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姚克明 于 2016-1-8 19:41 编辑
周恩来：离家66年为何一直没回故乡淮安？ 姚克明 推荐 博主按：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0周年了。40年的岁月，阻隔不了我们对他的思念。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更使我们想到他的为人，他的高尚品格，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为了寄托这种难舍的情结，特将今天人民网刊发吴雪写的《周恩来66年来为何一直没回故乡淮安？》的文章，现按人民网和文摘报的内容，摘转如下，与网友共勉：
周恩来自12岁那年离开淮安去东北求学，然后投身民族解放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直到78岁在北京去世，整整66个春秋一直没有回过故乡淮安。周恩来一生对故乡情深意笃、魂牵梦萦。1965年7月，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场看望支边青年时，对来自江苏淮安的姑娘李正兰说：“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家乡的。”那么，周恩来为何一次都没有回故乡呢?这里面确有其原因，而这些原因又集中体现了周恩来崇高的道德风范和人格精神。 淮安不远，却没成行 1941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情理交融、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上的落叶啊！” 淮安近在咫尺，但为什么最终还是没能成行呢？1991年10月25日，周恩来的生前卫士韩福裕揭开了谜底：1950年1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动员干部过好“土改关”所作的报告中，曾坦陈自己的思乡之情，以及4年前没能回老家的原因。他说:“那时我就想从南京到淮安去看看。”“但我考虑再三，终究没有回去。当时我考虑是下边三个原因：一、淮安当时虽是解放区，但我判断出蒋介石迟早是要打内战的。如果我当时回去了，一些因我回去而见过我的亲友等人，有的必然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二、当时我们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属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搞土改，我回去后，周、万两家我的亲戚中会有部分人因为与我这层关系而给地方土改带来困难。三、当时时局不稳，我回淮安就必然牵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地方各级领导，给他们增加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方面的麻烦。” 平生最恨“衣锦还乡”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曾谈到，她的爸爸周恩寿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而其原因是“伯伯在时，伯伯不准”。 周恩寿退休以后，他不止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回家看看的请求。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即便如此，周恩寿仍希望有商量的余地：“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 周恩来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不让亲友获得特权和照顾 周秉德曾听成元功等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算过一次，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两年间，前来敲西花厅大门、自称是周恩来亲戚的不少于100人。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过好“五关”时也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正因为如此，1964年6月，周恩来再次谈到过“五关”时说：“我常说改造并不是把共产党除外，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他说他是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由此可见，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再回故乡淮安，不是因为对淮安没有感情，而是不想让他家乃至家乡获得特殊照顾。 事实也确是如此。住在故居的八婶母一次患病，被县委送到淮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周恩来获悉后，写信给淮安县委：“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我婶母的病我知道是无法治疗的，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八婶母去世后，他再次致信，寄去婶母安葬费、善后费及尾欠垫款25元，并叮嘱：“我婶母家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以照顾。” 平时日理万机，难以抽出时间探望故乡 1958年7月，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委托专程去北京见周恩来，邀请他回家看看，未果。转眼间到了“文革”，面对动乱状况，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为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他拼命工作，苦撑危局。 到1967年，即“文革”第二年，他基本上无法休息了，甚至连短暂的喘息机会都没有。在身患心脏病的情况下，有时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一般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甚至嘱咐工作人员，在他休息时每15分钟提醒一次，以免误事。 面对身心疲惫的总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焦虑，不得已采用“文革”中特有的方式给周恩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请求他注意休息。就连国际友人胡志明，也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着想，每天多睡两个小时。他虽然表示“诚恳接受”、“尽量做到”，但事实上无法做到。 到1972年，他身患癌症之后依然是不顾一切忙于工作。1974年，已经76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他仍44天连续每天工作18至24个小时，以致多次因缺氧而昏迷。 为了维系共和国这艘载有8亿人口的“大船”不致倾覆，进而到达胜利的彼岸，他至死坚守在“摆渡人”的岗位上，哪还有心思顾及他所眷念的“小家”故乡呢?! 2016-1-8 1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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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8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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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8 1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