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市委党校党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张亚勇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黑犀牛”“黑天鹅”事件屡屡发生，各种历史性问题和现实性问题相互交织、层出不穷。“西方之乱”呈现出持续恶化、愈演愈烈之势，对世界稳定的也造成冲击。
“西方之乱”是西方国家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是由经济、政治、人口、伦理等多重失衡造成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观察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审视西方世界各种乱象，能够在看似偶然的事件中，发现相同的必然性根源。
一、经济发展失衡导致逆全球化之乱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因此，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中的多元利益能够相对平衡，社会政策运行大体稳定。一旦经济走衰，福利大幅下降，被经济发展掩盖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就会暴露乃至激化，使得西方国家乱象频生、麻烦不断。
从国际维度看，在全球化的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各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内部）之间发展并不平衡。美国、日本、德国等传统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维持着经济大国地位，但较之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其经济体量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大国经济地位的相对变迁，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重新抬头，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特朗普政府认为，经济全球化削弱了美国的相对优势，对其一超独霸地位产生了强烈冲击，使美国不得不面对由于商品输入、移民涌入、制造业外移等带来的就业压力、经济下滑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因此不愿意再为全球贸易提供公共产品，并在经济上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和单边主义；在与中国进行大规模贸易冲突的同时，不惜对自己的西方盟友下手，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不满和严重对立，把逆全球化思潮演绎到新高度。
从内部维度看，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实现了资本要素的全球配置，也会因为不同社会阶层的收益不均，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问题。资本要素全球化配置通常会使投资者、高级管理层、金融机构等社会集团相对获益，但对中产阶级、工薪阶层、普通制造业等社会集团则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带来失业、收入下降等利益受损问题，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两极分化现象。不同社会阶层的收益不均衡，不仅构成了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繁衍的社会基础，也成为了“西方之乱”赖以发生发展的温床。
二、民主政治异化导致社会治理之乱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以国家、市民社会和人民为治理主体，在遵循人民主权、社会公仆、议行合一、廉价政府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治理的监督、利益关系的协调、公共服务的提供，来满足人民的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需要，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但在现实中，民主在西方国家被严重异化。首先，西方国家政党本质上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政党，只能代表各自不同群体的利益，不可能制定出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社会治理政策。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全球性治理问题，西方国家常常会因为政党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撕扯，很难给出快速正确的治理办法，使民主与公众治理预期相去甚远。其次，在选票政治压力下，西方政党往往会忽略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极力讨好迎合部分选民的短期需求，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很难受到制衡，大大削弱了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最后，形式上“遵从民意”的各种公投，事实上也已经异化为一些国家政府政党逃避治理责任的方式，削弱了这些国家政党整合协调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能力。民主异化凸现了西方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产生“西方之乱”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伦理价值观错位导致共享合作之乱
马克思反对西方国家的霸权扩张和殖民活动，希望建立相互合作、讲道德的国际社会，希望以正义价值伦理为取向。他认为，合作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的普遍行为，也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延续和发展的秘密所在。
西方国家大多倡导消极国家观，强调权利优先、义务在后，认为国家的作用只是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为了实现自身权利和自由最大化，他们往往会持零和博弈思维，牺牲他人利益，造成各族裔、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不断加深，难以通过合作实现共享双赢，彼此对立、相互排斥事件明显增多。随着不同国家之间发展越来越不均衡，西方国家内部矛盾增多，利益冲突不断。为了优先保障本国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置共同面临的议题于不顾，奉行“本国优先”原则，采取有损他国利益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决策和政策，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报复，大幅降低了国际合作效率，使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议题久拖不决，走入越拖越乱、越乱越拖的恶性循环怪圈。
总之，“西方之乱”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是西方国家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与之相反的是，迅速发展的中国不断迈上新台阶。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从这个角度来说，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出场和中国方案的积极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