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战争 报道 从毛泽东3封信看战争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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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的三封信看宣传艺术 ——谈解放战争初期的新闻报道 (成一/中国记者) 解放战争前期报道,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毛泽东的三封信,很能说明这一演变的来龙去脉。 第一封信: 建议暂停播发磨擦消息 第一封信是全面内战爆发前34天,毛泽东给新华社、《解放日报》代社长兼总编辑余光生的信: 光生同志: 从二十三日起,磨擦消息暂时停止广播,惟报上仍可登载一部分。对马歇尔声明如写评论,请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 此时各地战事仍然此起彼伏,为什么暂停报道?这要从当时的形势与我党的决策谈起。这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接着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军事,成立了以马歇尔、陈诚(后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委员会,谈判相关问题,并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部,先后派出40多个执行小组,到各地调停军事冲突。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从而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可这时候,蒋介石玩弄阴谋诡计,在和谈掩护下调兵遣将,四处进攻解放区,特别是东北,他调来40万大军东攻北进,先后占领了本溪、安东(现名丹东)、四平、长春等大片土地,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到了5月中旬,马歇尔因战事扩大,调停受阻,发表了一份对国民党当局颇有微词的声明。蒋介石一方面因占领长春,部队需要休整,同时为了“顺应”马歇尔,宣布东北停战一周(后延续半月、四个月),这又给人们一线和平希望,连有些民主人士也有点喜色。这时候,新华社的报道是依然如故,还是适应形势、顺应民意而有所调整呢?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因势而做出的调整。这不仅体现了我党的和平主张,而且向人民表达了我党忍让态度与和平诚意。从这封信到解放战争开始的34天,我们报道重点是,宣传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美国政府撤军(当时美军在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有九万之多)并停止援蒋内战的呼声,宣传我党我军严守各项协议的事实,同时宣传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给人们以警惕。这样,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同情和支持,在舆论战线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第二封信: 部署解放战争报道的首份文稿 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是解放战争开始的第四天,也就是播发解放战争第一条消息的同一天,全文是: 光生同志: 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本日《参考消息》中,《顽军侵占青州龙山两车站》《文水阎军占我孝义镇》等项消息请补发后播,并登报。 今日报纸头条新闻黄墨涵等名流,似在渝不在沪,说他们在沪是否有错,请加考查。 毛泽东 六月三十日① 毛泽东这封信语调虽平和,并没有大军压境、遍地狼烟的紧张气氛,却是部署解放战争报道的第一份文稿,新华社的解放战争报道起点的标志。从这天起,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消息滚滚而来,新华社经常是一天发四五条,甚至十几条,先是揭露其进攻中原,继而揭露其进犯苏皖(苏北、皖北)、陇海线、胶济线、同蒲线、平绥线和东北等地。所以战争中经常争论战争责任问题,而解放战争泾渭分明、没有争议,以后我公布蒋介石等一批人为战争罪犯,社会各界也均无异议。这又说明了因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报道思路的成功。 按常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之时,《解放日报》、新华社要发表社论和评论,号召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可是这次只字未发。到了8月上中旬,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请写一篇号召解放区军民起来粉碎反动派进攻的社论。目前亟需这样一篇社论,以利动员。”这篇社论经毛泽东修改于8月16日发表了,题目是《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不仅是一篇动员令,还是一篇应战书。它一发表立即引起中外震动,有人甚至认为它是解放战争开始的标志。为什么50天后才发这样的社论?除动员人民的需要外,从宣传上讲,一是“火候”问题,把对方揭露得淋漓尽致,我取得有理有利有节地位,再投米下锅,适得其时;二是宣传重点转移,过去主要是揭露,今后要重视“应战”,所以这又是宣传报道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蒋介石发动内战面目清楚了,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的决心也有了,可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当时,国民党除拥有正统地位外,总兵力达430余万人,我只有120余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3.5:1。国民党接受了100多万侵华日军的装备,有美国大量财政、军事援助;我军除步兵武器外,只有少量刚组建的炮兵。国民党统治区有3亿以上人口,并控制着全国所有大城市、主要交通线和绝大部分工业;我解放区人口只有1.3亿,极少现代工业。加上两个月的战争,我虽歼灭了数万蒋军,但失去了中原、苏北、皖北等大片土地和上百座城镇。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打不打”而是战争的前途问题了,也就是共产党能坚持多久?能不能取胜?这时候,毛泽东要宣传部长陆定一组织一批阐述我军必胜条件的文章。于是,陆定一亲自动手写了一篇《蒋军必败》的社论。 9月9日,在送审这篇社论时,陆定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其中几句是:“在战争过程中,宣传上主要目标,为揭露美国,澄清同志中对美的各种幻想,已告光生同志,组织大批文章,从各方面和根本上(如民主主义等)来加以揭露,准备它六、八个月。当否?” 第二天,毛泽东看过社论后在陆定一信前批:“可用”,在信的后面写道:“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 《蒋军必败》社论于9月12日播发。由于它是从政治上论述蒋必败、我必胜道理的,讲得比较透彻,再加上发得适时,在人民群众中有广泛影响。 第三封信: 解放战争时期宣传报道指导思想 但是,从陆定一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与毛泽东的宣传思路不同,他强调揭露美国,而且准备连续“六、八个月”;而毛泽东关注的是“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并强调“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当时,这位宣传战线直接指挥者,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既没有组织讨论,又没有作出安排,而是继续写了一篇揭露蒋介石假停战、真进攻的社论,内容侧重揭露美国“援蒋反共”政策。社论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给否定了,并给陆定一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这封信后来成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宣传报道的指导思想。全文是: 定一同志: 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而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乔木、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破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此文可作此项目的之用,但须加以改造。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这次,陆定一接到信后,立即组织新华社、《解放日报》贯彻执行,宣传报道随即大为改观。首先是祝捷社论大批出现,如《向太岳纵队致敬》《平汉北线之捷》《平绥前线初胜》等,几乎每月都有四五篇,具体而生动地阐述了我军取胜的原因。二是集中突出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其中包括《解放日报》社论《论战局》,新华社记者评战场形势的《刘伯承将军畅谈冀鲁豫战局》《聂荣臻将军谈张家口撤退》《粟裕将军谈两淮之战》和前线记者的《战场巡礼》等。这项宣传不仅使干部群众消除了疑虑,一扫悲观情绪,而且学了军事,增强了克敌制胜的本领。三是大张旗鼓地宣扬了英雄事迹,宣传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热情,展现出各个战场军民斗志昂扬,英勇杀敌的景象。此外,还连续报道被俘的蒋军军官,特别是高级将领谈蒋军的致命弱点,兵无斗志,尔虞我诈,矛盾重重和自己失败的原因,使人们了解国民党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真相。这样,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宣传全面展开了,宣传效果也充分展现出来了。 从解放战争前期报道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宣传报道一定要适应形势,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墨守成规不行,“见事迟”更不行。新闻工作者,特别是组织指挥者的本领,首先是善于抓住变化着的形势,及时调整报道思路、报道重点。毛泽东是宣传大师,他指挥新闻报道的艺术,堪称典范。 2. 判断形势、调整重点,一定要关注民情民心,把握住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并有针对性地适时予以回答。战争时期如此,和平年代也如此。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永远是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 3. 宣传报道中有不同看法,甚至严重分歧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善于教育和等待。要承认贯彻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都要有一个理解、消化、实践的过程。解放战争后期,在新区政策、战俘宣传、城市接管等报道中都有异见,也都是在提高认识、纠正偏差的过程中取得成功的。 4. 我必胜蒋必败的宣传,实际上是胜利的宣传,鼓舞斗志的宣传,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宣传,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所以成了新闻工作的永恒的主题。以上或许都是老话,但它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注释】① 当时《参考消息》内容内外皆有,前线记者发来的蒋军进攻消息,不能公开发稿,均登于此刊;黄墨涵等在渝不在沪句,是毛泽东一向重视新闻真实性一例,他经常把发现的报道失实处,写信给报社领导,要其核查,错了即发更正。 |
毛泽东 红军 毛泽东最心痛的红军34师:血战到最后一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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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长征》中,我们难忘这样一组镜头:刚刚从死人堆中渡过湘江的毛泽东,坐着担架,一面询问着湘江突围战后的红军军情,一面频频找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谈话,关注着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同时一再地感叹着:“我的三十四师”!“我的三十四师”!那么,这个三十四师究竟是怎样一支部队呢? 1931年夏,孙连仲部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奉蒋介石之命,开往江西前线,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役。全军一万七千余人,劳师袭远,却连连败绩。于九月退驻江西宁都休整。在这期间,军部参谋长赵博生感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不断地探询真理和光明的过程中,逐渐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兴趣。他在与共产党人刘伯坚多次秘密的接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七月,成为二十六路军高级军官中的第一个党员。部队驻屯宁都以后,赵博生在军中秘密联络季振同与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人,逐渐控制了第二十六路军。遂在红军主力的策应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发动起义。 起义后,部队编成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三个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四师即列编在第十三军中,由董振堂兼任军长。此时,湘江突围中刚刚升任师长的陈树湘只是参与起义的国民党独立第七师的一个连长。从那时起,红五军团在反围剿之战中屡立战功,季振同、赵博生先后牺牲。董振堂接任军团长,而作战勇敢,忠诚坚韧的陈树湘也由连长,积军功升任为主力三十四师师长。 1935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的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从赣南雩都、瑞金与福建闽西出发,开始战略转移。第五军团奉命担纲后卫阻截敌人,掩护主力突围。而第三十四师作为后卫中的后卫,担负着长征路上最为艰险困难的任务。11月底,在一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湘江边上时。八万六千红军,带着庞大的后勤单位和负载沉重的中央机关,已日行不到四十里,根本无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至此陷入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第八军团被击溃,一军团、三军团损失惨重,作为后卫的第五军团,好不容易突过湘江。却发现,在广西全州与兴安之间的湘江东岸上阻击敌人,陷于重围中的第三十四师,却没有接到突围的命令,而最高三人军事委员会也没有派出任何部队去接应第三十四师渡江。第三十四师已陷入极度危急之中。 到达资水北岸油榨坪收容部队的的红军总部,在周恩来和朱德的关切下,最后一次与第三十四师接通了无线电联系。命令陈树湘,在红树脚和新圩地区向兴安东南突围,或者从凤凰咀一带渡江。但此时,敌军桂军夏威部已于12月2日占领红三军团据守的湘江西岸最重要的渡口界首,其侧翼一军团据守的白沙铺渡口也已丢失。湘军刘建绪部已由全州追来,中央军周浑元部也到达新圩以北的文市。 第三十四师过江归还建制的打算完全落空了。在脚下是山林,前有湘江,后有灌江的四塞之地,拥兵六千的第三十四师犹如掉进陷阱的老虎,再也不能发威了。陈树湘指挥阻击战后仅余的三千部队,开始从红树脚和新圩地区突围,在损兵折将,丢失了政委和营团级军官及三千子弟兵之后,端上了刺刀的步枪冲在最前列的骁将陈树湘冲进兴安东南的大山中时,部队只剩下两百余人。这里是瑶族地区,部队与百姓语言不通,又无给养,无法就地打游击,只好掉头一路杀向江西老区。到达湖南道县的时候,只剩下八、九十人。又遭遇数千敌军的包围,待到中午突出重围,部队只有十几人了。打到黄昏,剩下了他,警卫员,通讯员和连长高春林四人。 在最后与敌军的遭遇战中,端着唯一的机枪与敌军血战的陈树湘腹部中弹,肠子拖了一地。在生还无望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严令高春林化装突围,设法过江追赶中央,报告第三十四师完成掩护任务,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归还建制的决心。随后,重伤的陈树湘等三人被强大的敌军捕获。行到石马桥的时候,被敌人抬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不甘愿做俘虏,拉断自己的肠子,壮烈而死。是年二十九岁。 在全州县委帮助下化装过江的高春林,千难万险,终于追上了部队。他也成为第三十四师归还建制的活着的唯一一个人。 陈树湘死后,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装在篾笼里,悬挂在他的家乡,湖南长沙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石柱上示众,红军悍将的威名,使湘军为之侧目。 两年后的1937年1月20日,第五军团在河西走廊的高台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三千人命丧危城,降下了那曾经夺目的血染的军旗…… (来源:网易 07/07/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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