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心香一瓣祭英灵——悼念老文艺家于冠西逝世五周年

浪里金身

      莒县籍老文艺家于冠西已经逝世五年了。于冠西是在抗日战争前夕，从莒县走出去的热血青年。他不仅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高级记者，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在临终前立下了“丧事从简， 不打扰家乡父老“的遗嘱，以致逝世后连讣告都没给家乡发，就静悄悄地走了。后来莒县日照的亲朋故旧得知这一噩耗后，纷纷向其亲属补发了唁电和唁函，已表哀悼之情。最近，在于冠西逝世一周年前夕，他的家人将其骨灰安放到了地处杭州西湖之滨的天目山公墓。这位历经沧桑，饱学多才的文化老人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是他对人民事业的虔诚与贡献，他那闪闪发光的足迹，他对家乡的深情厚意却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求学莒城  转战沂蒙

    于冠西原名于洪鑫（曾用名沈柳金、米河，冠西、芦笛等），祖籍莒县。1922年10月出生于江苏宜兴（由于其父于洵早年跟随黄兴参加北伐战争失败后流落宜兴借居）。6岁时随父母从南方回到原籍山东莒县城里的老槐树街居住。他自幼聪慧好学，在莒县城中上学时，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其父母特别喜欢冠西，原打算回故乡后，千方百计供给儿子求学，走读书救国之路。可是万没想到他中学还没毕业就因缴不起十块大洋的学费而被迫辍学。13岁的于冠西没有向命运屈服，失学后他就到设在县城文庙内的民众教育馆读书自学。在教育馆内时常一坐就是一天，饿了在文庙门前花两个铜板买几个地瓜充饥。有时他就把书籍借回家，一边放牧，一边读书。当时于冠西的一位启蒙教师叫周湘浦，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经常指导于冠西阅读《高尔基》等进步书籍，宣传革命文学，从而为于冠西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从事文化宣传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于冠西在自学的基础上，于1937年从莒县考进了临沂乡村师范。随后就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先是被分配到中共山东分局做青年工作，后又去抗大分校学习。1940年结业后留校从事《战旗报》编辑工作。1942年冬奉调山东解放区刚刚创建不久的《大众日报》，当起了随军记者。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里，作为一名党报记者，随时都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用手中的那支翠绿底子带有暗色花纹、中间镶着金箍的“瓦特曼”牌金笔，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山东军民的抗战生活。
    于冠西自1942年进《大众日报》社后，从前线战地记者到编辑部主任，再到后来升任为副总编，前后近9年时间几乎经历了山东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于冠西在小油灯下、在行军路上、有时还伏在自己的膝盖上写出了一篇篇揭露敌人，唤起民众，歌颂英雄的文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而呐喊助威。翻开《忆沂蒙》、《滨海八年》、《大众日报五十年》等书籍，随处都可以看到“冠西”这个名字。他采写发表了大量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他撰写的文章对当时的革命战争和党的基层工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于冠西单是被《滨海八年》—书收编的文章就有六篇之多，有描写郯城战役和石沟崖战役的《炮兵连长李玉璋》、《战斗英雄何万祥》；有报道莒南、莒县人民抗战的《路镇区的爆破战》、《沂沭边缘区五十天》等。此外于冠西还写有《解放后的莒城》、《最后一次“扫荡”》、《自卫战争中的山东解放区妇女》、《临沂四千拒降伪军的歼灭》等文章。这都是于冠西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对日照、临沂军民抗战生活的生动记录和真实写照。尽管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现在读来仍然是那么的真实、亲切、感人，犹如回到了当年战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沂蒙战场。、
    据于冠西回忆说：“当时我们那帮青年记者中，还有辛冠洁、赵锷、沙洪、朱民、宋英等，都是20刚出头的小伙子，既是战士又是记者。我们全部家当充其量只有两公斤，一块小雨布，一床棉布被单，一个小书包，小碗拴在书包上，最珍贵的就是那支德国造的二把匣子枪。晚上一页门板用四块砖头一垫就是好床铺。写稿子时常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没有墨水就用卫生所的红汞代替。我的“婚礼”就是1945年在临沂城内一个房东的小北屋里举行的。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十多名记者聚在一起唱唱歌曲，以示祝贺也就行了。但当时我和爱人秦风同样觉得非常幸福。”1947年6月，于冠西以华东解放区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历时6个月的赴东北解放区参观考察。。在这期间，他分别见到了陈沂、蔡畅、邓颖超、周杨、穆青、萧三、瘳井丹、安子文、冯文彬、邓拓等老同志，并受到刘少奇、李富春等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当时陈沂同志想挽留于冠西在东北工作，冯文彬则打算将冠西留在中央办团报，并都分别与其谈过话，但是都被于冠西宛然谢绝。他还是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回到山东解放区工作。
    1949年9月，于冠西曾经以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和山东《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采访报道活动。在十天中，发表稿件24篇，分别刊登在《大众日报》和《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他在北京长安街上采访时曾经即景即情赋诗一首：“我爱北平九月天，碧空如洗海样蓝。天高高的无穷尽，气爽爽似饮清泉。日照天安金灿灿，旗耀新华红丹丹。阔步长安街上过，顿觉天宽地也宽”。
                 
    南下浙江   再舞龙蛇

    1951年春天，的在全国解放的号角声中，于冠西毅然加入了南下干部的行列，从山东《大众日报》社副总编调任《浙江日报》社做总编工作。后来历任总编社长、兼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长达几十年的编辑、记者生涯中，于冠西呕心沥血、勤勤恳恳，为新闻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担任总编期间始终注意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把加强报纸的思想性和群众性紧密结合，把报纸办成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于冠西特别注意提高办报水平，经常开展编辑部的业务研究和业务探索。大胆提出了许多改进办报工作的意见，如扩大报道面，加强对有关人民群众生活的宣传报道，增加宣传报道中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精心制作标题，加强语法修辞和逻辑的学习，活跃美化版面，改进经济宣传等等。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编辑部的民主生活和学习研究问题的气氛非常浓厚，大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于冠西的工作作风既朴实又严谨。10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还是白班夜班，他都是坚持步行上下班，尽管他的家到报社需要半小时的路程。所有社论他都要认真把关。重要的社论他都要亲自修改或撰写。在十年动乱中，于冠西也和全国众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遭到了难以逃脱的厄运。他也被当做“牛鬼蛇神”赶进“牛棚”，关进一间没有光线、阴暗潮湿的黑屋子里，一呆就是两年。这间关押他的黑屋子的对角线距离正好是八步半，于是于冠西就天天在这八步半的地方来回不停的走着，后来当于冠西离开这个黑屋子时，地板上竟然被他踏出一条浅浅的痕迹。就像公园草坪上被人踩出的一条小径。在这八步半的漫长旅程中，于冠西回想自己走过的每一条路，回想着自己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回想着自己读过的每一本书，回想着自己所经历的每一年事……。 “历史是会有曲折的，但历史终归是要前进的，虽然曲折的过程有长有短……”这就是支撑着他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坚强信念和精神支柱。这段不平常的特殊经历后来浓缩成了于冠西的一本散文集《八步半的思忆》。
    动乱结束后，于冠西又被组织安排到浙江省委宣传部担任他在文革前就曾兼任过的副部长职务。于冠西重新工作后，在戏剧、美术、电影、写作，以及文艺评价等领域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如1981年11月他在《替报告文学说几句话》的一篇文章中说：报告文学是文学中的轻骑兵。报刊应给报告文学开辟广阔的阵地，特别是文艺刊物不要把报告文学排斥在文化阵地之外。要给报告文学应有的地位，不要老是把它排在其他文学样式之后，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为什么不可以登头条，放第一篇？文学杂志为什么一定要有固定的编排格式？要给报告文学的采访和写作以有力的支持。
    多年来，于冠西除了担任领导工作外，一直坚持笔耕不止。先后编著出版了《欧游纪事》、《记者日记》、《八步半的思忆》、《牧笛集》、《七月雨》、《林之静美》《冠西选集》等多部散文集和诗集。他的这些作品语言朴实流畅，感情真挚饱满，并富于深刻思考，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1979年10月他光荣地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并被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委会委员。

    江南一鸥  归燕思乡

    1985年5月，于冠西曾借到山东临沂参加《大众日报》创刊45周年座谈会之机回故乡莒县一游。面对阔别50年的家乡，于冠西感慨万千，诗涌笔端，即兴写下了《故乡行》十首，借以表达他的思乡之情。他在《咏莒县》的诗中写道“古莒文化源流远，承前启后数千年。莒子古城乐毅垒，银杏会盟浮来山。陵阳古墟存国宝，文心雕龙奠文坛。文明勤朴今胜惜，郁郁葱葱看招贤。”在《赞浮来山》一诗中写道“古树名楼浮来山，少小一别五十年。梦中曾觉幻归燕，飞来依稀觅旧檐。”还有一首《赠滨海革命根据地父老》的诗是这样写的：“一别滨海卅八秋，故土神游；烽烟十年莒沂州。父老乡音容留，梦载归舟。沂沭日夜流，绿水悠悠；先烈热血壮志酬。遥祝四化频传捷，江南一鸥。”这些发自肺腑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于冠西这位客居江南的沂蒙老战土思念家乡父老的殷殷桑梓情。
    事后于冠西不无遗憾地说：“1985年由于时间关系，只在我的家乡莒县城里住了一天就匆匆离去。记得我家老宅院里当年栽有许多香椿树，每到春天，我姐姐就用一些只打破一个顶端的鸡蛋壳套在刚长出的微红透绿的香椿芽上，一周之后，香椿芽就卷曲着长满了一只只蛋壳，姐姐就用这种又鲜又嫩的香椿芽炒鸡蛋给我吃，真是鲜美极了。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诱人的香椿炒鸡蛋。后来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或者谈起香椿，我就立刻想起那位曾经呵护和关爱过我的姐姐于桂兰。可惜她的命苦，早已离世而去。”
    晚年以来，于冠西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每到春节，他都忘不了给笔者寄一张用宣纸自制的盖有印章的贺年卡，我已将其作为珍贵的纪念品收藏。除此之外，于冠西还多次委托笔者给《日照日报》和莒县文联传送稿件与信函。1995年8月于冠西曾特意从杭州寄回一篇两千字的稿件—《小民兵陈傻子》（发表于1995年8月26日《日照日报》）。他在附信中说：“这是1944年我在日照岚山安东卫驻防时亲眼见到的一个民兵斗争故事，写出来以寄托我对日照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怀念。日照乡亲父老的音容笑貌，我至今都是难以忘怀的”。
    他在2002年3月4日给笔者的一封信中写道：“近日收到刘树芬同志寄来的新著《莒城史话》一册，此书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又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真是一本好书。我六岁随父母自宜兴回莒，十六岁离莒参加革命，在莒县受到家乡父老教诲十年之久。此书唤起了我对少年时代的许多回忆，读之倍感亲切，而且增加了许多对家乡历史掌故的了解和认识。家乡父老的培育，是我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还多少做了点事的根基。所以，我把不久前的浙江日报剪报一份寄给了他，算是我对家乡父老的培育的一点回报。现也寄你一份，请留念”。

                    伊人何处  芳踪杳杳
    2002年11月27日的《浙江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于冠西逝世的消息。报道中对于冠西是这样评价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于冠西同志（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11月22日7时10分在杭州逝世，享年80岁。于冠西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青年时代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临沂乡村师范读书时，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一线战场采访，热情讴歌八路军、解放军英勇杀敌，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事迹。解放后，于冠西同志一直在党的宣传新闻部门从事领导工作，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省委的指示，充分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同时还创作了大量新闻、文学作品，留下诸多名篇佳作。
    在《浙江日报》社主持工作的十几年中，他坚持党报的办报宗旨，注重培养优秀新闻工作者。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加强和改进我省的思想政治工作，繁荣和发展我省的宣传文化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于冠西同志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他数十年如一日，认真学习和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衷心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病重期间，他仍十分关注党的十六大，衷心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他身患绝症，但仍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努力创作，笔耕不辍。他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党的纪律，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关心群众。他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组织对于冠西的评价是肯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他为故乡人带来荣誉和自豪，故乡人的深切怀念也必会让这位从莒县走出去的老文艺家含笑长眠。
    “春去未悲秋，枫丹燃心头。 秋山明艳艳，秋水碧悠悠。 知节人常乐，感时笔不休。 霜晓觉梦甜，一生儒子牛”。这是于冠西晚年写的一首五言诗。于老之英魂将在祭者的一瓣心香拥簇下，伴随着这淡淡的哀愁，悠悠的秋水，甜甜的梦幻，高尚的情怀，长眠于九泉，遨游于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