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日军射杀平民 市民以为军事演习

上海人

沈阳市民围观日本侵略者的安民布告。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燃烧起了熊熊的战火，人民颠沛流离，山河为之变色。从当年报纸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依稀看到纷飞战火下的普通百姓的悲惨与无数奋起的民族之魂。

    　　市民以为是军事演习

       “九·一八”事变前，沈阳百姓对这场战争毫无预防。《盛京时报》9月20日有则新闻《市民对于战事以为日军演习》，说的是沈阳老百姓半夜突然听到炮声隆隆，毫无防备之心，还以为是平日里的军事演习，于是安然入梦，直到早晨看见被日军打败的中国军队败退至城里面，才知道是发生了大事，可大家依然不避开，反而凑上前去“直立街头如看热闹”。

      9月18日晚，沈阳俱乐部内灯火通明，这里正在举行舞会，其中有位姓韩的长官在里面跳舞跳得正欢。到了晚上“十一时十五分，日本野战炮队发炮轰击沈阳兵工厂、飞行场及北大营，后即占据沈阳城各要点。 ”韩司令在嘈杂的音乐中猛然听到了炮击声，连忙跑出去看，结果被日军就地枪毙在俱乐部门前。

     沈阳大帅府燃起大火

       9月20日，沈阳周围近郊15里以内处处都散发着紧张的气氛，这天的沈阳城仿佛成了一个死寂的深潭，各处的大火已经熄灭很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的焦土。北大营和粮秣厂而今早已不复当年的气象，大火将这两处烧得片瓦不存，只余下顽强挣扎的残火与蔓延在半空的浓烟低吼着、扭曲着，在焦黑的残砖上诉说着一支精英部队的覆亡。

     百姓纷纷躲回家中，将门窗紧闭，还有的在家里挖了地窖以避灾祸。那些来往做买卖的商人也绝不敢开张营业，中秋节将至，市面却极其萧条，买东西的人少了十之七八。沈阳城的大街小巷挂了许多日本国旗，白布上的那团红色刺得人心里隐隐作痛，各交通要塞都有一伙儿武装日本兵巡逻。东北大学，这个当时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此时亦是一片焦土，被战火焚毁的建筑塌倒在宁静的校园里，而学生们都不知去向。偶尔有一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偷偷溜至校门前，悲伤地看一眼自己的校园。这里，因为战火，许多昔日里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相继死去，去了再也触及不到的远方。

     姑屯三洞桥附近，几个外国人在同把守此处的日本兵交涉，结果却被驱赶。自从战火开始后，被日军拆毁的柳条湖段铁路一直没能修复，铁路线东西交通完全隔绝。日军武装士兵守卫这些地方，决不允许一个人趁乱出去。日军的掷弹飞机还在沈阳的空中肆意叫嚣，空气被撕裂出呜呜的哀嚎，听起来更显得惊心动魄。

      就在沈阳城一片寂然中，位于中心地带的大帅府突然着起了大火，有人说这是漏电所致，也有人说这是日军故意为之。不论如何，这所昔日无限风光的大宅子突然之间升腾起了火焰，虽然很快被扑灭，但是大帅府的着火让沈阳人更加坐立不安了。在沈阳商埠地，有一队日本兵往来运送一袋袋的沙子，并在其上设置了电网。很快，沈阳各处贴起了“安民布告”。沈阳城内无法获知外界的消息，城内陷入了“沉闷”的状态。

      沈阳之外的其他东北领土，也全都遭受着这样的折磨。新民的天空中也不时飞过日军飞机，很多无辜百姓惨死街上家中。 19日那天，长春傅营长就阵亡在战火中，他的妻子儿女全家共计17口人全被杀害，而他那个刚刚五岁的儿子竟然是被日军剖腹活活害死的。当日军攻陷葫芦岛附近的连山湾时，有30多个中国百姓被日军枪杀。

      报纸上用了一个词“焚掠极惨”来形容日军的暴行。当时新闻如是报道：“北宁路皇姑屯附近之桥梁铁道完全由日军占领，我农民往来该地者，均遭射击，无一幸免。(十九日专电)”“十九日零时，日兵又袭击我北大营地方，我农民死于乱枪之下者，数目未详。 ”

    　　张学良不抵抗断送沈阳

     《申报》新闻谈及“臧式毅与荣臻均于日军占城时被虏，现由日军事当局拘禁，其他要员，因恐被虏，均已逃匿。 ”其实，“九·一八”事变后几天之内，光沈阳被俘虏的官员就达到了11人。

      除了官员，普通的绅商也有苦难言。自从日本打进了沈阳城后，四平街(中街)就被日军占领了。四平街在当时是沈阳城内繁华之地，是沈阳城最早开始做丝房、鞋铺、金店等生意的地方，在这条街上的绅商有很多。日军控制四平街后，就把这些绅商强拉到一处，说是要组织维持会，苦煞了一批中国爱国商人。而沈阳的警察遭遇更惨，一旦碰上日军，常逃离不了被枪决的命运。在皇姑屯火车站附近，就有12 名警察被射杀。

      九一八事变后，大家把目光全部转向了张学良。《申报》有则记者写于19日的新闻，阐述了张学良的态度：“决持镇静态度，无论日方如何压迫，始终取不抵抗主义，并对日侨予以安全保障，以事实之是非，付国际公评。 ”

      臧式毅19日凌晨也曾发给张学良一封电报，说：“十八夜十时，日本满铁守备队……先炸皇姑屯铁路，捏称我军所为，即袭我北大营，并乱枪扫射人民，沿途焚掠，分占各衙署。我军始终无抵抗。 ”

     这个决策的后果是，东北的士兵们哗啦啦被日军缴了械，而东北的领土也纷纷陷入了日军的控制。那几日的新闻上都是东北官兵被缴械的消息：“营口海防营，被日军缴械。”“今晨有日兵两列车驶过辽河、直抵牛庄，占据该城，继派支队沿北宁铁路支线而上，缴沿途各站铁路卫队之械，而后至沟帮子，缴华兵之械。占据该镇，沟帮子之站长被拘。(十九日路透社电)”“安东市内外巡警亦正被缴械。(十九日电通社电)”“日独立守备队安东驻屯部队占据安东后，将停泊鸭绿江之中国炮舰'靖海'缴械，没收炮弹三百十八发，机铳十二挺，弹药七千七百九十三发，小铳二挺，小铳弹药约一百二十发。(十九日电通社电)”

      而缴械并不意味着安全，这种不抵抗还送掉了很多士兵的性命。其中迫击炮厂被攻陷后，守卫在此的三百名官兵齐齐殉难了。纵使没有殉难的士兵，也被百般侮辱，许多士兵“衣冠均被日兵撕破。 ”北大营中也有抵抗的士兵，其中一位士兵是枕着机关枪而死的，他的遗体就倒在了那焦黑的“北大营灰烬中”。

《申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

        国际记者团赴沈调查真相

        为了调查日军侵略的真相，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组成的17人记者团在9月20日中午抵达沈阳，准备调查一番，无奈行动受到了日本人的监视，只好粗粗走过，当晚就折回天津去了。不过这次沈阳之行却也收获不少，他们调查了日军抢掠的暴行：

      沈阳各大银行都被抢掠，大帅府的古玩珠宝玉石等也被抢去，损失惨重。兵工厂、迫击炮厂、粮秣厂都被炸毁，光兵工厂的炮弹就价值千万元。

      沈阳由日本人创办的《盛京时报》则瞬间变身成为为日军洗白的报纸，他们竟然说日军进城时“纪律严肃，对于市民秋毫无犯，是以秩序井然。 ”是想用报纸的舆论导向误导中国人民。可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就是在沈阳，也有爱国人士悄悄地组织起了爱国团体。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抗日活动的声势则越来越浩大。全国在9月23日统一下半旗哀悼东北的沦陷。相比于东北寒冰般的局面，全国其他地方可谓火一般地热烈。



      上海各界积极反日。《申报》一则新闻中，将上海人民的义愤表达得淋漓尽致：“昨日下午三时，各界代表闻讯而来者，达千余人。 ”上海的商会大礼堂被群情激奋的人塞满，大家在这里举行了谈话会，气氛非常热烈。而第二天，上海各团体都开了大会，准备一致对外，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为东北的抗日提供微薄之力。

      上海反日会也发表了通电：“(日本)捏造中村事件，为出兵侵略东省之借口，似此倒行逆施，早已不复承认中国为独立自主之国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而可忍，亡国无日，凡属同胞，处此国难当头之日，应以同心戮力，共御外辱，毋分畛域，毋别界限……宁以白骨筑城，不为亡国之奴。 ”“生死关头，我国民众，当激发伟大民气，合群策群力，同御外辱，末日已临，其各奋起！ ”

     上海市也表了发宣言：“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均鉴，日本帝国主义抱其侵略野心，图我满蒙、窥我中原，……济南先烈之血迹犹殷，旧耻新仇，历历在目……而今中村事件，又复发生，查中村系一退伍兵士，漂泊东北，久为浪人，近以欠债累累，无法偿还，乃告失踪以作抵赖。而日本竟借此出兵，拆毁北宁铁路，炮击沈阳军民，形势险恶、用心叵测、蹂躏国土、目无公理，此种消息传来，心胆为之欲裂，念祖国危亡，伤河山沦没，嗟我同胞，何以忍此，危急存亡、千钧一发，其群起振奋，急谋抵抗，推倒强权、挽救祖国，谨此宣言。 ”

    　　汉口拒绝日本“嗟来之食”

        1931年入夏以来，南方的水灾非常严重，全国都在积极为其筹集赈灾物品，沈阳也有无数民间团体发出了赈灾的米粮，国际上很多人也伸出了援手。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汉口的百姓自发地拒绝了日本的“嗟来之食”。

     自于汉口的新闻《武汉灾民拒受日方赈米》中说：“日金城丸所运赈灾麦米，二十一(日)可运到，但武汉灾民，宁死不愿收受，以电拒该轮来汉。(二十日专电)”中国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宋子文也断然拒绝了日皇赠予的“十万圆”。

      德国一家中国菜馆贴了张布告，为着日军的暴行，因此规定日本人不许进入餐馆就餐。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发起了“华北妇女救国团”，邀请各位要员的夫人们参加以救济伤病。“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们反应很强烈，他们主动承担起了国家兴亡的责任。《盛京时报》1931年12月22日的报道说《义勇团陆续东进中，关外大学亦加入》：“月来南方各学校之义勇团，咸先后北上，加入前方……闻关外三大学，如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吉林大学三校亦推有代表，加入该团合作。”1931年11月，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此后这支队伍一直奋战在抗日的前线上。

      摘自：辽沈晚报      记者： 张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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