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楼上看风景 于 2012-9-14 10:55 编辑
我在江永的曰子 彭劲寒 (一)把母亲也迁到了江永矮寨村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曰,我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来到了江永县城下公社矮寨九生产队扦队落户.全大队有三个自然村、(矮寨、岭元山、廖家岗)十一个生产队.矮寨村有八、九、十、三个生产队.我们是到矮寨村的是第一批,共八十人.后来二、三批分配到另两个自然村.共计163人.矮寨傍山,(山名称欧阳漯)与广西恭城县山顶防火道分界.我们队上有十七个知青,大的二十岁、小的十五岁.大都因家庭困难,没继续上学,有些小学都没业毕业.但家庭出身都好.我们这些中学生大都因出生不好,不能升学.而我正因为出身不好,(我父亲彭巩英毕业亍黄埔二期、任国防部中将部员,49军军长)既不能升学、又无门路找工作,而我又不愿拖累哥哥姐姐,因此决定去农村找一条生存之路.瞒着家里偷偷报了名.为此我下乡前作了些准备:购买了大量农业科技书籍、以及各种工具。 我十八岁， 在知青中的年龄不算大。但我力气大、又勤快.,尽己所有与大家分享,也热心帮助其它知青,所以大家挺服我.文革前,为搞好知青生活,我一心一意操办知青小组食堂.砍柴、种菜等力气活我干得最多.大家齐心合力把我们知青小组食堂办成了全公社最好的知青食堂. 下乡二年后我学会了各种农活,成了生产队的主劳力,底分十分工.经过“社教”运动后对农村有进一步的了解.“社教”运中一些极左的做法,损伤了许多农村基层干部,生产队干部抓生产也顾虑重重,生产开始滑坡,六六年生产队粮食大减产、、、、、、、. 文革开始不久,武斗危及知青.六七年秋,江永知青大返城.我也返城了.在城里无所事事.巳经习惯农村劳作的我,很迷茫.在长沙城呆了二十二天就返回了生产队.经过一段动荡,六八年底,知青陆续返回江永.六八年后很多知青转点离开江永,部分开始办病退回城、一部分出身好表现好的知青优先招工了.留下来的知青,有当民办师、有的安排在县、公社企业……..我则一直在生产队出工.六八年与同下乡的女知青成家有了一个女儿. 六八年底我从报纸上获悉、上海等地开始遣送“黑五类”返回老家“改造”.这不由得我多了一份担忧.我湘乡老家已无亲人,如果我六十岁的母亲被遣送,其后果不堪想象.于是我呈报告到公社:请求公社批准接收我母亲来矮寨村定居,帮我带小孩.以利我夫妇“抓革命、促生产”.公社批准后,我请回城过春节的知青大组长胡树春办理母亲的户口迁移手续.六九年春节后返回江永的知青带着我母亲到了矮寨村.六九年下半年长沙也开始遣送“黑五类”返回老家“改造”.我母亲躲过一劫,与我夫妇在江永同甘共苦平静地过了十年山村生活,未受到任何政治冲击、磨难.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满意和最感到心慰的事. (二)出身不好却当了生产队长 一九七一年我巳是二个孩子的父亲了.也是这一年生产队的粮食产量跌到了最低谷,每个工只七两谷、二角二分戗.全家五口人只1080斤谷、半年粮还要节约.天天喝稀粥、啃红薯、吃木著粉.吃得脚、脸浮肿.多亏廖家岗知青农场的几个兄弟送了我几担谷才渡过了青黄不接的日子. 那个年代走个人富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鸡鸭不许多喂,我买了台缝机让爱人做衣服.想改善家里经济,钱还没赚就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罚了六元钱税金.我那时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我的家庭出身又极差,招不了工,回不了城.只能安安心心在农村干了.但过这种半饥不饱,穷困潦倒的曰子还真的不甘心.为了摆脱贫困,我一门心思想把生产队搞好.这样自己的日子也会好一点. 六九年开始我专职负责植保工作,由于我看过较多农业科技书,对防治水稻病虫也逐渐积累了些实践经念.尤其在稻瘟病防治方面颇有成效. 记得当时设备很落后,无塑胶手套,农药都是直接与手接触.当时这方面的知识也缺乏.比如:”敌百虫”与手接触后不能用肥皂洗,否则手上的药就会因化学反应变得更为剧毒.每逢虫灾严重时用药量也随之加大.手被农药腐蚀得脱皮.尤其是喷撒“1065、1059”混合粉时,最令人难受.田里一遍黄雾烟飞,尽管戴上双层口罩,收工后鼻孔里挖出的还是混合粉,甚至一两小时后咳出来的痰还带有混合粉.大腿两内侧皮肤常被汗水混农药腐蚀得稀烂.有几次打农药,我忽然喉咙一阵奇痒,随即便呕出一条活生生的蛔虫,连这些懒在肚里的寄生虫都受不了,可见药力有多历害.我还因喷撒农药昏倒在水田.到公社卫生院去检查,说我中毒性贫血.直到现在我还怕进医院,闻不得药味.那种劳动的艰辛,繁重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得了的,我身上许多疤痕就是当年留下的纪念. 由于我舍得干,又吃得苦.植保工作也做得好.并向工作组提了一些发展生产,提高粮食产量的建议,得到工作组的肯定(当时在我们队上蹲点的是财委主任王呜九)一九七二年春我被工作组推举为生产队副队长.队上生产实际由我负责.(因队长身兼大队长职经常外出会议、检查)那一年,我从外生产队换来了几个水稻优良品种.并根据这几个品种的的生长期,确定了分批下种的时间和种植面积.以便收割期与抢扦双季晚稻时间接轨.特别加强了水稻田间科学管理.积极推广生物防治虫害.对稻瘟病,纹枯病的防治从秧苗开始,防范于末然.合理科学施肥.由于科学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当队长的第一年就增产了4万多斤.七三年我被社员选举为队长. 那些年,我集中精力履行生产队长的职责,全身心地扑在生产上.我们队是个较大的生产队,有四十几户,近二百人.水田三百七十余亩,旱地六十余亩,劳动力老少约八十余人.每年抽调外面的青壮劳力二十几人(修沿口水库、东方红水库、社办企业、、、、、、)剩下的主要是妇女及少年劳力和一些五十岁左右的有经验的老农夫.每年冬天还要组织劳力突击修水库.生产任务特别重.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特别重要.我们队上有十几个年青毛后生、双抢农忙他们是队上的主力军,我与他们关系非常好.他们都很听我的话.对四属户、五保户也很关心.尽我所能解决他们的困难.对老农我很尊重,经常与他们商量、请教些生产上的事.这样使我在生产上如鱼得水. 要把生产搞上去,相信科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生产队有一片很好的油茶林,但产量不高,生产队社员吃油每年都要缺几个月.有次我从农业科技报看了一篇文章:油茶林管理有“七挖金八挖银”的讲究.而我们以前总是冬闲才去挖茶林.七月份正是双抢季节、劳力非常紧张,于是我就和几个六十多岁的老农商量,请他出来去挖茶山、他们开始还不理解,我按科技报上说的道理进行讲解.得到他们的支持.果然第二年这片茶林高产了.收了万余斤茶籽.比往年多收四千多斤. 搞生产也要勇于摸索,实践.我们其实每年都种了油茶,因为茶林都种在山坡上,窖下去的种子,新出幼苗很多被牛踩掉死了.(村上牛很多有200多条)种了多年茶树却没几株.我想到可否种茶树苗.我把这想法和老农们说了.他们说:“我们也没试过,如果运气好,雨水好也可能种得活.”于是那年春节,社员拜年就多了一件事.从路过的茶林里扯茶子树苗.扯十株记一分工.这年春节社员们扯了很多茶树苗.把一片山岗坡地种满了.树苗比幼苗高多了,牛不容易踩坏,也是运气好,那年五、六月份雨水好.我们种的油茶树大都成活了.一九七八年这些茶树见成效了.茶油、菜油、花生油、猪油、社员吃油的问题解决了. 要想粮食增产,农药、化肥也是关健.可水稻田间管理期间正是队上资金最缺的时期.怎么办?生产队抓好经济收入也很重要.我们那里田适合种生姜.种得好一亩田近万斤.可是当年出售收购价只0.12元/斤.而第二年做姜种出售最少也卖到0.35元/斤.但过冬保管是个大问题.当地每年只将种子进窖保存.而且每年窖的姜种都要坏许多.大批量的窖老农们也无把握.于是我想起北方的菜窖.(我在新疆呆过三年,那儿过冬的大白菜放地窖也不坏) 于是我把我想法对老农们说了.我们在队上一个没用的仓库内挖了一个北方的大菜窖,窖了近七千斤生姜.第二年出窖时只坏了20多斤,六千多斤姜种卖了二千多元.解决了买农药、化肥、添制农具的资金.为这年的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当队长,不务虚名,干实在的.这就难勉与形式主义的命令唱反调.一九七九年农村经济改革的大潮初起.因七八年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京召开,对”六十条”作了些改动.其中对农村生产形式规定了三条、一、采取大寨式方式、二、生产队定额记工、三、分田包产到组作业.(非原文)县里广播天天宣传,整个江永县掀起了分田分组的高潮.我比较慎重,别人在春节前基本搞了,我却春节后才开始.其原因就是想通过春节社员走亲拜年了解其它地方的做法.(这是作为任务布置给社员的)春节过后队委会、贫协、组织青年骨干、老农进行讨论,借鉴别人好的,比较完善地搞了个包产分田到组的大纲、制定了百余条措施办法.比如田地分配、生产资料分配、包产奖罚办法.四属户、五保户的待遇、公调劳力的分派等等.随后就是大动作,四十几户分为五个组、所有的田地按人口、按等级远近分配到组.社员们积极性空前高涨.几天功夫、田里挑满了牛粪、农田平整、缺泥土的田角也挑满了泥,废去了过去形式主义的排水沟,梯田下水口打好了桩,避勉水冲走泥土冲倒禾苗.这样增加了田的植株数量.凭这每块田都要多收二三十斤粮. 社员们正干得起劲,忽然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生产队长到公社开会.我让副队长去了.会上传达了华国锋来湖南视察时的指示:湖南的生产队规模不大,一般不超过二十五户,不宜分组作业.会后生产队长办学习斑.其结果全公社除了我这个队全部停止了分组作业.后来公社聂书记等领导把我找到公社去谈话，要我废止分组作业，我不同意。他们又提出把我们生产队做一个试点来搞，我说那也不行，因为一做试点，就会派干部来蹲点，那我就不好做事了。公社领导生气了，说：“你敢保证增产吗？我说不能保证，现在“人定胜天”的大话还不能讲，但有一点可以保证：如果整个公社生产队都增产，我保证本队增产幅度最高；如果普遍减产，我保证本队减产幅度最小。公社书记他们拿我没办法，和我犟起来了，说吃了中饭下午再继续开会。 七九年初我国农村经济改革斗争激烈，报纸上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争论也激烈。安徽经验在全国掀起包产到户，分组作业之风。一个干部回老家看到了分组作业的一些情况，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讲了些不好的现象，讲由于生产资料分配不平衡引起一些纠纷。《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说农村不适宜这样搞，所以就有了华国锋对湖南的指示。说来也巧，当天中午和公社书记等人辩论后，我就在公社传达室看到一份新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关于肯定安微包产到户的一报导.也加了“编者按”.我急忙拿着这份报纸给聂书记看.说人民曰报不反对农村包产到组了.有了人民曰报作依据,我们这个生产队包产到组得以存活.这让我们生产队成了全江永县最早包产到组的生产队. 七九年我生产队较大面积地种植了从银苑县引进优良早熟中稻品种“黄金矮”,(俗话说:挑粪不如换谷种.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双季晚稻大面积杂交稻,加之分田包产后社员高昂的生产积极性,获得了粮食大丰收. 我从七二年当队长起到七九年整八年,粮食年年增产、从原来的12万斤到24万斤,翻了一番.人均口粮800斤、库存储备粮7万斤.即便颗粒无收大灾之年也能对付大半年. 抓粮的同时,我也抓了经济收入.每年都熬山苍子油,适当扩大生姜、槟榔芋种植面积、烧瓦、还办了猪埸.我们队的猪埸是全公社最好的,每逢农忙,节曰都要杀猪改善社员生活.七八年分红每工日/0.78元.在当时很高了.我自己生活也上了台阶,粮食我6口之家有6000斤、人均1000斤.每年除完成上交任务,自己还杀一头猪.家里鸡鸭成群,日子很好了! 由于我全心全意为乡亲们谋实利，也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拥戴。一九七九年11月我招工回城，走的时候，公社袁社长、罗书记，大队王支书都来了，晚上还杀了一头猪，开了个盛大的欢送晚会。第二天清早，村子里的男女老少放鞭炮送我，从村子里一直送到油麻田的岗坡上，整整送了一里多路。动身时，七十二岁的五保户赵振祥煮了好多蛋送我，我说车上不好带，他说;“这是我一点心意，你无论如何要收下。我病的动不得的时候，皮肤一块块脱，是你背我走四、五里路，到卫生院去看病。”他说得老泪纵横，那些老婆婆也拉着我妻子的手，哭成泪人一样。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让我们夫妇今生今世也忘不了。 历尽艰辛更情重。十五年零三个月，我一个“出身不好”的知青，在那样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当了八年生产队长，有幸遇上这么淳朴的乡亲，有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才能干出一些好成绩，这是我永远感怀不忘的。 江永矮寨村——我心中永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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