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可爱的洋人们

蛟河快乐鱼

那些可爱的洋人们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都熟悉白求恩，当年毛泽东的一篇《纪念白求恩》，成为他老人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曾经被列入“老三篇”中的第二篇，曾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能背诵下来，成为用来教育全党的好教材，其中的一些精彩段落成为了很多共产党员的座右铭，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的共产党员，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的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他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了他自己的事业”，被誉为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伟大精神真的教育或者叫哺育了几代有正义感的、甘于为人民的利益献身的中国人，他的价值确实是不朽的，就是现在用电脑打字，用一般汉字输入法，“白求恩”三个字作为一个词组在键盘上一敲就能显示出来，可见中国人对白求恩的评价之高，影响之深远。

       然而知道白修德的人恐怕就相当相当少了。我也是看了电影《一九四二》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位值得中国敬佩的美国新闻记者的。后来我又查阅了相关资料后对白修德有了进一步了解的。

       一九四二年，河南遭遇旱灾，而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正伸向中原大地，加之国民党军队的蛮横、政府官员的腐败更加重了民众的苦难，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哀鸿遍野，日寇飞机的轰炸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惨剧，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竟饿死三百多万人。而国民党政府对此却置若罔闻，白修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前往灾区了解真相的，在逃荒的路上他看到了民不聊生的凄惨情景，看到了野狗吃死人尸体的惊人现象，让他痛苦不堪，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寇战机的轰炸时抢拍那些骇人的场景，他的目标就是尽快把这里的真相报告给国民党政府，以便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在灾区把自己的粮食分给灾民，驴被灾民抢去了他不不愠不怒，还称他们为弟兄。他还不顾朋友们的反对，费尽周折找到宋庆龄、蒋介石当面汇报他在灾区的所见所闻，没有一种高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体现了这个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实在是难能可贵。回国后他还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打击和责难，但矢志不移的他还是获得了普利策奖，尽管他不是为了获什么奖而这么工作的。

       白求恩和白修德，同样是在抗议日战争时期从事正义的事业，同样是在反法西斯的斗争的前线，同样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摆脱受欺侮受宰割的悲惨命运而忘我的工作，同样是不计名利不顾个人安危坚韧执着，同样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所不同的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边区，一个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河南灾民逃荒的路上，一个用手术刀救死扶伤，一个用笔和相机记录着水火之中难民的真相，一个有幸遇上了毛泽东，并且感动了毛泽东，一个遇上了蒋介石，并且让蒋介石很难堪。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只不过没有人为白修德写一篇《纪念白修德》罢了。

       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优秀分子，被叫做民族英雄，如果说一个人为了本民族的理想、自由、解放、正义事业而奋斗而献身是一种崇高的义务和责任的话，那么为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理想、自由、解放、正义事业而奋斗则是一种更高贵的境界，这就叫做国际主义精神，白求恩、白修德等就是这种具有高贵境界的人，是当之无愧的国际主义战士。

       由此我还想到了当年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飞行大队——飞虎队，那些可爱可敬的飞行员们都是志愿者，在飞行条件异常复杂的情况下飞行、作战，开辟了“驼峰航线”与日机展开无数次殊死的搏斗，赴烫蹈火在所不惜，做出的巨大牺牲，损失飞机500多架，牺牲飞行员1500多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实在是可歌可泣。他们也应当被敬称为国际主义战士。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年轻工作人员斯诺登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人物，他的“叛逃”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按现代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讲：他图啥呢？据说美国人有一半说他是叛徒，有一半说他是英雄。说他是叛徒的是站在国家利益上或者是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上看问题的。而说他是英雄的肯定是站在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从斯诺登本人来说，他的行为不会为他个人带来任何好处，而且他的处境十分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将长期伴随着他，而且说不定那一天还会被出卖，但他置这一切与不顾，执意这么做了。如果非要问他图啥，我看就图个正义、图个神圣、图个心安理得。他的行为对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有利，正因为这一点他才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保护，尽管好多国家不肯为了一个斯诺登而得罪美国，但从情理上讲斯诺登做的没错，是对爱国主义的一种超越，具有一定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还想到了旧中国好多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做了那么多事，他们对提高中国人的文化素质、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传播先进的文化、救死扶伤等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对他们的功绩，当代中国人应当采取感恩之心来对待他们，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是我们现代人应该采取的态度。

       我还想到了日本人史东郎。东史郎亲身参加了南京大屠杀，双手也曾沾上了我同胞的鲜血。但在半个世纪后，东史郎幡然醒悟，站出来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1987年，他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为《阵中日记》、《手记》。同年12月，日本青木书店以其日记为蓝本，出版了《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即著名的《东史郎日记》， 向中国人民谢罪，无情地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在其后，面对日本右翼的责问、恐吓还有威胁以及长达十几年的官司，东史郎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一直顽强地活着。 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让一个“鬼子”变成“人”。这需要相当的觉悟和勇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正义行动。

       对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应该做一个理性的思考，崇洋媚外固然不好，民族主义过强总是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别人肯定也是片面的，毛泽东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我们弄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把朋友当成敌人，把真正的敌人又当成朋友，在国际社会肯定会被孤立，也无法有效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2013年7月26日

我心向佛

五湖四海

樵夫下山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渤海辽河

让洋鬼子变好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