱弱。为了健体，就练习冬泳。冬天，万木萧瑟的校园，鸣树师着短裤，骑着车，往往成为学生间谈论的话题：这和一个博导、教授的身份反差太大了。我不知道，鸣树师是否知道外界的议论。但我清楚，即或听说了，他的态度仍然会是只要此事于人无害，就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在这个世界上，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先生以此教诲众弟子如何面对别人的吐沫星子。
  
       时常想，我的两个导师，智量先生把我领进了学术大门，但怎么登堂入室，应该说得益于陈鸣树先生的指点。比如同样是读书，读硕士时，整整两年，王师要求我们，俄国名家的作品，一本本读，然后写读书报告。现在想起来，拿出两年的时间读小说，近乎于“奢侈”。陈师的做法是“单枪直入”，注重理清源头，注重思维的训练。黑格尔的《小逻辑》，是他指定要求学生必须精读的著作。这种训练，对于注重感受的中文系学生来说，是必要的。如果说后来我还被大家认为有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的话，要归功于陈师的引导。

       再如写论文，王师认为，在学术储备不丰厚之时，还是不要过早想到发表。而陈师则告诉弟子，不能单纯为读书而读书，要把自己在阅读中的感受整理出来，能拿出去发表就尽可能发表。“许多感受如果当时不动笔，就忘了。这些文字或许不成熟，但带着青春的朝露，自有其动人之处。”鸣树师就是这样做的。还在南开读书时，鸣树师就勤于笔耕，是当时校园和学界的学术明星。这一时期的成果汇集在《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一书中。这些论文多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用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言，批判一些旧时代的鲁迅研究者。后来，鸣树师在和我们聊天时，颇为年轻时的卤莽对前辈学者造成的伤害而懊悔。但书中收录的如《鲁迅与拜伦》等文章，仍然是立得住的好论文。1981年，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时，权威机构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数十年的成果汇编中，就收录了这篇文章。要知道，数十年来，鲁迅研究一直是“显学”，研究论文之多，堪称车载斗量，浩如烟海，能够入选，也证明了此文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正是在鸣树师鼓励下，我改变了勤奋读书疏于写作的做法。每读书必动笔；每动笔，尽可能地整理成文。先生看到了，如果认为可以，就会提笔给有关刊物编辑写推荐信，或鼓励我大胆投稿。博士三年下来，我不仅在今天被称为“核心刊物”――这是90年代中期后才流行起来――上发表论文近十篇，而且在上海本地和香港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短文。

      说到论文，我记起一件旧事。复旦各种奖学金比较多。入校第一年，学术成果不多，自觉不够格，就放弃了。第二年，发了好几篇学术论文，觉得还可以，就申报了。结果是比我篇数与发表论文杂志档次低许多的同学，获得奖项奖金都比我高。我有些气不过，愤愤然，去找鸣树师说不平。他却很平静，也不多问评选的具体情况，给我讲起他评教授的经历。第一年参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个权威人物：北京大学的王遥教授、南开大学李何林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唐詜研究员，为他报职称，专门写了推荐书。根本不管用。那些学术成果不如他多的人上去了，他这个复旦“外来户”落下了。第二年，他抱着几本厚厚的学术著作，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五、六本吧――那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学术著作不像现在这么容易――走上答辩台，他的这一举措把评委们震住了，这才得以通过。

       一件往事还没讲完，我的气已消了一大半。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完全的公正是没有的。特别是当评价之权操之于人手之时，而你又不会长袖善舞，奔走其间，如果没办法反抗，那么就顺其自然，接受它吧。最后，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