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刘胡兰被老乡铡死说法纯属歪曲事实

愚公

新闻背景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14岁任村妇救会秘书，同年任五区妇救会干事，并被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
1947年1月12日，军阀阎锡山的部队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刘胡兰毫不畏惧，视死如归，以“怕死不当共产党”的大无畏精神坦然躺在敌人的铡刀下，壮烈牺牲。时年不满15周岁。


刘胡兰就义后，毛泽东亲自为其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事件回放


今年1月12日(刘胡兰牺牲60周年纪念日)，北京某高校一位副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


这位副教授在文章中写道:“《翻阅日历》电视栏目组(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一个栏目——编者注)派出由记者杨小光带队的摄制小分队，前往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1971年云周西村改名为胡兰村——编者注)采访刘胡兰家乡。这次采访最令人震惊的是，老人们说，刘胡兰并非被国民革命军铡死，而是他们用枪托击打几名老乡，强迫他们去铡刘胡兰。乡亲们出于恐惧，颤抖着，铡死了他们看着长大的小闺女。事后，有的老乡精神失常……在宣传刘胡兰时，完全剥除了这个事实。”


这位副教授在文章中说，他们在制作这期节目时，认为这个事实一下子难以让观众接受，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即使观众能接受，审片主任也难以通过，于是决定缄默，以后慢慢再说。


1月15日，新民晚报发表文章称，据这位副教授披露，烈士刘胡兰并非被国民革命军所害，而是死于乡亲们的铡刀之下。文章说，山西文水县胡兰村的张耀武书记证实：“刘胡兰为了保护更多的乡亲，她主动走到铡刀下，在敌人拿枪威胁和逼迫下，乡亲们才用铡刀铡死了刘胡兰。”(张耀武17日在接受本报访问时否认了这一说法——编者注)


截至17日晚，这位副教授文章在网上已有20多万次的点击数，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此举有炒作之嫌。

记者追踪


事件的脉络并不复杂：某高校那位副教授文章中涉及到的中国教育电视台《翻阅日历》栏目记者杨小光是个关键人物。杨小光有没有去胡兰村采访过？是不是真的有人告诉过他刘胡兰是被老乡铡死的？


记者费了一番周折后，终于在18日下午联系上了杨小光。当记者就上述疑问向其求证时，杨小光首先以“不便于回答”，随后又以“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为由，匆匆挂断了手机。


17日，记者曾与山西省军区宣传干事唐亚平取得联系。唐亚平通过在胡兰村的调查后发现，胡兰村里见证过当年刘胡兰就义场面的老人仅剩两位——高二成和白天广。据两位老人回忆，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杨小光的采访。


事情于是变得简单起来，杨小光要么没有去胡兰村实地采访过，退一步来说，即使去采访了，也并没有采访过当时的见证人，仅仅是通过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加工而成。由此可见，那位副教授的文章以及后来新民晚报的那篇报道的真实性也就大打折扣了——不过是一种歪曲事实、颠覆经典的闹剧而已。

真相还原


山西省军区宣传干事唐亚平17日赴胡兰村，现场采访了还健在的当年刘胡兰就义场面的两个目击者。


目击者之一——高二成(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32年出生，1955年入党，解放后曾任云周西村村委会主任)回忆：


1947年1月12日，天还没亮，敌人就把云周西村包围了，不让村里面任何人出去，每家只许留一个人，其他人都到观音庙开会。


在观音庙开会的总共有四五百人，男的一边，女的一边，都站在观音庙前面。刘胡兰随着人流走到了观音庙。


我当时还小，害怕极了，因为我舅舅是当兵的，大哥原来是民兵，也在人群里。


敌人在观音庙西边护村堰前架起了机枪，叛徒石五则在现场就把刘胡兰认出来了并把她带进庙里。


不久，刘胡兰和五花大绑的六个人被敌人拉出来，敌人把这六个人用铡刀铡了以后，就听见叛徒石五则问刘胡兰，村里有多少个八路军，有多少个共产党，说出来就放了你，可是刘胡兰就是不说。


刘胡兰不说，阎匪军就把她绑住，往铡刀前推，刘胡兰走到铡刀前，一跪一躺，侧躺到铡刀下面，阎匪军头目大胡子问她怕不怕，刘胡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刘胡兰远望着吕梁山，大胡子以为刘胡兰若有所思，等待着她招供。刘胡兰猛地回过头来，大声问大胡子：“我咋个死法？”大胡子瞪着血红的眼珠，声嘶力竭地吼道：“一个样！”刘胡兰就这样英勇就义了。


目击者之二——白天广(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30年11月16日出生，1955年入党，解放后曾任云周西村党支部书记)回忆：


1947年1月12日那天，我起得早，拿着筐子去村边拾玉米杆做柴火用，突然发现从邻村那边过来一队阎匪军分成三路，一路走南边，一路走北边，把我们村围了起来，中间一队人直接去了村里。阎匪军没理我，一会儿，村里面边敲锣边喊话，让一家留一个人，其他人都到观音庙开会，我就回了村。


一进村，阎匪军就不让我们回家了，直接把我们带到了观音庙那儿的刑场，周围是阎匪军架着机枪。到了那儿，就看见从观音庙出来几个“复仇队”的人，他们在人群中转着转着发现了刘胡兰，上去想抓她。刘胡兰厉声说：“我自己会走！”当时，刘胡兰和她母亲在一起，她掏出袋里的手绢，取下手上的戒指给了她母亲。“复仇队”的人逼着她进了观音庙里。后来，有一个阎匪军的大胡子在村民前面讲话，意思是要找出村里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他们把男女分开，把男的赶到南面，女的赶到北面。一会儿，从观音庙里拉出7个人来，让站在大家前面，刘胡兰就在里面。


大胡子讲话的时候，有几个阎匪军和“复仇队”的人从村里抬来铡刀，还抱来了一些木棍。那6个人在乱棍之下晕了过去，被拖到铡刀下铡了。敌人接着过来推刘胡兰，但是被刘胡兰一下子甩开。刘胡兰抬头挺胸地到了铡刀前，她把头上的毛巾整了整，又望了望群众，一下子就躺到铡刀下。我们是在二道堰南面，离刑场有八九步远。压铡刀的“复仇队”和阎匪军太残忍了，刀铡下去后，刘胡兰的头就滚到一边，她的毛巾全成了红的。

专家观点


公方彬(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某高校一副教授关于刘胡兰牺牲过程的另类解读的博客文章和网民的留言，再一次把我们的视点吸引到“什么是英雄的本质、谁是真的英雄、如何去尊敬英雄”上来。


诚然，我们强调精神世界的圣洁与凝重，并非制造一个图腾，强调尊重历史，并不是把历史凝固和僵化，再不允许回顾和思考，而是反对学者放弃对更有价值命题探究，把视点和过多的精力放到猎奇与事件的枝节末梢；反对一些人在“平民化”的旗号下，以打破矗立于我们心灵中的精神雕像为乐事，认为只有摧毁一切圣洁与凝重，才会找到自我。


一段时间来，一个个长驻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被摧残乃至打碎，一些人在获得短暂刺激后，精神变得愈加空虚，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导致社会上一些出现信仰失重、行为失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毕竟，一个民族的复兴，一个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表现于社会的现代化，还需要文化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宽容多元，还需要在多元中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


刘仕平(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副教授)


近一个时期以来，总有人用“恶搞”的方式，重新“解读”那些我们早已熟悉的英雄人物。这种做法，对于纯洁我们的心灵，提高我们的情操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英雄人物身上凝聚着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这些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帮助人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一旦他们被冷落、亵渎或涂黑，我们就将失去继续前行的指针、衡量是非的标准。


现在有一种历史研究趋势，专在琐屑的事上打转转，以为这样就可以搞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有一些人，在没有确凿资料的情况下，搞大胆的假设，人为的臆造。这样的历史研究法，不值得提倡。(本报北京1月18日电)

金龙鱼

人为的臆造，这样的历史研究法，不值得提倡

水中游泳的鱼

原文由 [B]北方蛟龙[/B] 发表: 在没有确凿资料的情况下，搞大胆的假设，人为的臆造。这样的历史研究法，不值得提倡。

历史是他家里的，随便挑随便选，什么东西。

不过刘胡兰市被阎锡山杀的，我上面的观点有失误。谅解。

愚公

原文由 [B]水中游泳的鱼[/B] 发表:

历史是他家里的，随便挑随便选，什么东西。

不过刘胡兰市被阎锡山杀的，我上面的观点有失误。谅解。

没有太大的失误，刘胡兰参加过抗日战争，那些铡死她的人，很可能都是当年的“顽军”。

海上蛟龙

什么教授啊 .低能吧

愚公

残杀刘胡兰烈士凶犯落网记

作者：东方明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更新时间：2007-1-19

1 英勇就义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诱敌深入，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离延安，开始实施转战陕北的伟大战略步骤。当天，毛泽东一行抵达延川县刘家渠。

　　３月１９日，在敌胡宗南部队渐渐逼近的大炮声中，毛泽东从容上马，准备按计划往清涧县徐家沟进发。

　　就在这时，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匹黑马出现在毛泽东的坐骑前，马上的通讯员勒马而下，满头大汗地向毛泽东行礼，他是奉命来向毛主席取一份题词的。毛泽东了解情况后，欣然下马，命令重新打开业已整理好的行囊，取了笔墨，挥笔写下了８个大字———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伟大领袖所写的这８个字，是对一位革命烈士的崇高评价。这位著名的烈士，就是年仅１５岁便惨死于敌人铡刀下的刘胡兰。

　　刘胡兰，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８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一个中农家庭，８岁上村小学，１０岁参加儿童团。１９４６年６月，由于刘胡兰革命意志坚决，工作积极，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２日，阎锡山匪军突袭云周西村，刘胡兰不幸被捕。当敌人来抓她时，她镇静地把三件宝贵纪念品———奶奶给的银戒指、一位八路军连长赠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交给母亲胡文秀。敌人把刘胡兰和其余６人押往村口广场，强迫全村群众集合起来，当众宣读刘胡兰的“罪恶”。随后，敌人要刘胡兰说出是谁杀了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和谁是共产党员。刘胡兰等人慷慨激昂，对敌人痛加斥责。

　　刘胡兰大声道：“云周西村的共产党员就我一个，再没有了！”

　　敌人要刘胡兰“自白”，说“自白即是自救”，“自白”了就可以得到一份土地。

　　刘胡兰摇头：“要我自白，休想！”

　　敌人凶相毕露，马上用铡刀铡死了一个被捕者。然后再次逼问刘胡兰：“你看到这下场了，害怕吗？”

　　刘胡兰眼睛都不眨一眨，镇定地回答：“不怕！”

　　“难道你不怕死？”

　　刘胡兰叫道：“我不怕死，要杀就杀！”

　　敌人于是一连杀死了其余５个被捕者，然后再次逼问刘胡兰。

　　刘胡兰怒视敌人：“我咋个死法？”

　　“一样！”

　　话音刚落，刘胡兰已经“腾腾”地自己大步走向铡刀，躺在已经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铡刀下面：“来吧，共产党员不怕死！”

　　就这样，刘胡兰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刘胡兰牺牲时，还不到１５岁。

　　刘胡兰烈士的名字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晋绥陕甘边区。１９４７年２月，《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刘胡兰烈士的光辉事迹。消息传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伟大领袖深有感触，决定为刘胡兰烈士题词。

2 隐匿藏身 　　
　　解放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我军节节胜利。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与镇压，这一《指示》拉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
幕。

　　山西全省解放伊始，省公安厅就已经把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了，当中共中央《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下达时，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在进行这一工作时，省、地、县都非常重视对于制造残杀刘胡兰烈士等７人惨案的凶犯的清查和追捕。经调查，初步摸清是由三名主犯制造这一惨案的。这三名主犯，是国民党第６１军７２师２１５团１营副营长侯雨寅、该团１营机枪连连长徐得胜、１营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但是，解放后这三名罪犯都已经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在解放战争中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击毙于战场，还是侥幸留得性命逃往台湾或者藏匿大陆的某一个角落。中共中央的镇反指示下达后，山西省公安厅决定责成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进行清查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关于上述三犯的线索。

　　后来当案情真相大白时方才知道，上述三名凶犯中的副营长侯雨寅，早在１９４８年就已经被我军俘获过了———

　　１９４８年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山西省离石县的战斗中，俘获了大批国民党官兵，侯雨寅也在其中。这些俘虏，被集中到离石县城，关押于一处，待分别甄别后做出妥善处置。

　　甄别工作的第一步是要俘虏各自报出真实姓名、籍贯、家庭住址、家庭成员、个人履历、在反动军队中担任的职务，等等。识字的自己填写表格，不识字的可以请其他俘虏代写，也可以向解放军的管理人员口述，由管理人员记录。侯雨寅知道自己的名头因为“刘胡兰惨案”而过于“显赫”，哪里敢露出一丝真情？便佯称自己不识一个大字，要求直接向解放军口述。他在口述中把自己的所有情况都作了更改：侯雨寅改为侯震宙，６１军７２师２１５团改为６１军７１师２１１团，职务也由副营长改为排长，另外还把籍贯山西稷山改为山西临汾。

　　这样一改，侯雨寅就属于被俘军官中的最低一档角色了，解放军没有对他产生多大的兴趣，按照当时管理俘虏的惯例，在分学习小组时安排这个看上去像是一副老实相的“排长”担任小组长，协助解放军管理俘虏中的其他中级军官。侯雨寅以为诡计得逞，寻思干脆伪装到底，等到整训学习结束时要求参加解放军，藏身军队等于置身于保险箱之中。说句题外话，当时确有这种情况，“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于昆明的杀害解放军中将谭甫仁一案的凶手，就是一个隐瞒重大历史问题而藏匿于军队之内的家伙。不过，侯雨寅的阴谋没有得逞，因为他“不幸”正好遇到了一个认识他的老乡。

　　这个老乡，也是国民党军的下级军官，姓黄，与侯雨寅同为山西稷山宝泉庄人。这黄某在国军第６１军的一个连队里当着副连长，比侯雨寅晚俘获十来天，送到俘虏管理处后，正好分在侯雨寅当组长的那个小组里。两人一见面，侯雨寅顿时吓了个魂飞魄散，瞅得一个空子，马上把黄某拉到一旁，要求对方假装不认识他，还把自己编造的情况说了一遍。黄某听后，表示照办。

3 一起窃案
　　侯雨寅眼前放着黄某这么个角色，就好像放了一颗发生了故障的定时炸弹，没准儿说爆就要爆的，一爆就要了他的性命了。因此，侯雨寅给弄了个白日提心，晨昏吊胆，没过几天就已经觉得精神恍恍惚惚了。侯雨寅知道这样下去肯定要出漏子的，于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把黄某除掉。

　　主意打定，侯雨寅利用与管理人员外出购物的机会，悄悄买了两包老鼠药。次日，是星期天，俘虏改善伙食，侯雨寅故意要黄某一起跟他去伙房帮厨，就在伙房吃饭，乘机把老鼠药下在菜里。当天，药性就发作了，不过那老鼠药质量有问题，只把黄某闹了个上吐下泻，并没有当场死掉。但是，这在无意中倒也真的使侯雨寅的计谋得逞了，因为军方管理人员把黄某送往医院治疗时，这小子乘机来了个“不辞而别”，此后就不知去向了。

　　黄某逃跑后，侯雨寅去了一块心病，便继续伪装积极，想混进解放军。但解放军对他没有兴趣，在学习结束后，就把他作为遣散人员，给了一点路费，把他打发走了。

　　就这样，侯雨寅这个制造“云周西村惨案”的主凶之一，暂时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但是，像侯雨寅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要想长期逃脱惩罚显然是一桩非常犯难的事情。他从１９４８年春天侥幸离开解放军的俘虏管理处后，并没有逃离山西，而是去了本省的万泉县，继续使用着侯震宙的假名，蒙混一段时间后，因为美国侵略朝鲜战争的发生，开始蠢蠢欲动了。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万泉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件。万泉县城有一个“泰通客栈”，这天下午４时许，来了一辆大车。那是邻县一个名叫郝似柏的布商，从省城进了２５匹花布和一些其他日用百货商品，返回时在此投宿。“泰通客栈”自是殷勤接待，把郝似柏和两个伙计安排在一间朝南的房间里，那辆装货的大车，就停在后院里。客栈晚上有专人守夜和喂牲口，因此不劳客人费心，只管安心休息就是了，这是这家老店多年的规矩，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测之事。因此，也已经做了多年生意、经常到“泰通客栈”投宿的郝似柏对此很是放心，当晚还喝了点酒，然后放倒身子便睡。

　　但是，这回“泰通客栈”却是栽了，次日清晨，郝似柏一行吃了早饭准备上路，那赶车的伙计从马厩里牵出牲口来到大车前准备套上时，发现蒙在车上的油布外面的绳子似有松动，随手一扯，不料连油布一起扯了下来。他情知不妙，连忙叫喊起来。郝似柏闻声奔来，一看，目瞪口呆，愣了片刻方才回过神来，定睛细看，嘴里只叫得苦，车上的货物已经全部给偷走了，代之蒙在油布底下使得外表看上去仍然显得鼓鼓的，只不过是几个旧麻袋装着些木屑！

　　“泰通客栈”马上派人去向县公安局报案。一会儿，公安局派了４名侦查员过来。当时像山西那种地方的县公安局勘查现场时连照相机也没有，就凭侦查员仔细察看，查得脚印或者案犯留下的什么痕迹，就记下来，然后就是询问、分析。“泰通客栈”的专职守夜人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头，他已经在“泰通客栈”干了将近５０个年头了，本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老头说他晚上没有睡过，隔一会儿就像平时守夜一样去院子里看看，每次都看到大车上的油布蒙得好好的，绳子也没有松开，只道平安无事。

4 偶得线索 　　
　　侦查员于是判断那是熟悉“泰通客栈”情况的家伙下的手，他一定摸准了守夜老头的行动规律，就在老头两次查看之间的那半个来小时的时间作了案。郝似柏哭丧着脸把他的进货单子和完税凭证交给了侦查员，那上面列着货物名称和数量，等于是一份失物单，除了２５匹花布外，还有１００条毛巾、５箱肥皂、２０双鞋子和另外一些零碎日用品。

　　侦查员分析，这么多东西，一两个窃贼是搬不走的，因此，这肯定是一个团伙在作案，而且有可能还动用了牲口或者自行车，再不济也得以肩挑，总之，目标是很大的。当时的万泉县还有城墙，晚上是关上城门的，虽然报案时城门已经打开，但是案犯如若要将赃物转移至城外，那肯定是颇惹人注目的。于是就派人去向四个城门内外，向在那里设摊的小贩打听，是否留心到有类似转移赃物的可疑迹象。查摸的结果是，没有人看到过有此类情况，于是，初步得出结论，赃物还在城里。

　　众侦查员稍稍定心，因为赃物既然还在城里，那就要好查一些。大家商议下来，决定来一个“敲山震虎”之计，放出风声要严查该案，使案犯坐立不安，不得不尽快转移赃物；同时密派侦查员或者“耳目”守住四个城门，发现可疑迹象立刻采取措施。

　　如此一连监视了三天，毫无动静。侦查员正感到纳闷之际，忽然获得一个消息：有一个叫花子竟穿了一双新鞋招摇过市！

　　因为失窃的赃物中有鞋子，所以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一个名叫姜宝善的侦查员，奉命前去与叫花子接触，探询其新鞋的来源。那个叫花子住在关帝庙里，是个中年男子，一条腿有些瘸，谁也说不清他的来路，只知道他已经在县城转悠着讨了七八年的饭了。姜宝善不过二十岁出头，但也有过６年的讨饭经历，因此当晚一到关帝庙，只稍稍说了几句就跟对方交上了朋友。待等把带去的一瓶酒与对方喝了一半时，已经把那双新鞋的来路查清楚了。

　　这个关帝庙多年失修，早已破落，整座庙宇没有一扇完整的门窗、一间不漏的屋子，１０年前就已经没有一个和尚了，连关公老爷的塑像也已经倒塌，只有黑脸汉子周仓还盔甲败落地直直地站在那里，手里那柄青龙偃月刀却已不知去向。这个姓郎的叫花子多年来就以庙为家，住在前殿的破供桌下面。三天前的那个夜晚，因为起了风，寒气颇重，郎叫花子半夜里被冻醒，正裹着破絮瑟瑟作抖时，忽然听见从庙宇后院传来一阵阵轻微的声响。他并未特别在意，蜷缩成一团便又睡了。

　　次日，郎叫花子想起昨晚的声响，便到后院去察看，发现那口枯井的井栏已经全部断了，扔在一边。他觉得有点奇怪，仔细一看，那断茬口都是新的，这说明是有人折断的。为什么要折断？郎叫花子一时吃不准，无意间探头往井里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张破草席，他拿了根长木条往下面捅了捅，发觉下面还有东西。这时，“泰通客栈”那起盗窃案的消息已经在县城里传得沸沸扬扬了，郎叫花子自然也知道，于是他断定井里肯定是赃物。

5 主凶落网 　　
　　郎叫花子也不吭声，假装不知晓，但开始留意情况。他发现平时无人涉足的关帝庙，忽然引起人家的注意了，不管白天黑夜，都有一两个闲汉模样的人在庙前庙后转悠。以郎叫花子丰富的社会经验，断定那是窃贼在看守赃物。

　　这天上午，郎叫花子因为昨晚在一家办喜事的富户弄了几蛊烧酒喝，又睡得晚了些，日上三竿还钻在供桌下睡觉。醒来时似听见从后院传来什么异响，他想起枯井里的赃物，便悄然踅过去察看。只见两个汉子正把一匹匹花布用剪刀绞为一段段一丈多长的断头，他们冷不防看见郎叫花子，吓了一跳。定定神，就跟他搭讪，最后送给他一双新鞋，要他对这件事“封口”。郎叫花子收下了鞋子，尽管那两人关照过要他过一段时间才能穿新鞋，但他终于忍不住，还是当天就穿了起来，而且还很得意地在大街上走了一圈儿。

　　当下，姜宝善听郎叫花子如此这般一说，心里窃喜，他进一步打听：“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不认识，从来没见过他们。看上去像是从城里下来的。”

　　姜宝善又问：“那在庙前庙后望风的人呢？”

　　郎叫花子说：“其中有一个我认识———是城隍庙旁边那条小巷口的裘团总的儿子。”

　　裘团总名叫裘必川，以前当过国民党保安团的副团长，又是当地一霸，民愤很大。１９４８年率领保安团与解放军作战时被俘，没几天就被政府镇压了。

　　姜宝善随即返回公安局，向领导汇报了上述情况。当天深夜，裘必川的儿子裘应即被公安局拘捕。连夜审讯，裘应供出“泰通客栈”窃案系其纠集另外两个同伙所作，那两人是邻县的地痞，现在去向不明。他们窃得赃物后，因为担心转移时目标太大而漏馅，所以想把花布剪开后分散转移。目前赃物仍藏于关帝庙后院的那口枯井中。

　　侦查员随即去关帝庙起赃，对照失主所提供的报失单，除了给郎叫花子的那双鞋子外，其余东西一样不少，不过那２５匹花布都已经剪开了。次日，通知失主郝似柏把原物领回。

　　本来，这个案子就算是结束了，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从而使隐藏在这起盗窃案后面的一个以侯雨寅为头子的反革命团伙暴露了出来———

　　按照规定，公安局发还赃物时，应当与失主当面办一个手续，让失主出具一纸收单。失主郝似柏因为那些花布已经被剪开了，所以用尺子一一丈量，然后把丈量到的结果在收据上详细列明。在一旁的一个警察看了突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一段段布的长度竟然是完全相同的。这似乎不合常情，案犯在那种条件下把花布绞开，首先要考虑的是防止被人察觉，尤其是防止被警方察觉，按说应当马马虎虎绞开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每段的长短弄得一样？

　　警方于是怀疑这个案子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这时还没抓到裘应所供出的另外两个案犯，于是再次对裘应进行审讯。这一审，审出了一起重大案件！

　　原来，万泉县有一个由国民党反动军官、逃亡地主、还乡团分子、漏网恶霸等反动分子组成的地下反革命武装组织“汾南游击支队”，这个组织的头子，就是１９４８年从离石战俘管理处隐瞒真实身份后侥幸获释的侯雨寅。

6 舞厅殴斗 　
　　最近，侯雨寅鉴于美国侵略朝鲜的形势，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台湾蒋匪军要打回大陆了，于是准备乘机发动武装叛乱。为了筹集经费，侯雨寅已经命令部下在外地作过案子，这次又在当地作下了“泰通客栈”盗窃案。因为警方防范得紧，无法将赃物集中转移，侯雨寅于是就命令裘应等人把布匹按尺寸剪开，准备发给届时参加叛乱的匪徒作为赏金的一部分。

　　“汾南游击支队”的支队长侯雨寅，化名侯震宙，以杂货店老板的身份藏匿于万泉县城外。当天，侯雨寅就被万泉县公安局逮捕了。但是，当时警方还不知道这个“侯震宙”，就是省公安厅通报中所说的杀害刘胡兰烈士的主凶之一。

　　但是，侯雨寅制造“云周西村惨案”的罪行已经隐瞒不了几天了，因为这时距山西数千里之遥的东方大都市上海拘捕了一个名叫吉嘉喜的还乡团分子，此人的落网与“云周西村惨案”的另一名凶犯徐得胜的被捕有着关联，而徐得胜的暴露从而也使侯雨寅的真实面目提前披露于人民群众面前。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８日，上海市新城区（今静安区）的“喜乐门舞厅”发生了一起普通的殴斗事件。那天晚上，“喜乐门舞厅”的老板特邀从香港来沪探亲的红舞女毕蓉小姐到场陪舞。毕蓉那年已经三十挂零，虽然刻意打扮，但难以掩饰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但是，毕蓉的名头很大，因为她在１９４８年上海舞女与警察对峙的“上海舞女案”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当时报纸有过报道。她于１９４９年去香港后，也曾经与英国人发生过冲突，维护了一个中国女子的尊严。因此，这次她在“喜乐门”露面，许多上海人都特地去购买舞票，不为跳舞，就为看看毕蓉。

　　当然，到场的不少舞客还是希望能与毕蓉共舞一曲的。这样，现场就形成了排队邀毕蓉跳舞的奇观。大约１０时许，一个三十多岁、看上去像是外地人的男子闯进了舞厅，浑身散发着呛人的酒气。此人进来后，二话不说，直接冲到刚刚跳完一曲准备下场的毕蓉面前，粗鲁地抓住了她的手：“小娘儿，伺候老子跳一个吧！”

　　毕蓉一惊，扑面而来的酒气使她意识到遇上了醉汉，于是压下恼怒，挣出手来，微微摇头。不想对方挥手就打了毕蓉一个耳光：“他妈的！老子出钱，你陪老子跳舞，那是天经地义之事，你这小娘儿竟敢……”

　　话未说完，旁边已有人发作，撩手把一杯热咖啡泼在这汉子的脸上。那汉子怪叫一声，抬手一抹脸，扑上前去挥拳就打。但他打错了人，以为是另一个人泼的咖啡。那人当即还手，先前泼咖啡的那位也跳出来帮打。没想到，这汉子是会武术的，两个看上去比他壮实的男子根本不经他动手，眨眼间就被打翻在地。其他舞客见状，立刻围拢上来，七八个人对他一个，混战一团。

　　这场格斗还没分出胜负时，就不得不结束了———舞厅门外正好经过一支警方的巡逻小组，有人出来报告了，于是这一拨人就被请进了新城公安分局。

7 顺藤摸瓜
　　一进公安分局，那汉子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不仅没有了先前的那份武勇，而且连站立的力气似乎也没有了，一双脚杆子只是瑟瑟地打抖。这样一来，警察就对他产生了兴趣，向众舞客和毕蓉以及舞厅方面的一些人询问过情况并且留下地址后，让他们各自返回，然后开始询问那汉子。

　　此人面对警察的问话，只是摇头，一句话也不说。警察还没碰到过这种角色，正没奈何处，分局门口警卫室打来电话，说随这一帮人一起来分局的一个小孩子还在门口，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是陪亲戚一起出门的，现在亲戚在分局里还没出来，因此要等着。值班警察于是出去跟孩子谈了谈，得知这汉子是从北方来的一个什么亲戚，今晚是陪其出来走走的。警察让孩子留下了家庭地址，看看已是深更半夜，生怕半路上发生不测，于是就安排人员把孩子送了回去。那个汉子，因为可疑，就留置在分局。

　　次日上午，那汉子的亲戚从家里赶来打听情况。警察先向其打听情况，知道此人名叫华兴仁，是山西祁县来上海走亲戚的。警方分析华兴仁可能是当地的恶霸、地主或者还乡团之流，于是就与山西来沪追捕地主、恶霸、还乡团等反革命分子的公安小组联系，要他们来辨认这姓华的家伙是否是榜上有名的角色。解放初期，从各地逃往上海的此类角色甚多，各地来沪追捕的公安人员也很多，这些公安人员抵达上海后，往往都要向上海警方打一个招呼。所以，在市公安局留有各地小组的在沪落脚点。

　　这边新城分局派员去市公安局一查，山西祁县正好有一个追捕小组在上海，于是就请他们派员过来一趟。追捕人员到新城分局一看，马上认出这华兴仁正是当地警方榜上有名的角色，原名叫“金天仁”，当过还乡团小头目。

　　金天仁被捕后，立刻押回原籍。审讯中，他供出了制造“云周西村惨案”的主凶之一徐得胜藏匿于祁县乡下，改名换姓已经成了“贫农”，正和真正的贫农一起在斗争地主哩！

　　徐得胜随即被捕，供出了制造“云周西村惨案”的另外两名主凶侯雨寅、张全宝。他知道侯雨寅解放后的情况（包括化名侯震宙），一一作了详细供述。至于张全宝，徐得胜说已在１９４８年１月与解放军作战时殒命。

　　这样，侯雨寅的历史罪行终于被揭露出来。侯雨寅在证据面前，不得不对制造“云周西村惨案”一节供认不讳。

　　徐得胜于１９５１年４月４日在山西省祁县伏法。

　　侯雨寅在审讯中供述了制造“云周西村惨案”的罪行，也承认他和徐得胜、张全宝三人是主凶。当审讯人员问及另一主凶张全宝的下落时，侯雨寅也称不知，说可能已经在打仗时毙命了。

　　张全宝究竟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万泉县公安局决定调查。因为在祁县转过来的徐得胜的供述材料中称张全宝已经于作战中殒命，公安人员认为徐得胜的话有一定的可信程度，因为徐与张一为连长，一为指导员，是同一个连队的两个始终在一起的长官，一般来说是应当互相知晓在战斗中的情况的。所以，这一调查就是立足于从张全宝已经殒命的角度来进行的。

8 罪有应得 　　
　　当时万泉县公安局，关押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与徐得胜、张全宝同一部队的两个军官：２１５团１营副营长得永清、２１５团１营机枪连特务长王连成。于是，便对他们进行了查询。起初，两人都是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张全宝的生死下落。后来，王连成的态度有了转变，说他在解放后还见到过张。

　　审讯人员大喜，连忙问道：“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张全宝的？”

　　王连成回答：“去年２月，我去太原做买卖时，无意间碰到过张全宝，当时我跟他打招呼，他朝我看了一眼，装出一副不认识的样子，匆匆走开了。”

　　“会不会是你认错人了？”

　　“不可能！我跟张全宝在一个连队待了两年多，我怎么会认错人呢？再说，如果是我认错了人，那人也应当吭一声呀，可是他并没有吭声，而且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

　　公安人员承认王连成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毕竟缺乏确凿的证据证明张全宝还活着。

　　于是提审另一个知情人得永清。得永清说张全宝确实还活着，而且应当就在山西的哪个地方藏匿，因为他在１９５０年３月，曾在太原见过张全宝，而且还说了些话。那是得永清去太原办事，在市中心一家小酒馆吃午饭时，无意间看见了张全宝，当时张正在那里打杂儿，得永清一叫他的名字，他先是一慌，但看清是得永清后，也就镇定下来了。张全宝当时向得永清敬了一支香烟，把得拉到一边，得说自己已经改了名字，如今叫陈宝全了，正在这里学拉面条，准备回老家去开一家拉面店过日子。

　　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６日，两名侦查员奉命前往张全宝的原籍山西交城调查。但是，他们跑遍了交城的大街小巷也没发现张全宝的影踪。侦查员又去了太原，在市中心一带也没有找到得永清说的那家小酒馆。无奈之下，只得去公安局求援。公安局的同志告诉侦查员，那家小酒馆的老板是一名反动会道门分子，已经被公安局逮捕了，现关押于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侦查员于是去看守所向原小酒馆老板了解张全宝的情况。对方供述，张全宝是一个朋友介绍到他的店里来学拉面技术的，说准备以后自己开一家小饭店谋生；原说要学半年，但是只学了两个月就突然离开了，那时是去年３月下旬。

　　侦查员屈指一算，张全宝突然离开那家小酒馆的时间，正是得永清在太原碰到他之后的几天内，估计那是张全宝生怕得永清“出卖”他。侦查员在太原市公安局的帮助下，找到了原在那家小酒馆中干活的三人，其中一个１６岁的小青年说，全宝刚曾说过，他学会拉面技术后，准备去大同开一家小饭店。４名侦查员随即赶赴大同，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查到了张全宝的行踪。张全宝果然在那里开了一家专卖拉面的小饭店。１９５１年３月８日，张全宝被逮捕。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９日，万泉县县长王沁声分别向毛泽东主席和刘胡兰烈士的母亲胡文秀写信，报告了这一喜讯。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４日，山西省祁县、交城、文水人民群众两万余人，集中于刘胡兰烈士的家乡举行了公审大会，对制造“云周西村惨案”、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主凶侯雨寅、张全宝进行了公审。公审会后，侯雨寅、张全宝被执行枪决。

转自：乌有之乡

海风

哎,这群王八蛋.

天地一沙鸥

唉!

水中游泳的鱼

汉奸也成了乡亲了，我看这位就是汉奸的子孙，来要求平反了。

找邓大爷去吧，他可能有办法。

北方蛟龙

在没有确凿资料的情况下，搞大胆的假设，人为的臆造。这样的历史研究法，不值得提倡。

愚公

出卖刘胡兰的叛徒

冯印谱、牛牧、季秀平

　　“究竟是谁出卖了刘胡兰”多年来一直是个疑问。由于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和叛徒狡猾，直到刘胡兰牺牲后十六年的一九六三年，叛徒才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叛徒是云周西村的石五则等人。石原是村农会秘书，过去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区党委为纯洁组织，撤销了其职务并开除了其党籍。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伪村长被镇压后， 大象镇恶霸、复仇队队长吕德芳等人来云周西村摸情况时，石五则就把区长陈德照等人出卖。

　　一月八日，云周西村的石三槐等五人被捕，石五则也是其中之一。敌人对他名为逮捕，实质是在保护。在这次“受审”时，他再次将刘胡兰等人全部出卖。

　　一月十二日，与石五则一道被捕的石三槐、石六儿与刘胡兰烈士一起牺牲，石五则却平安回了家，这引起了公安机关和许多人的怀疑。因此，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公安机关将其抓获。但是，由于他本人拒不承认出卖过刘胡兰，再加当时战事频繁，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周密侦查，未获得足以证明其罪恶的证据，便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将其暂时释放。

　　解放后，由于受难者家属等干部群众心中疑团未释，一直向公安机关反映有关情况。一九五八年底，公安机关对此案进行了严密侦查，终于查清此案。在法庭上，石五则百般抵赖，但在大量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石五则这个叛徒被枪决。在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罪人中，他是最后一个受到惩处的。

来源：光明日报网

治痒秘方挠挠

歪曲历史事实的人可恶之极

流浪者兄弟

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