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断指之痛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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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夏天，刚刚开荒新建点的值班三连。
六零炮班算是最大的班，有两门六零炮10个人，我仍然是班长。
住的是干打垒的房子，非常潮湿。当时受文革影响派性也很严重，属于流氓歹徒般连长嫡系的班排住得好，活也轻。我们排比较受气，老一点的指导员也是老奸巨猾，谁横向着谁。
我的反抗是强烈的。我平生不甘心受累还要受气，流血了还要流泪。
截至当时，可以说从到兵团开始我干了当时所有最艰苦的劳作，全团去大兴安岭修路只有一个排，16岁的我是20人的施工班长。下山分配到值班部队的在连队也仅我一人，没有任何修整就来到查哈阳水利会战现场，又让我当上了爆破组长。然后是上山伐木，我又是驻扎在山上帐篷里的放树班的班长。再下山又是在荒原上开荒建点。这些艰苦的工作一个紧接着一个，我是一个没落下。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那里的冬季是零下30几度的严寒，我和战友都是在帐篷和干打垒房子里度过的。艰苦生活的经历在当时来说我是唯一的。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使我患了夜盲症，严重的皮肤病，后来找到我的的腰病也确认源于那一时期。
不知是因为不屈于拉帮结派的领导，还是身体原因，也许真的是因为工作表现，我18岁就调入了团部机关。后来遇到的不公是发生在推荐上学过程中，但我人生旅途最终的结局比较好，俗话说“宁可小时吃苦，不愿老来受贫”，算我命好，我有一个知足的结果，这话说得可能有点儿早。
这天任务是打沙子，就是从山坡取沙子用来盖房子打地基用。
开拖拉机属于好活计，但都是普通农业连队调来的农工，与我们值班连队的成员好像还有点说不出的区别。我们班负责跟车装卸。
由于正值夏锄，按照统一的作息时间早上4点钟就起床了。
开拖拉机的车长夜班刚刚睡下，他和我说，徒弟比较笨，到现在连骑自行车都不会，倒车舵轮就不知怎么打。让我帮他挂上拖车。那时好多知青都会开拖拉机，我有这个能力，就答应了。
刚到门外，看见好不容易才摸到车的“笨徒弟”正在拖拉机上，准备倒车挂拖车。我就提起了拖车前部的三角拉杆。这个胶轮拖拉机是朝鲜生产的“千里马－28”，变速器有快慢杆。倒车当然要用慢杆，但是“笨徒弟”不懂，快杆没有摘下来就挂上了倒档。方向掌握不好速度可不慢，直奔拖车倒了过来……
遭殃的是我的手，右手的无名指被牵引钩和拉杆提手挤掉了一段。紧接着，拖拉机的ffice:smarttags" />
这时，我不自觉的用左手攥住右手指，露出的骨头扎手心。奇怪！却一点也没感觉疼。战友们关切地跑过来问我怎么样，我故作镇定，“没什么，手挤了一下。”当松开左手让大家看时，大家都惊呆了。只见满手心厚厚黏黏的黑红的血和暴露的骨头，一个上海知青看过后吓得不敢再看。年轻的战友感到手足无措。指导员知道后，叫起了睡下的拖拉机驾驶员，让几个战友陪着用拖拉机送我去团部卫生队。经过18里的路程来到卫生队，中医孙大夫想检查一下伤情，当一层层的纱布没有完全打开，看到连纱布算上还没有正常的指头长呢，就让再缠上，决定转送师部医院。
又走了24里到了师部医院，才发现当天是星期日。那时基层连队从事农业劳动哪有星期几的概念。送我的一个家在当地的战友认识某外科大夫，说些好话，接诊了我。他查看了伤势后，决定把这只手指的第一节摘除。说便于缝合，不容易感染。在医生手里，患者肢体的存留只是一句话。问我，我只有同意的份。打过麻药，护士想用布帘挡住我的视线，我说不必了。那时我已经读过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为他的英雄气概所感染。手术的后半程是很疼的，我面不改色。
当天办理了住院手续，让我的一个同学留下来护理我。同学先要回连队取生活用品，问我要什么，我悄悄地告诉他把我的《毛选四卷（合订本）》拿来，我要完成《毛选四卷》的通读。
应该一星期后拆线，才能出院，在我坚决要求下，我提前出院了。
回到连队，当天就带领战友投入打缮房草的劳动。这项活计需要趟没膝深的水，水下有塔头墩子，崴着脚走好长的一段。到了草甸子深处，用镰刀割这个缮房草。我用右手握镰刀，伤手还没有拆线，使不上劲儿，也担心伤口沾水受到感染。也是刚刚出院身体没劲儿，一天下来筋疲力尽。过几天再到医院拆线时，医生听说后把我好一顿埋怨，“伤口要是感染了，你还得再截一段！”那真不是危言耸听。
这件事我当时没有告诉家里。半年以后回家探亲，怎么向妈妈说呢？我为难了。
老人家头年给我拆洗从漠河修路回来捎回家的棉裤，看到布满补丁，浸透汗碱味的棉裤，妈妈边拆边哭，“这条棉裤怎么能还要？！就是拆了也做不上了。”当时给我做了里外三新的棉裤，寄给了我。那年我也是第一次也是在兵团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家里寄钱，是七个月的全部收入260元。
在家住了几天后，我想不能临走再告诉妈妈。经过一番思考，用尽量平淡的语调和妈妈说“妈，我和你说一件事，请你一定要理解，半年前我因工伤把手指去掉一节。”妈妈听完，看着我缺损的手指半天说不出话来。让妈妈心痛的不是伤残本身，而是为什么当时不告诉家里。18岁尽管自己感到不小了，可在妈妈眼里还是一个刚出远门的孩子。选择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语言和妈妈述说，真让妈妈不知如何是好。时过那么多年，这件事妈妈都没有忘记。
工伤事故发生之后，可能是害怕影响四好连队的评比，连队隐瞒没有上报。到机关后听一位现役军官说，如果当时上报，可以定为三等甲级伤残，将来会享受一些待遇。那个年代经常发生剥夺普通战士合法权益的事。
事故的肇事者为了逃避责任，也怕沾上他，不仅没有表达过任何歉意，也没到医院探视过我，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和我说过。或许不让他再开拖拉机，他心里还在怨恨我哪，没良心的人什么时候都会有。有的同学感到气不公想打他一顿出出气，我阻止了。今后见到他，我也会权当没有这回事。
今年是毛主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指示发表40周年，也是毛主席批准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六·一八”批示40周年。最近以来，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知青战友都在发起串联重访我们的第二故乡，届时我可能要回去。
因为那时还处在文革时期，兵团内的上下级之间，战友之间也曾有过各种恩恩怨怨。但一切都可以逝去，留下来的惟有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知识青年，为开发和繁荣祖国边疆共同走过的岁月和解不开的心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