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环境日益恶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严重威胁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复苏和发展;贸易摩擦和技术壁垒的升级破坏了全球市场的开放格局,导致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遭到破坏;发达国家内部发展理念的分化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协调,给全球经济治理增加了新的难度。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明显进入了新一轮的动荡调整阶段。
以下八大现象可以从侧面看出当前世界大变局的主要特点:
一是全球经济艰难前行、新旧矛盾交织发酵。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达10年之久,无论按短周期还是长周期理论,全球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应是大概率事件。但根据目前主要经济体的表现看,全球经济正在面临新一轮衰退的严重威胁。危机后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还没有完成稳妥退出,就面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衰退,各国在高额债务和财政赤字的约束下,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空间是受限的。此外由于各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依然不足。随着新旧矛盾的交织发酵,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和调整是非常不清晰的,全球经济面临的衰退风险正在上升。
二是“美国优先”政策挑战全球、地缘政治矛盾复杂多变。
特朗普坚持的“美国优先”政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严重冲击。美国不断对外发起贸易摩擦和加征关税威胁,严重破坏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稳定性,不仅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严重倒退,美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正在产生着错综复杂的变化。随着全球经济发展长期面临下行压力,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矛盾也必将进一步复杂化,全球政治经济动荡和发生局部冲突的风险将是难以避免的。
三是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改革诉求难以协调。
随着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虽然G20 首脑峰会已对WTO改革提出了要求,但由于主要WTO成员针对改革提出的诉求和坚持的重点存在很大差异,短期内难以协调一致。估计改革将面临艰难的沟通和协调,这就表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在短期内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世界经济贸易的不规范竞争将难以受到有效约束。
四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壁垒更趋严重。
科技进步和经济技术合作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主要国家放弃掉冷战思维,共同创造一个有利于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局面,世界经济才有望重归繁荣发展。但在大国竞争的紧张格局下,主要国家正在不断地加强对技术的保护和封锁,导致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全面受阻,严重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从而也导致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缺失,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五是中美贸易冲突全球瞩目、矛盾纠纷短期难以解决。
中美贸易冲突已持续一年多时间,由于美国不断采取极限施压的手段,三番五次出尔反尔,从而导致谈判一波三折,波及面不断扩大,冲突程度日益升级。中美贸易冲突实际上已超出对双方各自经济贸易的影响,可以说对全球经济复苏和贸易稳定发展将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及全球价值链合作产生潜在影响。国际社会对中美谈判高度关注,寄希望于双方能通过谈判解决,为全球经济贸易的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六是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春秋战国态势凸显。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稳定性取决于三组关系,即中美俄、中美欧和中美日,这三组关系的微妙变化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稳定和失衡将产生严重影响。美国虽同欧盟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也是打打停停,有打有拉,为的是保持同欧盟的松散关系,避免欧盟彻底同美国反目。在美日关系上,美国不惜放弃韩国,也要保住美日同盟,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企图继续保持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如意算盘。此外,当今世界存在的南北矛盾仍在不断发酵演变,更多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心存疑虑,虽不便正面批评指责,实际上早已另做打算。
七是发达国家整体责任丧失、千年发展目标无人关注。
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不仅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极具发展潜力和影响力,目前却只有中国在积极响应和推动,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精力和注意力根本没有投入,这充分暴露了发达国家的责任和担当的缺失。不仅如此,欧美国家正在把注意力转向质疑中国的崛起和国际担当,对中国的发展理念以及在发展中存在的不完美现象持过度挑剔和批评的态度,暴露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嫉妒和不满,由此不免会引起国际社会新的对抗性矛盾和失衡。
八是全球治理严重滞后、大国合作难以突破。
当今世界正面临严重的治理赤字,严格地讲全球经济治理离不开主要国家的协调合作,但目前的矛盾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处于激烈上升阶段。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缺少责任和担当,特别是特朗普这届政府过度强调“美国优先”的霸凌主义做法,使得世界发展的和谐性进一步遭到破坏。由于缺少包容和合作,致使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进一步上升,短期内难以就全球治理达成共识并形成合力。
世界政治经济存在的上述复杂矛盾交织发展,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处于频繁震荡和新的相互磨合之中,这种复杂局面超越了近代史上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也为中国崛起和复兴增添了新的矛盾和困难,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未雨绸缪,努力提高我国驾驭国际复杂形势的能力,在保持中国发展特色的前提下,持续推动我国的高水平开放进程,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努力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影响力。(作者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香港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不可替代。
在当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的节点,香港将扮演什么角色,能不能把握好机遇,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关键路口。
回首历史,香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自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关系就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期,其中最活跃的是转口贸易。在初期内地投资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大批港商率先前来投资建厂,香港工业生产在此过程中北移,形成以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为加工基地、以海外为加工销售市场的格局,港商在其中扮演了生产者和贸易商的双重角色,既给内地带来当时紧缺的资金、技术、设备及现代管理模式和商业规则,也帮助内地制造在国际上打开市场。
其二,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这其中不仅包括香港企业的资金,还包括台湾、澳门、海外华侨及一些内地民营企业的资金,他们都被看作是“港商”,汇入为促进内地发展的龙头队伍中去。
其三,沟通中西方的桥梁作用。香港市场规则与国际接轨,很多内地企业通过香港这个窗口,在成熟的国际化市场经济环境中学习,为走向世界积累了经验。香港的市场经济理念、管理模式、商品房改革、城市治理、公务员管理、社会服务等经验都为特区以及内地其他地方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我们找不到比香港更好的老师。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得益同样很多。香港GDP从1978年的183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3629亿美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923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4.87万美元,这是承载中国经济奇迹东风的结果。
过去40年,内地经济变化调整的步伐很快,香港跟随调整的节奏也很快,整体适应得很好,但也有些地方适应不那么充分。由此出现了一些声音,认为对方成了自身发展的“包袱”,在过往的经济联系中自己“吃了亏”,甚至鼓吹未来应该“脱钩”,这种看法极其片面、狭隘和短视。没有香港的发展,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不全面的;不依靠下一个40年中国发展的大势,仅依靠香港自己,或者依靠欧美,香港的未来没有前途;没有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在关键路口处,香港如何抓住历史机遇,为未来的腾飞踏出坚实一步?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依托内地。当中国整体已跃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台阶,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不可能是从前的“三来一补”以及一般的投资及转口贸易时,香港要融入中国下一个40年的发展大势,必须做好三件事:
其一,研究中国内地大政策大方向,尤其是“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所能给香港带来的效益如何发挥至最大。笔者认为现在香港对这些问题研究得不够,应该加速研究。其二,不要轻易否定自己在金融及服务方面的优势。香港在服务贸易方面有着很大的网络及资源,在当今全球进行生产要素调节的时候,如果香港能够与内地更好地联动,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更好地发挥金融作用,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其三,香港应坚持在中西方之间起一个“超级中间人”作用。
国家刚刚宣布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40年前的一个小渔村,经历改革开放的春风,发展成今天这样的大城市,研究它的成长轨迹,促进它的发展,提高它的创新能力,是这个城市未来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对全球其他城市营商环境及创新环境的建设经验还需要像海绵一样学习,香港的经验尤其值得好好借鉴。更进一步地,深圳和香港两个城市如何在大湾区中形成一个有序而非同质化的方向,把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两种制度优势发挥到极致,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我们期待香港做出更多努力,我们也应促进香港做出更多努力,我们应在这方面给予香港更多的政策。这不仅是中央及特区政府的事,也是内地和香港高校、智库及民众的事。包括在“一带一路”当中,香港的金融、税收、财务、投资分析评估以及中介机构和商会怎样起作用,怎么与内地进一步对接;如何消弭社会层面的片面、偏激、短视情绪,确保一个有益于经济合作的舆论环境,我们有很多事需要努力去做。(作者是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欢迎光临 (http://bbs.china-ws.org/) | Powered by Discuz! X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