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68年11月,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下乡到黑龙江兵团工作了。这几天同学都三五成群地相约上街采购简单又必要的生活用品,大家有一种既兴奋又难以割舍的复杂心情。 十六岁,花一样的季节,思想单纯得如一江清水。最难舍弃的是可爱的嫩江水——齐齐哈尔市的母亲河!我们可都是在那里学会了游泳,是江水造就哺育了我们强健的体魄。 走在北国名城齐齐哈尔的街道上,大家说说笑笑,畅谈理想,憧憬未来,回顾同窗之谊。我们的父辈都是从沈阳一家兵工厂迁厂来到齐齐哈尔市的。大家居住在工厂的家属区。同学少年同在这所兵工厂的子弟中学就读,大家小学就在一起,直到中学毕业,共同经历小学、初中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互之间分外亲近。 我们三个好朋友一起从第一百货商店出来,看到街上围着一圈人。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卖“大肥皂”的。当时物资匮乏,肥皂凭票限量供应。这种“大肥皂”是黑龙江肥皂厂的下脚料,碱性大,洗衣服很“去泥儿”,论斤卖。我们在一旁看热闹,还没有决定买与不买。 记得当时天很冷,我的两只手揣在妈妈给我做的棉袄口袋里,在齐齐哈尔的冬天我们都是这样的打扮。这次我的手刚刚从口袋里拿出来,又要放回去。奇怪!忽然感到口袋里多了一只手,在自己的口袋里抓住了另一只陌生的手腕子。转过头一看,“手”属于一个成年人,身着流行的烟色夹克衫。想必是掏到了我的学生证看到没钱又放了回来。他冲我笑笑,又点点头。示意我放他一马,我遂不情愿地把手松开了,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为什么要选择回避?”“小偷你太小瞧人了!” 想起我曾经被偷八块钱的经历,这是妈妈给我买帽子的钱数目不算少了,当时不是非常痛恨小偷吗?同时考虑很快就要下乡了,也不怕他报复,应该抓这个小偷为民除害。权衡一下,我就把同学叫到旁边小声告诉他们,并嘱咐先别直接看他免得惊动他。经过商量,大家同意共同抓住教训一下这个明目张胆的小偷。我当时是红卫兵的小头头,同学都听我的。“你们两个去公安局报警,我留下盯住小偷,别让他跑了。” 同学来到公安局,当年“公检法”处于瘫痪状态,行使公安职权的是“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组成基本上都是工厂造反派抽调的产业工人。他们听说同学们是跑步来的,还埋怨他们为什么不坐公交车。这里应该声明,同学不是怕花一角钱的车钱,而确实想不到坐车,就是想到了,估计也怕等车会来不及。 话分两头,这边我亲眼看见小偷掏了三个人的钱包,又向马路对过汽车站走去。我想“坏了,他要跑掉!” 看见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果然他向车门挤过去。“这分明不是要走掉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恨的小偷,在他挤车的时候,又在掏人家的口袋!很快我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是一种小偷惯用的手法,就是乘人们在急着上车失去戒备和注意力分散的节骨眼儿上掏包。后来知道小偷的行话这叫“挤车门”。一场虚惊!原来他还不是想跑掉,也没有发现暗中盯梢的我。我放心了,继续在一旁“履行职责”。 不一会儿,又来一辆公交车,车上下来的正是我的两位同学和几个陌生人,估计那就是让人佩服的便衣警察。 同学问“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用眼神把目标指给他们并简单地说明了情况。为了表示红卫兵的勇敢,我说“动手吧!”但被“便衣”拉住了,“这样会失去证据”,还是警察经验老道。 看到小偷又一次撩起一位抱小孩儿女子的外衣,把手伸进她里面衣服的口袋。“便衣”出手了,一个“单踢儿(会摔跤的人明白)”把小偷撂倒,又照头上踹了一脚,断喝“明白了吗?!”小偷顿时傻眼,乖乖就擒。“嘿!干脆利落!” 记得好像叫来一辆吉普车把小偷带走了。警察让我们和那位差点被偷的女子也一起分别乘车来到了公安局。 进到一个较大的房间里,警察让我们写笔录。我这是头一次见到这东西,后来“搞外调”,在工作队“搞案子”就常常用到这种专用格式。小偷看到我们尤其是看到我如梦方醒,他清楚知道栽在了我的手里。尽管文革中“造反”、写大字报、组织游行、参加大串联,自认为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现在想来当时只不过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深知小偷最痛恨的就是我了。 写笔录要求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所在学校,我们有些顾虑,要知道文革中流氓歹徒行凶报复的事比比皆是。考虑很快就要下乡离开这座城市,就不那么害怕了。 小偷刚开始不愿意交代,警察说“开导开导他!”于是他被带到另一间房里,我的一位好动手的同学上去就给他一个嘴巴,警察阻止了,说这样“挂相”。但这些“警察”(实际是造反派),把他衣服撩起来用三角带抽,只一下,他乖乖求饶,彻底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得知他是“伊拉哈”人,离我们要去的兵团五师坐火车只差一站地。啊哟,我们还是有点后怕! 这就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抓捕小偷的详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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