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1104鱼象鱼说【今日历史】 [打印本页]

作者: 鱼象鱼    时间: 2018-11-4 12:49
标题: 1104鱼象鱼说【今日历史】
民国上海弄堂时光曲

2018-11-03 18:54 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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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文学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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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蔚蓝

一个城市的气质,并不在于那些地标性的建筑,而在一些隐秘的小马路和弄堂里。——王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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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上海,早晨,坐在石库门前的上海男人,风雨无阻的开始准备一天菜肴。视觉中国 图

在我过往的岁月里,弄堂时光虽是一小段,但却是我的大半童年。弄堂年月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鲜活的。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家住在上海市区一条名叫三星坊的普通弄堂里,说是普通,因为广义上的上海弄堂是包括“里”“坊”“邨(村)”“园”四种。四者建筑格式不同,高下不可同日而语。但相同的是,它们都承载了历史,无声地存在着。谈到弄堂房子,自然联想到“石库门”,这石库门住房是建筑商揉和了中西建筑特色的产物,外仿西式“排联式”住宅,内部却是江南三合院的格局。原为当年逃避兵役,络绎来上海蛰居的人而设计,规模是一户一家,但囿于地价,只能具体而微。倒是那两扇乌漆大门,一对铜环门钹和花岗石的门槛、门框,多少还能撑出点石“箍”门的门面。然而进门,那小得可怜的天井,却全无大户人家的气势。

但是“邨(村)”和“园”都已脱离了这种建筑样式,变化成多层有阳台的连幢房,里边通道宽敞,用水泥甚至柏油铺路。有些“邨(村)”还带有花园,隔开独幢西式洋房。如愚园路上的“和邨”、陕西路上的“陕南村”等。至于称到“园”则一定名符其实,如淮海路上的“上方花园”、泰安路上的“卫乐园”和新华路上著名的“外国弄堂”等等。这些弄堂住宅坐落在花木扶疏的林荫道旁,是具备欧陆各国不同风格的独立洋房,打蜡地板、落地钢窗,不在话下,就连厕所也是主仆分开,且构造各异。轿车司机,往往住在车库楼上。其气派较纽约的“Town house”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前述的普通弄堂,就只能是以“里”和“坊”为代表的带有石库门的弄堂房子了。

由于“里”一般建成年代较早,绝大多数是没有安装水厕的旧式住房,祖上传下来的马桶,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卫生用具,嫁妆里少不了它。新漆的马桶内塞满大枣、花生、桂圆,讨个早生贵子的好口彩。新娘过门后更是日日相伴。晚上拎一只出去,陈列在家门口,明天清早,推粪车的来,会挨家把粪尿倒进一部两轮车的大木柜里。硕大的木质车轮,外包铁皮,滚动时发声如雷,一路吆喝“倒马桶哦!”足可唤醒远近睡梦中人。粪车过后,未及装扮的主妇纷纷出来,随意拢住长发,挽起衣袖,用特制的长竹帚刷空桶,水盆放旁边,洗刷声夹杂叽里呱啦的喧嚷,组成了上海弄堂早晨一道风景。而“坊”虽同属石库门住宅,但空间较“里”大,且多了一个抽水马桶。更有一些“坊”,如淮海路上的淮海坊(旧名霞飞坊)兴建了煤气灶和包括浴盆在内的全套卫生设备,远离早晨刷马桶的声响,生活条件大为提高。但上班出门,在路边人行道上,还可见到零星空桶,斜靠墙脚,一直晾到中午。

我家从“和村”迁居三星坊,又从三星坊搬进延安西路独幢洋房,再到泰安路“卫乐园”。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凡我住过的,能称得起正宗的上海普通弄堂,非三星坊莫属。

上海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住房拥挤不堪,石库门里早已不是一户一家。1942年,日军进租界的第二年,我八岁,随父母住进三星坊。它位于康脑脱路,离戈登路巡捕房很近,属公共租界。名作家穆木天说得贴切:“弄堂是四四方方的一座城,里面是一排排的房子。既是一排排的,每排相隔之间的通道,也叫弄堂”。这弄堂的大铁门就是城门了,门额横书三星坊,竖写民国二十三年。走进去是主弄,两边各有三排红砖两层楼,共向主弄突出四个阳台,那相隔的通道就成了左右延伸的支弄,左短右长。第一排迎马路,是店面,居民后门出入。第二排也是走后门,前门从来不开。第三排前后门都出进。后门有条小弄堂,隔着篱笆望得见后面一块百米见方的荒草地,原是东头豪宅的后园。主弄走到底是大房东的汽车间,灰板房,门上挂着一把大锈鎖,我见到开过一回,里边没有车。还有主弄的路灯和当年街上的一样。那大圆平板铁灯罩,背黑腹白,波浪皱褶,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这正是当下电视剧布景中不可疏忽的细节。

三星坊和左邻福康里,马路对面的增祥里比,显得宽敞、干净。起初石库门里还是一户一家,不久,三星坊的二房东渐渐多起来。那就是把一部分房间租给被称为三房客的人家,原先三星坊的缔造者升格为大房东。我家在24号,二房东姓姜,浦东人。一家四口住楼上,男主人在浦东乡下当邮政局长。我家刚搬进去的那阵子,见到的只是房东太太和她的儿女,兄妹二人和她一样都是瘦高条、短下巴,满口浦东话。日军进租界首件事就是建立保甲制度,发市民证。十户一甲,十甲一保,设甲长、保长,上面还有联保长。凡八岁以上儿童外出都必须携带市民证。领证必须本人亲往警察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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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上海,弄堂阿婆和她的猫在石库门的灶台间享受午后时光。视觉中国 图

小时候,爸爸带我出去,他的朋友,同事夸我,常有这么一句。“这孩子长得好清秀哦!”而爸爸回答总是“就是身子单薄”。单薄是什么啊?我不甚了了。后来弄堂里玩足球赛,(其实是踢永字牌小皮球)。双方领队用猜拳“石头,剪刀,布”(沪语:拼林胖郎棲)方式挑队员,挑剩的往往是我,这才尝到“单薄”的滋味。然而,三星坊的家长们却把我归在“好小囡”一类,欢迎我任何时候随他们的孩子进家玩耍,因此大多数人家,我都去过。

最早去的是大房东家,再后是贴邻的22号、26号以及28号,这几号都是一户一家。不懂为什么,上海人忌讳的数字13,偏被大房东选为门牌。13号宅院设在左支弄第三排,占13、15两个号院的位置。偌大院落除佣工外,就只有邹太太和她的独子邹才康。13号门庭冷落车马稀,倒是有一位神秘来客,隔三差五地来访,小白脸约莫二三十岁,油头粉面,每次来总见他右手提着一个长方形的皮质诊疗箱,左手撩起长衫疾步快行,一双皮鞋锃亮,像是去抢救病人,而且后门出进。啥人?我问过才康。“阿拉格家庭医生”。那么是中医还是西医呢?“勿晓得”。13号的乌漆大门很少开启,才康比我大五六岁,带我进去过。

大天井,大客厅,全套中式家具。墙上挂的书法条幅,看不懂写些什么。但看到一位不施粉黛的中年妇人独坐供桌旁,用哀怨的目光环扫四周,她就是大房东邹太太。

22号,解家,扬州人。客堂摆设和大房东差不多,多了些菩萨。也有一位妇人坐在客堂里,那是和我一般大的玩伴,解纪道的妈。一双尖锥形的小脚很抢眼,敷了厚粉的脸像扬上一层霜,整天捧着一把铜水烟壶。我好奇怎么会鼓捣出咕噜噜的响声。她一边吸,一边眯着眼问我话,细声细气,苏北腔。解纪道把我拉过去,看他家的厢房,布置得像佛堂。他指着桌上的玻璃盒,里面装着一只瓷鸭,鸭颈有一圈墨绿。悄声对我说:这也是菩萨,说罢,双手合十拜了拜。纪道的父亲解研馨,又老又瘦,是我们这片的甲长。一身长袍马挂,戴顶黑色碗形帽,走起来两肩一耸一耸,像具骷髅。有次他弯下身,黑眼珠透过厚镜片盯着我看,怪吓人的。纪道有三个姐姐,分称二、三、四姐。彼此脸都不像。大姐呢?我问,没回答。相同的是她们都有好嗓子,晚饭后那会儿,三姐妹合唱,高音尖亢,和着风琴声,整条支弄都听见。“四季歌”,“天边一颗星”,“夜来香”。把当时所有的流行歌曲都唱个遍。

二姐娴静,二十出头,我常见她穿件紧身旗袍出入弄堂。三姐和善,四姐刁钻。有阵子不见三姐,问纪道说去了北方,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左邻26号是黎家,与24号两户天井隔堵墙,楼上正房相连,从26号楼上厢房望我家前间,一览无遗。房主黎玉树,籍贯不详,做五金生意,当老板。出三星坊大门往西走不远,小沙渡路(现名西康路)上有一幢五层楼高厂房,顶楼外壁镌刻“胜德厂”三个大字,隶书。站在两边人行道上都望得见。据说黎是大股东。那年黎四十多岁,光头,高个,膀大腰圆,西装毕挺,皮鞋比光头还亮。黎太太小他十几岁,苏州人,却大嗓门。她早年毕业于晏摩氏女中,据说黎玉树当年就是靠每周开汽车接送,把她追到手的。黎家长子达信,那年十三岁,憨直好客,独住亭子间(灶披间上面的小间有窗朝后弄堂)常邀我进去,显摆他的宝藏。有全套制服、指挥刀和勋章。“那是我爸爸”,达信指着墙上挂的一幅全副武装集体照,坐在第一排的全是洋人,黎玉树站在后排边,当时他是“万国商团”的一员。黎家每年都要整修住房,粉刷后客堂正中再挂上“基督乃此家之主”的横匾。达信弟弟达均比我小一岁。读书聪明,很少和弄堂孩子一起。还有一个妹妹,隔了好多年又添了一个小弟弟。黎家的女佣也是苏州人,名叫阿桂姐,但大家都喊伊阿桂斤。阿桂斤干活利索,吴语软糯,婀娜多姿,走起来好像水上漂。

再过去就是28号了,这里住着姓荆的大户,有十三个孩子,皆一母所出,三男十女。长子荆绍英,次子洪小英(过继给外婆家),三子荆再英,排行第十一。十个女儿从第三开始都称宝,但最小的妹妹没有听到过喊十三宝。绍英排行第八,比我大一岁,提起他,弄堂里的小孩子没有一个不服贴的,因为没有一个打得过他。当时在弄堂里要称王,要服众,全凭打架功夫,但决不可用武器。功夫哪里来?还是那句老话:“将门出虎子”。绍英的父亲荆世英是戈登路巡捕房的高级警官。全弄堂的人都称他为督察长。督察长出入弄堂,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一身英式警服。荆世英和同是宁波人的太太鹣鲽情深,是弄堂里大家都称羡的一对恩爱夫妻。荆太太在弄堂遇到我妈时常会停步交谈,我一旁听到过的这句话,左右我一生,就是“事业一生,老婆一世”。可惜天道忌满,某日晚饭后,督察长突然中风倒地,送医不治。全家大小,哭声震天。从此这一大家子,由长女撑起,她非常能干,英语流利,同时兼了好几份工作,抚养全家,直到弟妹先后出道,终生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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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上海杨浦区一户居民家中石库门阁楼屋顶。视觉中国 图

右支弄的南面是4号到18号的后门,4号冷家夫妇没有孩子,穿着考究,年青漂亮。他家客厅也特别光亮。大房东邹太太娘家姓冷,邹才康是他们的外甥。三星坊一共四个阳台伸向主弄,邹冷两家占一半。另外两个分属5号和20号。6号姓李,无锡人。李耀第和我同年入麦伦中学初一,同学加邻居,自然成为最要好的玩伴,他母亲常来我家,在天井里站着和我妈话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坟墩墩浪向格老小”。他母亲因心脏病猝逝。他父亲整天绷着脸,不和人来往。倒是耀第的外祖父平易近人,弄堂里遇见,我向他请安:“李家公公吃过饭没?”他总是回答“骗过哉。”为啥要说骗过,我纳闷。耀第还有一个姐姐,姐夫和耀第小叔全家搬进来都是后来几年的事。8号和我家对门,后门老是开着,房主姓王,和他的大、小舅子一起住,都以炒股票营生,都生女儿,三家一共六个,都是我妹妹的玩伴。10号淡忘了。14号一户人家自父亲失业后,家境日下,母亲原来精神就不正常,一家四口,弟兄两人,衣履不整,三餐不继,绰号“三只奶奶”的是阿哥,他身上多出一个乳头。我小学的国文老师教到一个成语是“家徒四壁”,就是他家客堂里的光景。16号也淡忘了。最末一家18号,天津人,姓苏。一袭长衫马甲包着个大肚子,做生意发了财,肚子越发大了。小脚太太走得慢,跟在后头,有个女儿不走在一起,倒是暴富后新娶的年青二房随着三人行。苏先生对外说是小脚太太的妹妹,我才不信呢。

这排房子的12号是我儿时记忆里最多彩的,12号人家很多,单说楼上前后厢房的租客梁先生,广东人,大家背地里叫他梁旮里,三十多岁,一家七口。前厢房住着一位少妇,全弄堂都晓得的咸水妹(文后注)。和他的两个杂夹种(沪语,混血儿)孩子,十岁的女儿蓓蒂和八岁的儿子吉美,都管梁旮里叫uncle(娘舅),后厢房的梁太太,舞女出身,身材窈窕,脸上有几颗黑痣,三十岁左右,也有一子一女。六岁的毛弟,两手都长六个指头,瘦小。妹妹五岁叫囡囡,和梁旮里不亲密。我从未听到他们喊爸爸。梁旮里很帅,高鼻梁上架着一副浅棕色墨镜,出入驾辆哈雷摩托,这款车型大。声响大,很拉风。他养着两个女人,四个小孩,活得很轻松。不知道他干什么行当。弄堂小孩喊外号,不外是大人教的,小屁孩懂什么咸水妹。我眼里的咸水妹是一位很有气质的小个子女人,会说上海话、广东话、普通话,当然还会说英语。她听到小孩喊咸水妹时,不愠不火,坦然自若,至于蓓蒂和吉美在孩子们眼里是有区别的,没人敢对蓓蒂喊杂夹种。

弄堂也是一排排房子之间的通道,面积不大,水泥地,但在弄堂孩子眼里却是交友活动的乐园。当年文娱设施匮乏,孩子们只得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玩耍从小到大,孩子从幼渐长,都有玩不尽的项目,玩不厌的游戏。男女童有不同偏好,也有共同爱好,比如幼童喜爱的“做小人家”,往往是较大的女孩怀抱着一个布娃娃,扮演母亲,板凳上再放些碗盏之类,其他幼童充当家庭成员,模仿日常生活,人物互动,有模有样。再大些就有不同偏好,前些年上海旅游节举办过弄堂游戏“九子大赛”,使沪人重温童年。九子是:造房子、滚圈子、跳筋子、掼结子、扯铃子、顶核子、抽陀子、打弹子、刮片子。其中造房子、掼结子(投绳圈)男女童都爱,跳筋子包括跳绳,踢毽子则是女孩子专项。其余六子,男童全包了。游戏材料、成本极低。顶核子是捡来的橄榄核,刮片子是大人丢弃的纸烟盒折成。扯铃和陀螺要花钱买,也不贵。如家庭经济许可,买双溜冰鞋或者后轮带上二个小轮子的脚踏车,在弄堂穿梭,包管一拨小友羡慕之余,再加敬畏三分。把刨冰鞋借拨我白相相好伐?那种央求的语气,一扫我未被选入足球队的窝囊气。

注:咸水妹:晚清至民国间出现的寄居上海的广东妓女,专门接待洋人,也被称为海水妓女。一般认为是来源于生活在广东水上的蜒户。

作者简介:蔚蓝,本名许昇德。上海市人,现居纽约。山大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病理科退休。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作品有《蔚蓝散文集》《有多少事可以重来》《蔚蓝诗萃》等。


(节选自蔚蓝长篇散文《弄堂》一,二,三节。本文原发于北美文学家园公众号:AACW2016,编辑: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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