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司令——朱瑞 有一位将军为我军的炮兵事业耗尽心血。他率领的炮兵部队以猛烈地炮火攻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然而将军却在战斗打响后不幸牺牲，没有能见证最后的胜利。他就是解放战争期间献身于战场的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朱瑞。
朱瑞于1905年出生于江苏宿迁县一个书香门第，幼时家道中落，父亲当了中医。他因体弱多病，10岁才入私立小学，由于自幼有学业基础，12岁便升入县立高小，读书时参加了五四学生运动。1920年，朱瑞入美国教会所办的徐州培心中学，两年后，因反对校方的压迫组织罢课被开除。随后，他入南京钟英中学读高中，1924年夏报考广东大学法学院，在广东大学读书其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被中共粤区学委评价为“斗争的中坚分子”。
1926年初，他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取俄文名为“西尼”，即强有力之意。1927年夏，因国内大革命失败急需进行武装斗争，他受党组织委派赴克拉辛炮校，因智力聪颖和刻苦用功，两年后毕业时，考试和实弹射击均获第一名。1928年夏，朱瑞加入了联共（布），按当年共产国际的规定，回国自动转为中共党员。
1929年秋，朱瑞经西欧乘船秘密回国，到上海后在旅馆里却不见有人按约来接组织关系。几个月间，他遇到不少同学旧友，却发现许多原来的积极分子已在残酷的斗争中消沉脱离甚至叛变，包括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介绍人。有人劝朱瑞说，凭其才干改行经商不愁不发达，并愿意出资拉他入伙。朱瑞不为所动，仍终日上街找党，一天，巧遇邓颖超陪母亲散步，才接上组织关系。接着他做了近两年地下工作。当时，武汉地下党组织“破坏屡屡，牺牲接踵”，朱瑞却以“我是扛着棺材去的”精神，自愿前往武汉，几次遇险才奉命撤出。 先后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931年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兵运科负责兵运学习班。 1
1932年1月朱瑞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红军学校教员、军政治委员、军团政治委员等职，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 “ 围剿 ” 作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长征途中，他一再亲自在火线动员，如突破天险腊子口时便在前卫团直接组织人从悬崖绝壁攀登到敌阵地后方，为主力北进打开了道路。长征过草地前，朱瑞动员大家每人筹集七天粮食，在人少地贫的藏区根本无法办到。走入水草地后的七天行军中，粮食根本不够吃，他便亲自带头采蘑菇、野菜，吃饭时端着碗一面吃一面鼓动大家说：“蘑菇营养价值很高，吃了有劲，好走出草地。”有的人饿得走不动，他又不断大声喊：“再加把劲吧！听说前面就有粮食了！”，事后证明，对许多饥肠辘辘眼看要倒地的同志，这种类似“画饼充饥”的动员和动员者的模范作用，真是激起了他们最后的一点潜在的体能，坚持走出了倒地便等于死亡的草地。
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瑞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1936年12月调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后调任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受周恩来派遣从事对国民党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并争取了大批进步青年参加党的队伍。，同时指导恢复整顿中共直南、豫北特委，在晋豫边区、太行南区等地创建抗日游击队，为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同时创办华北军政干校，培养了一批抗日军政干部。1939年11月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１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中共在苏鲁的部队。后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面对山东复杂尖锐的斗争，朱瑞根据党中央指示，同分局其他负责同志一起，狠抓政权建设，迅猛扩建军队，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抗日统一战线。朱瑞亲自负责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使东北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始终保持中立。
1942年，他和分局的同志在刘少奇帮助下，对山东工作作出总结，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巩固了根据地。由于党内一直存在的各种复杂微妙的政治斗争的综合作用，朱瑞于1943年12月离开山东，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945年夏，朱瑞得知党中央将任命他为副总参谋长，就找毛泽东请辞这一职务，并说自己在苏联学过炮兵，可以在炮兵建设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管他此前担任过要职，这时却甘当一个只管千余人的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并亲自讲课示范。当时，因条件困难，校内连粉笔都供应不上，他就用白土在黑板上写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延安有消息说东北遗留的装备无数，去了便可拿到。朱瑞率炮校学员1000多人千里徒步跋涉，于10月下旬赶到沈阳，却发现回炉冶炼价值大的火炮大都被苏军运走，其余也多丢失。在许多人感到失望之际，朱瑞将部队分散为小队，到各地搜集散落的武器。他还到苏军中找到一些过去的炮校同学，利用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有时能一次便拉回来已运走的十几门日本大炮。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前的半年宝贵时间里，他们共搜集到火炮700门，炮弹50万发，又以炮校的学员为骨干，组建起10个炮兵团和6个独立炮兵营，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有了一支强大的炮兵。 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重视培训炮兵干部，总结作战经验，提出集中使用、步炮协同、抵近射击等战术原则，对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等方面都作出明确规定，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只要能让我上战场，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1948年7月，朱瑞参加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军区领导决定留他在后方主持工作。但朱瑞坚持要去前线，便向毛泽东请战：“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我在后方，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解放东北的战役，我应该带着炮兵到前线去。”主席很理解朱瑞的心情，但是主席想到炮兵必然要配署步兵主力部队作战，这样显然降级使用朱瑞。但朱瑞对此并不计较：“只要能让我上战场，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指挥出色令敌军将领敬佩
1948年9月12日，炮1、2、3团与其他纵队配合，包围了义县。义县城墙高大。敌人以城垣为依托，沿城墙四周构筑碉堡，地面上遍布地雷，外围还设了许多障碍，城内驻有装备最新式武器的国民党一个整编师。 义县是锦州的门户，要想攻下锦州，必须首先夺取义县。朱瑞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同时他将这次炮火攻击义县作为攻锦作战的一次预演。“轰”、“轰”随着几声炮响，敌人的一些重要火力点顷刻之间被摧毁。靠近城门（南门）右侧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豁口子，城墙其他各处霎时也变成颓垣断壁。我炮兵部队小试牛刀，便初有成效。
9月28日，朱瑞突然接到了总部的紧急电报：敌军正从沈阳空运49军至锦州增援，目前已运至两个团，命炮纵迅速封锁锦州机场。此时，炮兵纵队已作好了进攻义县的准备。危机时刻朱瑞从容应对，命令炮1团派出一个营，秘密开进至锦州机场附近，并事先作好攻击准备。此时，敌人的飞机并不知有埋伏，5架飞机正在降落之中。营长瞅准时机一声令下：“开火！”全营10多门火炮同时发威。不一会儿这5架飞机就被打得千疮百孔。当时正在开会的锦州城防司令范汉杰得到我军炸毁了机场、49军已停止了空运的报告后，不由得“啊”了一声。随即他在会上不自觉地谈起了我军炮兵的厉害。
亲临一线观察，不幸触雷牺牲
9月底，被我军长时间围困的敌军龟缩在义县的城内，企图凭借大佛寺，负隅顽抗。 10月1日，天还没亮，朱瑞匆匆赶到前线指挥部，检查炮兵火力的部署。这时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向他报告：“3时炮兵全部进入阵地完成射击准备，9时30分完成以打开突破口为主的炮火准备。”朱瑞点了点头。 9时30分，朱瑞下达了开炮的命令。担任正面射击任务的200多门大炮同时开火。强大的炮火将大佛寺屋顶的一个角儿轰掉。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炮火攻击，朱瑞从望远镜里看到义县的城头已经倒塌下来，正面的城墙也被炮火打开了30多米宽的口子。朱瑞对此满意地点了点头，对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说：“如果是打锦州，突破口还应该再大一点，也可以考虑多打开几处。” 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发起了冲击。只一个冲锋突击队就冲上了城头。守城的敌人如潮水般退了下去。
至15点20分，敌守军一万多人全部被歼。 这时，朱瑞从指挥部里走出来对一名警卫战士说：“走，到城头上再去看一看，最好量一量突破口有多宽，这样下一步攻打锦州心里就更有数了。”这名警卫战士说：“还没有打扫战场，首长是不是先不要过去？”“不要紧，我们也可以一同打扫战场嘛。”朱瑞说着便朝城头的突破口走去。当朱瑞走过一条小道、跨上一道土坎的时候，脚下突然踏响了地雷。随着火光一闪，将军轰然倒地……身中几十处弹片的朱瑞再也没有醒过来，时年43岁。
10月3日，东野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闻讯后许久不语，悲恸不已。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唁电中，毛泽东亲自写下：“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
朱瑞是党内军内少有的专业技术干部，又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模范政工人员。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始终追求先进思想并善于前瞻的特点。他自己回忆，少年时从《岳飞传》学到民族思想，从《七侠五义》学到同情心，从《水浒传》学到 “应该捣乱的念头”。后来他上大学和留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又认定了应该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在革命军队以步枪梭镖奋战时他便去学火炮，这恰恰是在军事领域追求先进思想的重要体现，并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启迪。
朱瑞牺牲时他的大女儿朱淮北年仅5岁，小女儿只有1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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