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很多人称蒋氏为“蒋介石”呢?隋唐时候的大儒孔颖达说:“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意思是年过二十的男人已经是应该做父亲的成年人,别人不可以称其名,而应该称其字。这是中国名讳现象的泛滥结果。名讳现象起源于先秦,滥觞于秦汉,隋唐后更是风行,原本是对尊长之名进行避讳即不能直接称名的一种礼法。当遇到没有办法避讳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在名之前加一个“讳”字以示惶恐,比如北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即张猛龙碑)开篇即是“君讳猛龙”。名讳风气到了明清,已经达到了彻底泛滥程度,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越所谓的尊长,而是几乎适用于了所有略有点身份的成年男性,演变为了一种普遍的尊称礼节。就识字阶层而言,互相称呼几乎达到了只称字、不称名,以示尊重的程度。民国时候,尽管已经式微,但仍然延续了这种风气,流行称“蒋介石”而较少称“蒋中正”,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当代人读明清的一些书,一当涉及人名,就会特别累。即使是清人日记,日记主人也还是自觉遵守名讳习惯,多是提他人的字,而不是名。民国时候的书提他人名的比较多了,但仍然有不少是习惯于称字。在这种风气当中,明朝后就越来越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人们已经不了解或忘记了某人原本的名,只记得他的字了。这种情况叫“以字行”。“以字行”,就是“以字行世”,即人们都将某人的字作为名使用,比如明人唐寅,字伯虎,世人多知“唐伯虎”;清人顾俊基,字人千,世人所知“顾人千”;民国吴敬恒,字稚晖,世人多知“吴稚晖”。“蒋介石”这一称呼流行,也可以视作“以字行”,但很勉强,因为“蒋中正”这个称呼毕竟也比较流行。类似情况在民国可说是太多太多,比如蒋方震,字百里,无论“蒋方震”还是“蒋百里”,两个称呼在民国时候都是鼎鼎大名。 在“以字行”的风气当中,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本人系于别人已经只知道自己的字而不知道名,就干脆“以字为名”,也即自己将字作为名使用。民国时候有起多个名乃至化名、笔名的风气,“以字为名”的人就特别多。比如廖仲恺,本是名恩煦,字仲恺;戴季陶,本是名传贤,字季陶;胡汉民堂弟胡毅生,本是名毅,字毅生;王一亭,本是名震,字一亭;刘伯承,本是名明昭,字伯承;于右任,本是名伯循,字右仁,等等。这种“以字为名”的情况跟蒋氏无关,因为他本人并没有把“蒋介石”当作过自己的正式姓名使用。
以上可见,“蒋介石”这一称呼流行是在中国古老的名讳风气背景下,出现的一个很勉强的“以字行”事例,其发生基础是当时人们出于尊重,可以视作对蒋氏的一种尊称。当代人已经属于后世之人,可以继承“以字行”习惯继续称呼“蒋介石”,但系于蒋氏正式姓名为“蒋中正”,其本人并没有“以字为名”,因此,完全可以不继承称呼“蒋介石”这一习惯,而更加中性并正式称呼“蒋中正”。如果一定要将称呼跟臧否态度联系起来,那么,只能认为称呼“蒋介石”恰是继续追捧,除非中国姓名文化的基本原则已经被完全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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