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花月夜中的禅宗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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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花月夜中的禅宗美学精神


春江花月夜中的禅宗美学
　　文/胡鹏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朵绽放在初唐诗苑的奇葩。其所产生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王夫之《唐诗评选》评曰：“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王闿运《王志》评曰：“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后人更有评曰：“以一篇压全唐”。而在所有的评论中，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闻一多的《宫体诗的自赎》的影响最大：“那是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这是一首对大自然春江花月夜之美的礼赞，更是一篇对宇宙永恒的领悟的哲思。在禅宗盛行的唐代，作者张若虚在本文的创作中，运用了禅宗思维的独特视角，使此诗蕴含着不同于一般诗篇的禅宗美学精神与魅力。禅，最早产生于古印度，是印度古代人所发明的一种修行方法，汉字的禅是梵语“禅那”（Dhyana）的简称。所谓“禅那”就是静虑的意思，即精神集中，排除一切杂念以求得一种最高的智慧来把握宇宙真理。从宽泛的宗教意义上来说，历史上的禅家属于印度佛教中的一宗。然而，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而中国化，用中国语言和中国概念解释佛经，成为中国佛教。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后，在观念上依托黄老道术和魏晋玄学以宣明其旨，在宗派教义上为因应儒学而屡变其形式。经过与儒道两家的依附、对抗、吸收的过程，佛教在隋唐进入鼎盛时期，亦是中国化的时期，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思想理论上摄取儒道思想，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理论。特别是中唐以后，禅宗将繁琐的佛教教义归于简易，从内容到形式都更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唐朝统治者官方畅行的儒道释三教并行政策，也从客观上促进了三家的融合。唐宋之际，三教之间影响进一步加深，形成“三教合一”思潮，佛教终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会为一，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转而影响宋明理学，激发儒学的转型，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由于禅宗的文化属性已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特别是它同儒、道两家一方面互竞雄长，一方面又能相安无事的互通，所以禅宗思想也必然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塑造力。禅的思维对于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总体人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极大的渗透性，这进而孕育了他们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审美旨趣。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这种心理或旨趣成了个个口中无而人人心中有的意向。而禅宗与艺术的合流为中国艺术注入了特定的内蕴和哲理情趣。在禅艺合流的大背景下，在禅宗艺术精神的影响下，中国文人对艺术创作最高理想境界的追求都与前人迥异其趣。中国文人通过艺术创作来参禅悟道，凸显着文人创作者的自我性灵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禅思维中对想象力、直觉领悟力，包括审美思想中对意境、意象的追求，促成了空寂、闲寂、牯瘦、幽玄的美学范畴。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给文人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崭新的灵感与更高层次的审美视野。而文人的艺术创作亦以其简淡写意、虚白空灵、自然简约、含蓄蕴藉等审美特征表达出一种禅趣、禅思、禅境。禅宗认为“万法尽在自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只要达到“明心见性”，一念觉悟到了自我心性的空寂和清静就是佛了。这对于盛唐时期深受禅宗影响的诗人张若虚而言，自然渗透到了他的艺术创作之中。《春江花月夜》创作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也形成了虚静空灵、自然、圆融的美学特征。
　　一、虚静空灵之美
　　禅道的要旨，在本质上是一种明心见性的功夫，追求的无非是一种妙悟的境界。即从纷繁多变的“现象世界”中解脱出来，遁入以虚静为一的“本体世界”。自性即心性，自性论是禅宗的理论基础。它主张：“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自性能含万法”。只要悟得自性，就能达到成佛境地。禅宗既主张不脱离生活实际体悟自性，又反对以“空”对“空”的修炼方式，即既出世又入世的超然人生态度。力求心地静寂，追求“气和容众，心静如空”。禅宗最讲究的是一个“空”字，所谓“空一切相”，“目中无人”，“永绝我人，毕竟空寂”等等，都是强调无我之空的重要性。当禅宗所言之《无我》、《境》这样的概念被引入文艺理论之后，则自然而然地对中国艺术的变异起着巨大的作用。金丹元说：“空是指一种纯净的可以进行审美静观的形象氛围，借空来说出万事万物的无常变化。所以空蒙的背景是一个包罗着万象变化的背景。灵是灵气，生气的自由往来。空与灵合作一词便是指纯净、虚净、空荡的气氛中时时透出生命灵气的那种艺术境界。”中国艺术所讲的意境不是以立体空间为背景，也不依靠重彩浓描来表现画面的丰富性、真实性；而是在混沌、空蒙的背景下推出境象，又由意念的灵动作其言外之意的基石，表现艺术的全部内涵。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潋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诗歌开篇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静谧优美的春江月夜的景象，给读者带入一种宁静的氛围。只有在宁静中诗人和读者才能全情的投入思索，进而领悟大自然的优美博大。也只有这无边的静，人们才更清晰的感受到江水随波荡漾的灵动之美。“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是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境时得之。”诗人描写了月夜的澄澈与明净，并由此引发出了对皓月当空的哲理思索。“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二、自然之美
　　禅的立足点很高，总是处于一种俯视人生棋局，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超越境界，又有一种稳坐钓鱼台的渔老的怡然自得。“禅没有对生命的悲苦体验。没有对死亡彼岸的沉思，相反，它肯定此岸的世俗性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奇的此岸生活中才能真正获得禅的觉悟。”禅的重点是悟后如何重新而对人生和世界，禅宗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在现实生命中动态地把握超越的佛心佛性和内在的本心本性的终极合一。“平常心是道”并不把道庸俗化和局限在日常生活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显出高远境界，出之努力而又忘却努力。所以，“参禅的最终归宿还是回到对人的生命的关注，对人的生命意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反思，它是在般若直觉的方式中表达了对人生意蕴的热切关注，在超越的空灵态度中透露了对生命自由的迫切渴望。”葛兆光亦说：“禅宗把日常生活世界当作宗教的终极境界，把人所具有的性情当作宗教追求的佛性，把平常的心情当作神圣的心境，于是，终于完成了从印度佛教到中国禅宗的转化，也使本来充满宗教性的佛教渐渐卸却了它作为精神生活的规训与督导的责任，变成了一种审美的生活情趣、语言智慧和优雅态度的提倡者”。
　　这种对平常心，自然不造作的艺术美感的追求成为了多少代文人艺术家孜孜以求的创作原则。《绘境》一书中，明确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外师山水的自然造化，在心源中去妙悟美的真谛。张若虚在诗作中也大量运用对大自然的描写来抒发胸臆。“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循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这片江流环绕的芳甸，在月色的笼罩下犹如白茫茫的一片，空气中弥漫着似雪珠、似霜花的白色的晨雾，在夜色中朦朦胧胧地漂浮，似乎与沙洲上白色的细沙融合了，到处都是洁白透明的。天地间一片澄澈与空寂。诗中有大量对自然景象的描绘，充分表现出作者的自然审美观。
　　三、圆融之美
　　禅宗教义，首重圆觉。禅思维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圆融，表达圆融妙喻的是《华严经》中奇妙的帝释天之网。它取材于印度神话，说天神帝释天宫殿装饰的珠网上，缀联着无数宅珠，每颗宝珠都映现出其他珠影，并能映现出其他宝珠内所含摄的无数珠影。珠珠相含、影影相摄，映现出无穷无尽的法界，呈现出博大圆融的绚丽景观。在禅宗思维中，时间的单向流向变成了双向互摄，如“半夜口头明，日午打三更”（《五灯会元》卷11）就是禅宗时间观念的经典表述；对于空间概念的理解，又有“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而大海本相如故”之说，禅思维实现了时间长短的圆融，空间大小的圆融，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成为一体，一朝风月涵摄了万古长空，电光石火包容着亘古旷劫，微小与博大、黯淡与光明、短暂与永恒、个体与族类、自然与人生都涵容互摄，织成了珠光交映重重无尽的华严帝网。圆融之境体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所以中国文人艺术家将“圆”作为和谐与美的极致进行推崇。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诗人面对社会人事的变化、反复和无常，在于自然的对比中，突发灵感，领悟到人的生命的有限并从心灵深处直觉或默认了天地乾坤的永恒、伟大和不朽，进而思索有限的，夜露消残一般的个体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如何超越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去把握超越时间的永恒的美的瞬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子舟，何处相思明月楼。”在永恒的时间里，情永恒，爱也永恒。由江天而游子，而思妇，由宇宙之大而人间相思，纯洁的爱情是超越时空的。诗中的这些描述都体现了禅宗思维中超功利、超逻辑、超时空、超生死的圆融美学观。
　　佛家有：“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之说。禅又称“禅那”意为静虑。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宁静的心灵中获得距离无我，形象混化。物我合一的涅槃之乐趣。禅的艺术精神给创作主体的艺术思维方式带来了全新的视野，具有浓厚中国哲学意味的《春江花月夜》，负载着禅思维对于宇宙与人生的思索与遗问，而此曲又以其“虚静空灵之美；自然之美；圆融之美”表达出作品《春江花月夜》中所蕴含的禅思、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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