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9日国军一战区部队为了防止日军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占领开封和郑州进而南下武汉，将黄河花园口的大堤掘开造成890000中原地区的老百姓或淹死或饿死（日军也因此损兵折将7000余人）。
10年之后的1948年3月新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怕孤立的吉林市国军守军被解放军歼灭， 令国军炸毁小丰满水电站、烧毁火车站、炸掉弹药库，之后向长春突围。但是驻守小丰满水电站的国军对此命令应付了事只在水电站配电室扔了一捆手榴弹，用步枪打坏了一个变压器交差了事。而并没有炸毁水电站的主体大坝。如果当时驻守小丰满的国军真的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那么小丰满周围10多个县市就会变成一片泽国，千千万万的东北同胞将惨遭毁灭。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诸君：为什么38年的国军能决堤花园口阻止日军入侵，而48年的国军却不能炸毁小丰满水电站以迟滞解放军前进的脚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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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决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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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丰满水电站
谨以此文纪念武汉会战爆发79周年（1938年6月12日）
吉林市可是沿江建城的，年年防汛都是大事。没看前两天吉林市和周边这两天发水的新闻吗？满街的车都泡废了，连金店的保险柜都冲跑了。要是上有的松花湖整个冲下来，没提前得到消息跑都来不及。吉林市冬季有一种景观叫雾凇，就是丰满水电站排下来的水带着蒸汽凝结在树上形成的，丰满的水流下来都没冷却透，你想想它从大坝到市里才用了多长时间
3月7日入夜后,曾军长在电话中对驻守小丰满电站的第五四四团团长胡彦暗示: “我们绝不能做黄河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几乎与此同时,胡彦又接到军参谋长徐树民的电话,严令其必须执行“剿总”指示,炸毁电站。
在解放军长期宣传警告影响下,胡彦考虑再三,最后下了“宁愿冒违抗军令的生命危险,也要把电站保护下来”的决心,与副团长黄忠尧商定:部队撤离后,派团侦察排(一说是工兵排)排长带着几名士兵用集束手榴弹爆炸电站非要害部位并引爆弹药库,造成破坏电站假象,了此任务。
李佐的叙述得到了小丰满电站站长杨德玉的证实:这次破坏电站的行动总共爆炸了几枚手榴弹,打了几发子弹,仅仅把配电盘铁板崩了个洞,炸坏一个电力表的玻璃罩,打坏一台变压器,除此整个电站完好无损。
一个步兵团团长,安排不到一个班的兵力,提着几枚手榴弹,去爆破“亚洲第一”水电站,显然是为了敷衍自己的上司。
胡彦的顶头上司是曾泽生,似乎有了曾军长的“暗示”,胡彦所冒风险不会很大。其实不然,胡彦的的确确冒了很大的生命危险:曾泽生向胡彦下达过炸毁小丰满电站的手令!
应该说,曾泽生没有追究胡彦的责任,还算仗义。
未炸电站受到蒋介石“钦差大臣”追查之事,胡彦并不知道。他只晓得那天中午接到了曾泽生军长手令后,自己压根没有做炸毁电站的准备工作,直到部队撤退前,才与副团长黄忠尧商量了个办法,把团部侦察排排长喊来匆忙交代:带几个兵,用手榴弹把电站送电的地方炸坏,切断电源。完成任务后,用电话直接向军部报告,再追赶部队。
这个排长就是《智保电站》里说的那个“大个子斜眼军官”。
胡彦没有当曾泽生的替罪羊,但侦察排长却当了胡彦的替罪羊——由于未执行炸毁电站的命令要被追究责任,胡彦让侦察排长悄悄离开了部队。
蒋介石派员追查未炸小丰满电站责任的风波平息了。
虽然曾泽生军长对上承担了责任,侦察排长在下面一走了之,但胡彦并不轻松。胡彦保护小丰满电站的功劳远远高于曾泽生等人,按说,他不该怕共产党追究,但对国民党穷途末路已有预感的胡彦,确确实实为自己日后面对人民法庭准备了后路:他把曾泽生的手令悄悄保存下来。起义后,又把手令打进背包,背到东北军政大学并在“思想还家”运动中,把它交给了共产党。
历史的剖面,有的裸露在社会的表层,有的深埋在人的心底。众多不同的历史剖面连接了历史的完整过程。胡彦的反常,似乎可以从一件至今尚未揭秘的历史事件中,揣摩出他的心态。
1952年胡彦来昆明时亲口讲述的那愧疚难安的往事。
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为配合攻打吉林,确保小丰满电站安然无恙,东北军区联络部在仔细研究有关情报后,决定从解放军官教导团被俘军官中派遣一位与胡彦私交颇深的人,前往小丰满做保护电站的工作。
此人叫孙立民,云南宣威人,四个月前在梅河口战役中被俘,是胡彦的军校同学。
孙立民一到,胡彦立刻设宴招待。殊不知,几杯二锅头刚下肚,孙立民就高兴得昏了头,不但拿出民主联军宣传保护小丰满电站的资料给胡彦看,还滔滔不绝地向胡彦高谈阔论“参加解放军好”。胡彦顾虑隔墙有耳,一再把话岔开,孙立民就是满不在乎。
对孙立民的到来,胡彦内心充满了矛盾。思前想后考虑再三,胡彦悄悄拨通了曾泽生的电话,向军长如实禀报了孙立民的情况。胡彦之所以越过白肇学师长,是因为抗战时期曾泽生曾担任过第一八四师副师长、师长,是胡彦和孙立民共同的老长官,如此一来,既可以向老长官表达我胡彦的忠诚,又可以借机替老同学求个情。
为保护小丰满电站,孙立民虽惨死在老长官和老同学的枪口之下,但其苦口婆心的开导、推心置腹的恳谈、设身处地的忠告,却将共产党的警告和期望深深地刻在胡彦的心上。也正是铭记了这血的忠告,胡彦才鼓足勇气,冒着生命危险, “阳奉阴违”,在小丰满电站导演了一出敷衍蒋介石和顶头上司关于炸毁电站命令的“闹剧”
事实确实如此。那天,郑洞国和赵家骧向曾泽生传达“剿总”命令,要求当夜全部撤退。
曾泽生是以服从为天职的标准型军人,繁忙杂乱的撤退工作和紧迫的时间限制,使他无暇掂量毁坝后果,然而,历史还是为他安排了一次审慎决策的机会。
就在这一天,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和第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率所属各一个团经一天多的行军,上午刚刚到达乌拉街,下午4点就接到了要部队火速撤回吉林的命令。于是,陇耀、李佐和暂编二十一师第一团团长李树民三人乘车先于部队返回吉林市。
这三人中,陇耀在几个月前曾秘密会见了中共代表刘浩,他虽然没有答应起义,但通过“搭桥”,为自己,也为部队准备了后路。李树民是陇耀的亲信,陇耀密见刘浩,李树民就在楼下守候。李佐就更不用说了,地下党负责人杨重被曾泽生清洗调离时,专门把自己的卫士留给了李佐并嘱咐: “需要的话,可以通过他来找我。”他们都留心过共产党关于保护电站的宣传。
返回途中,三人都猜到要放弃吉林。李佐由放弃吉林想到小丰满电站,便问陇耀: “师座,这次放弃吉林,对小丰满电站怎么处理?建这么一座大电站不容易啊!一年多前共军从吉林撤退时都没破坏,我们骂人家是‘匪’,自己号称是国军,要是破坏了,日后怎么向国人交代?”
李树民也在一旁附和:“是啊,要是破坏就太可惜了!”
陇耀点了点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回去问明情况后,再向军长提出我们的意见。’
车子一到吉林市,陇耀先回师部,李佐直接去军部向军长汇报部队返回情况。李佐汇报完,曾泽生把撤退命令和行动部署扼要地讲了一下,但没提小丰满电站。李佐料定必有隐情,追问了一句:“他们对小丰满电站有何指示?”
“要炸毁。”曾泽生面无表情地回答。
李佐当即把三人在车上的议论禀告了曾军长并提醒: “下游有十几个县,毁坝可要祸国殃民的!”
李佐前脚走,陇耀风风火火赶来.从曾军长手里接过“剿总”的命令一看,果然要炸毁电站,立刻嚷了起来:“小丰满电站是东北最重要的动力基地,修建时死了上万东北同胞,日本人投降时没破坏,共产党撤退时完好无损,我们为啥要炸毁?军座,我们千万不能做黄河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啊!”
李佐后来听曾军长身边的人说,曾泽生幡然醒悟后,拨通了给胡彦团长的电话,强调“执行命令”的同时,暗示他不能做“黄河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
据原军部参谋处作战一科科长何贤回忆,送走郑洞国等人后,曾泽生立即开会传达“剿总”命令,口述撤退部署,并且安排何贤起草命令。何贤拿起笔就犯难了: “剿总”要求破坏电站和火车站,怎么破坏,军长在会议上没交代呀?
于是,接通曾泽生的电话: “军座,作战命令中关于破坏电站和火车站一段,写到什么程度为宜?”
电话那一头,曾泽生支支吾吾了半天,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见军长未置可否,何贤顾不得礼节,索性明确请示:“那破坏的事,是写还是不写?”
这一问,把曾泽生问得很不耐烦: “以后再说吧!”说完,就把电话撂下了。
何贤思来想去,干脆整个作战命令都不写了。
事后,曾泽生未予追究,也没过问。
然而,蒋介石并未罢休!第六十军到达长春不久,蒋介石派了一名姓方的将级特使飞抵长春,下了飞机,便乘坐郑洞国兵团部的轿车直奔第六十军军部。
方特使重提炸毁电站一事,一定要讨个说法:“小丰满电站离吉林市几十里,白天、晚上均可着手破坏,这义作何解释?”
曾泽生泰然自若,对答如流:“方特使,你去过小丰满电站没有?没去过。那好,我告诉你:小丰满电站水坝高百米,厚数十米,发电机四周钢骨水泥砌筑。要彻底炸毁电站,得多少黄色炸药?既然叫我们炸毁电站,请问,上峰给过我们几十斤、几百斤烈性炸药?靠我军库存的那点地雷行吗?再说,如果真用几吨炸药去破坏电站,如何不惊动几十里外的吉林市民?如何不惊动四周的共军?就算你不怕惊动他们,吉林市就在电站下游几十里的松花江边,这从天而降灭顶之灾的大水首先淹没的是吉林市,老百姓遭灾不说,部队也撤不出来!”
曾泽生一番唇枪舌剑,有理有据,驳得气盛而来的“钦差大臣”张口结舌,半晌,才勉强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反正许多事情我还是不明白,回去呈报委员长再说吧!”
“智保电站”三十五年后,李佐的一篇《国民党六十军长春起义纪实》,披露了当年电站何以被 “智保”的另一个历史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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