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晚年不愿公开的身份 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雷锋的学者们一直对于雷锋留下的署名为“黄丽”的信件疑惑不已,他们四处奔波,打听着,访问雷锋曾经工作与生活的地方,但皆是无功而返。 直到1991年,他们得到了一条有趣的线索,原望城县坪塘区供销社有一个叫做王佩玲的营业员,1958年时她曾经与雷锋共事过,二人曾经有密切的交往。 曾在望城县与雷锋共事过的老新闻工作者胡道明得到消息后,几次找到了王佩玲的家中,问起这有关“黄丽”的事情,王佩玲尽皆矢口否认。
而另一边,雷锋纪念馆的馆长雷孟宣多次登门了解情况,王佩玲也都是守口如瓶。 王佩玲在晚年解释道:在我看来,雷锋是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我却只是个普通的妇女,我自觉愧为雷锋的“姐姐”,怕损害他的形象。 但是雷锋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就这么放弃这条重要的线索。 《回忆雷锋》的主编戴明章曾经是雷锋入伍的接兵人,后来得知消息的他一连写下了十封信给王佩玲,封封情真意切地请求她告知事情的真相。 在第八封信中,戴明章写道:我们这些雷锋成长的见证人已经年近七旬,时日无多,找不到“黄丽”,何以告慰雷锋的在天之灵。
王佩玲看完这封信中,深感心中有愧,她当即回信,承认了自己就是那个黄丽,王佩玲回忆,那时她已经年近六十,如果再不说出来,以后可能也再也没有机会了。 王佩玲晚年退休以后,虽然退休工资微薄,但是儿女皆找到了工作并且成家立业,生活也稍微清闲,因而她多次受邀到各地参与学雷锋活动。 但是学雷锋的事业中,她常常呈现出一个家庭妇女的形象,很朴实与低调,从不希望人们过多关注自己,宣传自己,只是希望为学雷锋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让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雷锋,学习雷锋,自己也能够一如既往地做个好人。 因为学雷锋活动的关系,她和学雷锋文化馆的同志们关系很是密切,时常互相来信表示挂念。
2017年5月10日,王佩玲因病离世,在弥留之际,她依然牵挂着学雷锋的同志们,直到长沙雷锋纪念馆的同志们到了她家,她这才安心地闭上了双眼。 王佩玲同志的一生深受雷锋同志的影响,尽管她已经离世,可她所延续下的雷锋精神将永远地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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