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斯年与穆旦:无名的野花在头上开满 ——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时,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1920年去英国和德国留学,1926年归国后,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贡献颇丰。他主持安阳的考古发掘将中国考古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开一代风气之先。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抗战和内战期间把孔祥熙、宋子文从行政院长的职位上赶了下去即是其最有志气,最有血性的明证。
傅斯年一生固守民族大义,极重文人气节。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北大复员时,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由此与其结下深怨。胡适称他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1949年1月,傅先生赴台,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后于1928年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当时的台大,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学术水平上,以及学校的思想风气上,都是不入流的学校。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平民的孩子难有入学就读的机会。傅斯年坐上台大交椅后,再度聊发少年狂,决意要“替台大脱胎换骨”。他把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带到了台湾,把有教无类,公平教育的理念带到了台湾,台湾大学自此有了自己的风骨。
1950年12月,傅斯年因病在台北去世。蒋介石亲书“国失师表”挽章,并亲临致祭。
台湾大学为纪念其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功绩,专门在校园建造陵墓并命名“傅园”,园中有一座纪念钟,名为“傅钟”,是台大精神的象征。
傅乐焕,傅斯年的侄子,1947年,赴英国留学。1951年学成,坚拒傅斯年的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1966年5月,文革初起之时,傅乐焕受叔父的牵连,被作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23日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同年8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老舍,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八月骄阳》专门写老舍投湖之死,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
随后,傅家在聊城的祖坟,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扬尸。母亲在重庆的坟墓也被炸开,惨遭毁坏。傅家留在大陆的亲属,上至祖辈,下至子侄辈,境遇无不凄惨。
从傅家的结局看,傅斯年的早逝,未尝不是上天对他的另一种厚爱。否则,以他的性格,这样的人间惨剧让他所闻,他必会在台湾面北而叩,泣血而亡。果如是,则天下士子学人该当如何面对!
傅斯年,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长期以来却没什么名气,这是一个民族之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我们不应以政治歧见来评判像傅斯年这样的历史人物。
傅先生一代大师,却难为师表。很多人对他知之甚少,究其因,实乃信息被阻滞之由。我观傅先生一生,大才,大用,大胸怀,大眼界,一生挚爱我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人,其生也名,其死也荣,不该如此待他。
穆旦,中国最好的诗人、翻译家。著名学者、作家王小波读他的译作,每每如朝圣般虔诚。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查家为江南名门望族,家道中兴几百年不衰。清康熙帝南巡时曾赐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以示褒奖。穆旦与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叔伯兄弟。只是后来,一个自美国回到大陆,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却下场凄惨;一个自大陆迁香港,成为名满天下的金大侠,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直到现在还活跃在陆港两地。
穆旦也许是上帝派下来到人间的传道者。他有一个充满传奇的前半生,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凄惨悲凉的后半生。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殉道者的真诚。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1937年抗战爆发,穆旦由北京到长沙,又从长沙向昆明转移。这次大迁徙,穆旦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徒步3000里,到达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路上,穆旦带一本小型英汉词典,边行军,边背单词。背一篇,撕一页,至昆明,一本词典所剩无几。这一路行走,为其今后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硬朗的基础。冥冥之中,也为他在几年后能活着走出野人山做了一定的经验和体能上的准备。
1940年,穆旦自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遇到了人生一个重大转折,他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入缅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5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同年5月至9月,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
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穆旦极少向人提及。只向自己的老师吴宓和几位好友偶尔述过。吴宓日记中有“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之语。
1945年9月,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穆旦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诗的最后一段,诗人用中国远征军将士们的鲜血和泪水凝成了一曲凄婉哀绝的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是神一样的诗篇,这是神一样的悲悯。生命的无奈,时光的无情,自然的残酷,意象之恐怖,心志之恍惚,全是血泪凝结,震人心魄。相比屈子江边行吟,悲叹时运之不济,穆旦的诗更让我从灵魂深处对命运敬畏,对生命珍重。
现在我知道,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和书写有那么两种人:
一种是知道但不承认;
另一种是真不知道,其原因或者是不读书,或者是瞎读书而致满脑子浆糊。这两种人都不能原谅,因为掩藏真相是罪恶,而不去了解真相则是愚昧。
1949年,穆旦赴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52年,穆旦与夫人周与良先后收到了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大陆,去完成他们对祖国的贡献。1953年5月,二人分别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和生物系副教授。他们凄惨悲凉的后半生从此开始了。
穆旦被批判的罪名起初由国民党远征军“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双重反革命分子”,继而又被晋升为“美国特务”。
1958年底,反右时期,穆旦受了“阳谋”的暗算,被“引蛇出洞”,结果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处以三年劳动改造。
1962年,被解除管制,每天打扫厕所和澡堂,结果,其传奇般的生命再度迸发。白天从事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后,晚上回家就开始偷偷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诗歌《唐.璜》。
1965年底,译完初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文革已开始横扫中国大地。期间,穆旦夫妇被几关几放,屡遭批斗。
1977年,穆旦心脏病发作而含冤去世,时年59岁。
死前,诗人写出了新诗《冥想》,道出了自己一生的感悟:
……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诗人是社会的梦想家,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穆旦是上帝的传道者,一生都在向人们传播着善良、爱心和梦想。诗人死去,梦想黯淡。友爱和善良被狂风席卷,这块大地充斥着罪恶和谎言。
政治运动,写满了多少知识分子阴阳两隔的悲欢。
曾经留下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故有陶孟和“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的呐喊。 曾经离去的,眼望故土,无能为力,满怀心酸。
这样的结局,是上帝对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诅咒吗?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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