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行 于 2012-12-7 10:35 编辑
1959年至1961年的那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人为造成的一次大劫难，当时整个中国饿殍遍野，国人悲惨的死去几千万。那时别说普通老百姓挨饿，就是国家主席也饿的浮肿。连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饿成那样，可见当时困难到了什么程度。在那三年间，我国的人口为负增长，本来按正常年份人口要增加几千万，结果是减少了几百万。那些年，连活着的人都要饿死了，谁还有精力生孩子，我们周围的兄弟姐妹就鲜见有那三年特别是1960年出生的。 在最困难时期，城里人相对好些，多少有点定量，虽然那定量少的可怜，但总能吃到一点东西，可在广大的农村，许多地方不到开春就将全年的口粮吃完了，只好找所有能吃到的东西吃：野兽被打没了，老鼠被吃光了，野菜被挖完了，树皮被剥光了，留的种粮也要吃完了，若再找不到能吃的东西，就只能饿死。据我父亲说，当时甘肃是重灾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做为工作组到高台的一个乡去调查，走到乡里一片死寂，远远看有人在树下，走近一看人早已靠在树干上死去，又到一户人家，看到全家四五口人东倒西歪的饿死在屋里，很是凄惨。当时的张掖发生过一次抢粮事件：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行署专员正在台上讲话，安抚民心，可能是人饿极了嗅觉就特别的灵敏，一股香味随风徐徐飘来，被人们捕捉到了，顺着香味就找到专员的吉普车，只见专员司机正在车里吃饼干。就有人鼓动说粮库里不是说没有粮食了吗，专员的司机怎么有好吃的。群情激愤，当场砸了吉普车，上千群众向粮库涌去，把粮库门一个个砸开，果然如专员所说没有粮食，但发现还有半池子清油，顾不得许多，就纷纷跳入池中，一阵疯狂，嘴里吸食着清油，棉衣棉裤里渗着清油，池中的油很快被抢光了。 最为悲惨的事情发生在酒泉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当时有三千多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这些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受错误路线的迫害来到这里，开垦种地，遭受非人折磨不说，正赶上全国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大多数人被活活饿死，活着出去的也就四百来人。据说起初饿死的人还有收尸队掩埋，后来连收尸队的人也饿的要死了，最后随处可见裸露的尸体，尸体上的肉不是被野狗、夜猫噬食，就是被活着的人割去，极为悲惨。 我的父辈们反复讲过挨饿时期发生在身边的许多事情：在最困难时期，一次我大姐在院子里吃饭，过来一人一把就将碗夺去，没等我大姐反映过来，那人就呸呸的往碗里吐吐沫，我大姐哇哇的哭起来，那人不管，一阵狼吞虎咽，不等大人出来就将一碗饭吞尽（不少地方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以后吃饭时，父母总少不了叮嘱孩子不要到外面去吃。还有一次，来一要饭的，缠着不走。因为那个年代天天来要饭的人很多，父亲不给，那人要往家里冲，一阻挡，那人就跌倒不动了。父母还以为那人死了，吓坏了，赶紧俯身去细看，原来是饿极了昏死过去。父母赶紧把那人弄醒，给了些吃的，等那人缓过神后打发走了。看着那人跌跌撞撞远去的背影，想必也活不长的。乡里老家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天晚上被一人捉住，那人在孩子身上摸着，嘴里嘀咕说实在是太瘦了，正在这时路上来了一辆车，孩子看到车灯光亮就大叫，那人丢下孩子跑了，孩子算是没有被宰了吃，捡到一条命。人饿极了就不讲亲情了，那时不少人家装面的箱子是锁住的，我有一亲戚家，为了防止你多吃他少吃，虽是一家人竟然将粮食分开吃，出门时要在自己的那份粮食堆上做个记号，怕亲人偷吃。 那时人们能吃到的东西少，基本都吃的是粗粮，肚子里没有油水，时时感觉饿，见到什么吃的都香，后来情况有些好转时，按说每月二十八到三十斤的粮食定量不少了，若给现在的人就吃不完，但在那个年代就吃不饱。我父亲说有次他和一同事下乡，每人给了三天的口袋粮，出发前一天备成炒面，两人闻着香，嘴馋就一把把抓着吃，没有想到竟将三天的口粮吃的几乎没了。父亲的一位同事多次绘声绘色讲过，因为没有粮食吃，他被打成右派所在的劳改农场解散，打发他们回原籍，出了劳改队，他就饿的快死了。还好，当时政府没收他的一件貂皮大衣和一块手表还给了他，他就用大衣和手表换了西瓜，一路上吃着，两天中尽将八十来斤西瓜吃了，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据我的父母讲，我家当时情况好些，主要是我的母亲在张掖鱼鸭场上班，在最困难的时期，这里还养着鸡、鸭、鱼、猪等，是个专门为行署官员们提供副食的地方。在这里上班，多少能贪点东西吃，比如偷吃些饲料等。由于人把牲畜的食物抢吃了，造成牲畜不断的饿死，只能以发生瘟疫搪塞。死了的鸡、猪等让去埋掉，哪里舍得，实际大家偷着分吃了。我母亲每天从掺杂饲料的土堆里捡些秕谷子，算是保住了乡里舅舅一家人的性命。 到了我出生的六十年代中期，最困难时期刚过，倒没有挨过饿，基本能吃饱，但粮食供应仍很紧张，吃的不好，杂粮是主食（主要是包谷面、小米，占到70%，有时达到90%以上），细粮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就是白面也比现在的白面粗的多（那时是85粉，现在是60粉），有时买的白面粗黑，蒸出的馒头没有弹性，显得僵硬，倒不如杂粮好吃。那时国家实行的是供给制，什么都凭证、凭票定量供应，吃、住、穿、行都有国家安排好了，有钱也买不到好的，大人们没有办法，只能是杂粮和细粮搭配着吃，平常主要吃粗粮，吃细粮、吃肉是在改善生活（现在恰恰相反，粗粮比细粮贵，吃粗粮、吃野菜、少吃肉属于养生范畴）。那时小偷进家，没有什么东西可偷，能偷到谁家蒸的白面馍就欢天喜地了。就是自家蒸的白面馍，也要吊在房梁上，怕孩子们一下偷吃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有时为了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又为了节省细粮，大人们将细粮和粗粮混在一起做饭，如白米饭里掺小米，白面和包谷面混合起来蒸馒头，反而不好吃。那时我们当然不理解大人们的苦心，认为把好吃的东西夹杂上不好吃的，实在是糟蹋好吃的。有些年困难，细粮很少，过春节炸油果，一部分是白面，一部分还的是包谷面；春节三天，前两天吃白面，第三天就只好吃杂粮了。 那时候，我们很少吃到肉，满肚子粗粮，又没有油水，零食也只能吃些黄豆、大豆、豌豆之类的拌拌嘴，上学时夹不住屁眼，一个个屁颠屁颠的，我们幽默的归其为“卖香香屁了”。 那次大饥荒给人们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饥荒过去的许多年后，人们还如噩梦初醒，谈之色变。文化大革命时期，要经常开忆苦思甜会，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这是一种形式，过一段时期，为了使大家不忘阶级苦，牢记党的恩，就组织开一个会，会上大家边吃苦菜，边听苦大仇深的老农讲旧社会吃的苦，歌颂共产党带来的幸福生活。我姐姐经常用戏谑的口吻讲，她们在农村插队时一次开忆苦思甜会，一个武威老农做报告，痛诉旧社会地主老财怎么压迫农民的，讲着讲着，不意间带出一句话：“给地主干活啊，多少还能吃饱的，那个六零年啊，什么都吃不到啊，把个人饿的啊，都要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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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7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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