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难忘的河东地道外 -

爱冬小注：浏览知青网站看到一篇不错的帖子，是关于天津的老故事，转帖过来可供大家茶余饭后细细品阅，觉得还是很有回味的。原创者-夏营地

现在到天津来，走出天津站，来到后广场，你一定会感受到天津发展的速度！后广场就是原来的河东地道外。人们为新建设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曾在这里居住和生活的人们，也难以淡去对地道外的记忆！我曾在地道外,七十五中学上学,也是在那里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呼盟新巴尔虎左旗，后来招工去了大庆油田，四十多年了，也是有此情结的一员吧。

天津河东地道外，是指老火车东站地道以外而言。指河东沈庄子、王庄子、郭庄子、旺道庄一带。直到在清道光二十六年载：“陈家沟以南有四村，曰沈家庄、曰王家庄、曰郭家庄，曰旺道庄”这一带地势低洼，只有较高的地方才能住人家，因此根据地势起了姚家台、李家台、阎家台、刘家台、华家台、上坡、下坡等地名，台坡以外就是苇塘、荒地、坟茔、粪场和乱葬岗子(义地）清光绪十八年，京奉铁路关内段建成通车，在“老龙头”建天津车站。老龙头与沈、王、郭、旺四个村之间还有两个小地名叫季家楼和火神庙，天津车站与东货场就占用了老龙头、季家楼、火神庙这户块地。天津东站与东货场之间原无地道，郭庄子一带人口骤增之后，人们仅由小石门及栅栏外两处穿越铁道通行，交通极为不便，时有被火车轧死、轧伤的事件发生。民国初年，沈庄子、王庄子、郭庄子、旺道庄、姚家台五村村民的代表窦英堂等出头奔走，吁请铁路当局兴建地道。几经周折，到民国十二年(1923)，才将地道修成。郭庄子等村，适在地道之外，因而有了“地道外”之名。

地道外郭庄子原来只有一条街，路面不宽，又是土道, 两边有明沟，当时没有下水道，雨水、粪水、尿水、一切污水都在两边明沟里流淌。一遇雨天，路面积水过膝，而明沟里就深达数尺，行人稍有不慎掉进沟里，很难挣扎上来。当地流行一句话：“不怕家里失火，就怕掉进臭沟”。卫生状况之差,比早年北京“龙须沟”尤有过之。上世纪二十年代，地道外人口逐渐密集。食品摊点应需而生，基本上都是露天营业。其中有卖大碗茶的，卖烧饼、油条的，卖切糕、炸糕的，卖面茶、茶汤、锅巴菜的，卖破梨、烂枣的，卖烟卷、糖豆的，卖手抓面条的，卖驴打滚、豆面糕的，卖围锅转羊肠子的，卖水爆肚儿的，卖水饺、馅饼的。地道外邻近车站，各地来津旅客，特别是关外来的老客，在津中转等待换车，有富裕时间，就去地道外转转。跑江湖的人也到这里撂地“画锅”，于是大坑、坟地之间成了露天吃玩游乐的市场。娱乐方面有说评书的、变戏法的、吴桥县耍猴的、拉洋片的说评书的、唱梆子、评戏的、说相声的,还出了不少著名艺人，例如唱梆子的金钢钻，唱评戏的新风霞，唱乐亭大鼓的王佩臣，说相声的常宝堃(艺名小蘑菇)等，他们在末成名之前，都曾在此撂地卖艺。医卜星相方面有练把式卖大力丸的，有自称能拔牙治牙的，吹糖人的、捏面人的等等。

上世纪二十年代，郭庄子街上，除小客店、小饭馆和卖莫家清宁丸的小药铺以外，没有像样的商店。最初有三家布铺：春立成，以卖寿衣为主;东方号，专卖布头；宝华成卖布，开始规模很小，柜上仅三、四个人。有一家永顺昌百货店，地道外设了分店，同时又有了修表店、照像馆相继开业。住在河东郭庄子、沈庄子、李公楼、复兴庄的人们到和平，只有过老地道方可,因此，郭庄子大街和老地道便成了交通要道。人们为了尽快通行，有的从地道口太平影院旁的小石门胡同穿行，从这里走小石门胡同，经小石门，石墙大街直奔李公楼、唐家口，这条路线成了交通支线。

从东站过地道一上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历史悠久(日伪时期建造)的太平影院、新建的铁路合作社、德福源饭馆，再往后是春发涌和庆发祥两家较有规模的饭馆以及较大型的早点部——裕庆兴馄饨铺和一些小吃店,李记脚行开办的天泉池澡塘也在其中。地道上坡左首的亚东一、二、三条胡同，则是娱乐业的集中地，这里的立通书场、胜芳书场、百花游艺厅和几家租赁图书和小人书铺，每天都是人来人往，生意兴隆。在剧场周围经营小吃的商贩也沾了光，他们出售的各色小吃卖得很火，卤煮火烧。、羊肉锅贴、盆糕，包子，捞面、茶汤等等不下二、三十种。亚东胡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顺着地道外大街一直往前走，便来到郭庄子大街，这里又是一番热闹景象。只见马路两侧都是整齐的铺面，头一家是陆记切面铺，往下是民光照相馆、华记杂货店、庞记盆碗店、刻字店、信诚斋糕点店、赵记糖果店、东新园澡塘、电料商行、宣记木盆作坊、刘记老药铺、羊肉铺子、立通理发所、中西大药房、进步鞋店、启元茶庄、玉生香回民糕点店、东方绸缎庄(后改经营土产)、周记寿衣店、永兴理发店、义厚堂药店、宝华成布店、捷成书局等商号。马路对面是著名的南、北斜街，这里集中了制鞋、制衣的商户不下二、三十家，还有成衣铺、理发店、小吃店和旅社。往前走是薛聚丰鞋帽店、柏林照相馆、于记小广货店，槐清堂药店(名中医莫云樵创办)、孙记鞋料店、德盛和百货商店、永顺昌百货商店、联合文具店、老孟家酱园、王可大饼铺、大昌酱园、周记碱店、李三巴烧饼铺、宏利香糕点店、邱记纸张店、殷记包子铺、富兴池澡塘。富兴池对过是郭庄子上坡，这里有何家鱼铺、穆记羊肉店、林记钟表店、百善永百货店、古家肉店和一些没字号的小贩不下几十家。富兴池拐弯是小石门大街，名气较大的有：姚吉斋大夫诊所、马桐春正骨诊所、孟记委托店、长起修表店、虫子药大王、亮光明眼药等等。往前走的小石门胡同则全是卖估衣和旧货的，一溜小摊有二十几家,真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新市场里由许多小商贩组合的大型综合饮食店——联合食堂，这家食堂汇集了天津地方特色的小吃和传统风味食品。如：邰家面茶、老马家羊肠子围锅转、唐记的卤煮火烧、馅饼周的三鲜馅饼、李记盆糕和魏家酱肉都是远近驰名的。另外还有品味较高的老豆腐、锅巴菜、大铜壶茶汤、馄饨、羊肉汤面、烩饼、焖饼、小盘炒菜等-应俱全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地道外成了劳动人民休闲的好去处。

吃在地道外。要说吃，地道外的吃食那叫绝，想吃嘛有嘛。来了亲朋好友，可以到春发涌(汉民)、庆发祥(回民)饭馆坐坐，虽说饭店不大，但是菜品齐全，所聘的厨师技术高超，煎、炒、烹、炸、炖无所不精，厨艺堪称一流，很受顾客好评，每日宾客盈门。刘记面馆的勾卤面经济实惠，花钱不多，吃得蛮好，花菜、木耳、肥肉勾卤面颇受装卸工人和外地在此谋生者的欢迎。老马家的围锅转，别具一格，大锅里煮着羊血、羊肺、羊心、羊肠子外带小胎羊，围着锅边码放一圈火烧(一种烧饼)，吃时盛一碗连汤带肉煮火烧，浇上特制的调料，口味醇香。邰家的面茶，经营已三代，真材实料，用糜子面打糊，好芝麻做调料，小磨香油调芝麻酱，口味纯正，吃后留有余香。馅饼周的三鲜馅饼、孙记的牛肉饼、柏大妈盆糕、贺师傅焖饼各有一手绝活。最绝的是联合食堂回民部的清炖牛肉，不腻又肥又嫩，让人闻香驻足。爱喝酒的三五成伴到馆坐坐，不掺假的直沽高梁沁人心田，小有名气的醉仙园和丁记、高记酒馆一家挨着一家。吃饱喝足到街上溜溜,玉生香的小茶食、信诚斋的小点心、九龙斋和赵记药糖各有各味；大昌酱园和孟家酱园的什锦咸菜清口解腻。在地道外吃喝，使人流连忘返。玩在地道外，茶余饭后到地道外玩玩儿也算一大乐儿。想看电影到郭庄子影院和太平影院。想看戏有前进京剧团，新华评戏团，北方越剧团，有市曲艺团的马三立、赵佩如。有和平曲艺团的高英培、范振钰、刘文亨、刘文珍、闫秋霞、二毓宝、孙杰、王殿英等；南开区曲艺团的马小荣，魏毓环、魏文华、魏文亮、杨少华、马志存和自弹自唱的刘少斌等。年纪大的人爱听评书和西河大鼓，在这里表演评书和西河大鼓的有姜存瑞的“三国演义”、索存寿的“水浒”、王田耕的“西游记”、陈焕英的“平原枪声”、孙艳云的 “儿女风尘记”、王艳云的“节振国”、王祥振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另外评书名家顾存德、刘杰谦、刘立福等也经常到乐小酒园书场、跃进书场做精彩表演。服务行业齐全便民。服务性行业可算应有尽有，浴池有富兴池、天泉池、东新园、东泉池、胜利浴池共五户；有永兴、新津、浦清、华兴、新民、合美等20余户理发店；镶牙馆有刘思普，朱广政，朱广忠、黄玉才大夫等四、五处.最享有盛名的还有马桐春大夫的正骨诊所;和平、民光、柏林三家照相馆同时服务；外地旅客投宿有大小2 0个旅店接待。另外，修表店、绱鞋店、修自行车的、黑白铁、电汽焊等修配行业比比皆是。地道外的名商号，与天津食品三绝齐名的芝兰斋糕干，座落在郭庄子大街的启元茶庄1936年开业，是天津 “八大家”之一卞家投资创办的，店东叫卞肇新。启元茶庄占地149平方米，坐北朝南，宽敞明亮，柜台、架眼造形典雅，用硬质木材制作，在当时堪称一流。最有价值的是抬头匾额，长2. 5米、宽0. 4米，上书“启元号”三个大字，黄金敷字面，为津门清末秀才刘嘉琛手书。经营方式灵活的大昌酱园。大昌酱园的老板叫满赤亮。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办大昌酱园，当时规模很小，因会经营，销售商品适应百姓需求，因此，利润颇丰。满老板用积累的资金扩大经营，增设一号商店，同时又建立鸿泰酱油厂，经营很有起色。王可大饼铺的手切面条。王可大饼铺座落在郭庄大街，以卖锅饼为主，兼营切面。虽然切面不是主项，但买切面的顾客总是排队，因为它的切面与众不同，它的切面不用机器,而是手工合面，手工切面条，这种面条软硬适度、口感筋道。富兴池澡塘创办1924年。全国解放前，富兴池来了一位地下党员，受组织委派进津开展工作，他以修脚师身份做掩护，积极联系职工，培养进步力量，发展党员。公私合营后，这位地下党员李凤和曾任福利总店人事股股长、大直沽服务基层店党支部书记。槐清堂药店。槐清堂是一个不大的小药店，老板莫云樵是一位精湛的中医师。他研制的“清宁丸”疗效极佳，价位又低,春前秋后染点小病吃上几剂清宁丸就解决了问题。况且又花不了多少钱，因此远近闻名。后来“莫家清宁丸”的牌字叫响了。莫老板是中医师，在店内坐堂和咨询，方便了顾客，既少花钱又能解决问题，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

地道外有几位名人，杨振华，宝华成布店经理，1920年出生，是宝华成布店创办人杨景春的侄子。由于杨振华的作风正派，爱国守法成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先后担任市人民法庭四区分庭副审判长、四区工商联主任委员、党外副区长、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河北省工商联副主委等职。马桐春,回民，个体医生。在新市场创办正骨诊所，医术高明并有绝技。马老先生思想进步，经常无偿为穷苦百人的利益呼吁奔忙，是群众公认的代表人物。先后被选为区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常委。李洁尘与李伯祥。老一辈相声名家李洁尘是当今相声名家李伯祥的父亲。李伯祥少年拜在相声名家赵佩如门下，李伯祥在老师的教育下，加上个人的艰苦努力，形成了快、爆、脆的艺术风格，成为以“贯口”见长的相声名家。著名电影演员郭振清及胞弟郭振明(歌剧演员）、老一辈曲艺名家赵小福、胡振江、张嘉利、阮文录，摔跤界耆宿刘玉堂及其弟子王俊彩、李学书等人，都是地道外的老乡亲。

随着时代的发展，历经百年沧桑的老龙头火车站，它的功能远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决定建设现代化的枢纽工程，扩建天津站。几年努力，现在人们眼前的地道外，已成为我国最先进的铁路枢纽、最漂亮的车站，四通八达的交通中心，繁华酌商业中心，也成了天津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胡爷好，高兴该贴能够给您带来无限遐想。老郭庄地道图片实在难找，现发一幅不知能否解馋。

谢谢您，年长的人对此地可能有深刻的记忆，该贴介绍详尽，尤其店名、地名起源，唤起人们的记忆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让我无限思念的云，你飞扬到哪里去啦。谢谢你的光顾，老地道与天桥可有一比？

大哥们原来是老地道那里的住户呀，您对此一定有比较深刻的记忆吧。只想原来的老街旧邻彼此那种原始的真情、美食的香甜、风味的独特。回味着昨天，享受着今天，向往着明天。

哈哈，娟姐好，那时的军队支左也是一件无尚的事情，地方需要您们，信誉度那时是很高的，对稳定地方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的老父亲那时在永红村农场下放，就是支左领导给解救上来的。好人还是多的！！

谢谢长老版主您的关注，天津老的地方很有一番回味的，发此贴的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的了解过去。

很愿意听听您们对老地方的回忆，借此加深了解，谢谢海湾版主的支持。

借题发挥，大家觉得好看再转发几贴，不过，字太多得慢慢看，越看越有味。

始创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的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在南市开的店铺

南市绝唱之一•杏花村

天津南市有个杏花村，杏花村有个庆善里，我家的老宅就在那里，一个曾经居住过五十多年的地方。
杏花村是一个胡同群落，其中本名就叫杏花村的胡同有三条，两条南北向，一条东西向，分别在荣安大街和首善大街上各自有端口出入。另外还有两条异名胡同，一条是北口在荣安大街、南口与庆善里横胡同交汇的敦厚里，另一条就是北口与杏花村交汇、南口在治安大街的庆善里。其实说起来，我们庆善里应该算作治安大街的一条胡同，只不过天津人有个习惯，就是干什么都讲究个名气，比如吃包子那肯定是狗不理，其实未必，天津卫比狗不理好吃的包子有的是。庆善里和敦厚里没有杏花村在南市的名气大，所以只能屈居于他人麾下，甘当绿叶了。
说来有点意思，这个旧时的民间习俗竟然与当今的网络世界自然链接，你如果搜索“天津治安大街庆善里”显示信息寥寥无几，但是只要输入“天津杏花村庆善里”然后回车，好家伙，竟然会有十页之多，可见网络世界并不排除民风民俗。
先说杏花村。
我曾经在《今晚报》上读到过一篇小文，名字叫《天津也有杏花村》，其中还引用了杜牧那著名的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孰不知“这丫头不是那丫头”，此杏花村与山西汾酒的那个杏花村绝非可比。小时候听同院老奶奶讲，这里旧时曾是与侯家后、庆云后、群英后齐名的一处地方，其中的内涵也就不言而喻了。
杏花村胡同很规整，宽约近丈，临荣安大街的胡同口有高大的青砖门楼，上有砖雕匾额“杏花村”三个大字，虽不如那些深宅大院的门楼讲究，但在这一代也属鹤立鸡群了。进入胡同，两侧均匀排列着一个个院落，青砖青瓦松木门，每个院落内几间小屋，门对着门，房间面积约九尺或一丈见方，院内和屋里均为青砖铺地，如此几条胡同，几十个院落，倒也有房二三百间了。想想当初情形，肯定也是人来人往，花天酒地，不知道此间曾经有过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又记录了多少风流韵事，亦或多少人家的辛酸血泪。
解放后，这里成了普通百姓的居住区，很多人家三世同堂，就在本不宽绰小屋内搭建了阁楼，好在那时的房屋都是硬山搁檩，又没有顶棚，向上索要空间还有可能。居住者大多是劳动阶层，人力车夫（俗称拉排子车的）、三轮车夫、小商小贩、缝穷的、绱鞋的、摆糖摊的应有尽有，其中也不乏那些改邪从良的妇女们。
儿时每次进入杏花村幽深的胡同，感到每一个院子都很神秘，总想扒头儿探究其中的景象，但每每遇到住户怀疑的眼光，就知难而退了。尤其是到了晚上，整条胡同一共就几盏路灯，搪瓷灯罩下那盏几十瓦的灯泡散落着昏黄的光，一个人走路时总觉得后面有人，回头张望，只见到长长的身影伴随着自己。
到杏花村去多是为了上公共厕所。在我们这个胡同群落中，只有杏花村那条东西走向、通向首善大街的胡同中有一处公厕，还是那种需要人力清理（俗称掏茅房）的旱厕，尽管男厕所内有十几个蹲位，但每逢早上高峰时节，还是“高朋满座”，那才叫络绎不绝，好在那时的人都很自觉，谁也不会占用很长时间，尽管人流如织，却也井然有序。
值得记一笔的是孩子们的恶作剧，每逢晚上闲暇之时，总会有一群孩子相约到公厕内游戏，游戏的名称就叫“憋老头”，顾名思义就是把所有空下的茅坑占据，使后来的长者长时间不能入位，直到把来人憋得脸红脖子粗，好说歹说甚至是求爷爷告奶奶地央告时，孩子们才会嬉皮笑脸地轰然而去，只落得厕所内一片笑骂之声。当然也有例外，遇到那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理睬你那一套，直接选中其中一个，拧住耳朵，提留起来就给扔到厕所门外，然后对着其他的孩子一瞪眼一跺脚，顷刻间，小顽皮们就提起裤子，作鸟兽散了。
再说敦厚里。
敦厚里由两条胡同组成，一条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那一条。另一条在荣安大街和广善大街的西南角那个，印象最深的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个院子的一户人家出大殡，大门前幡旗招展，大书“恕报不周”，还请来了很多道士和尚念经，区域内，可以分别从两条大街的胡同口内进入，俗称“大敦厚里”。大敦厚里不在杏花村范围之内，我这里说的是前者。
敦厚里胡同略窄，一共只有四个院子。
临近荣安大街的那个院子是一处私宅，门脸儿在荣安大街，敦厚里这边是后院。这户人家靠摆糖摊为生。吃的诸如糖豆、糖块、玻璃粉、金钩梨、酸沫糕……玩具小到毛片、玻璃球、捻捻转，大到竹笛、小口琴（木格子的）、闷葫芦（空竹）应有尽有。还有很多特色玩具，比如戴在脸上唱大戏的大花脸（各种脸谱的总称），用麻杆儿做的十八般兵器等。还有可以吹响的小鸟，这小鸟又分为瓷水鸟（里面可以盛水，吹起来像鸟叫声）和泥鸟（声音很响，但吹完了肯定一嘴黑泥）两种。另有一种贴纸，上面印着各种图案，你只要撕下一个手表，吐一点唾沫在上面，然后贴在腕子上，几分钟后，一块大手表就会印在那里，当时真是觉得很牛。当然还有明星照片，当红电影插曲的歌片儿。还有一种晒阳纸，孩子们把相片底板放在上面，在太阳底下晒上十来分钟，就成了一张蓝色的照片……总之，对于小孩子来说，这家糖摊可算上是这一片儿的“儿童购物大世界”了。
另外几个院子的居民构成比较单一，大部分是邮电局的职工，也就是投递员。还有个别的学校员工，但不是教师，都是后勤人员及家属。让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些投递员的自行车技，他们可以很从容地在堆满杂物的胡同中穿行，每到一个大院门口，就高声呼唤“某某某来信”，或者“某某某家拿戳子（私人印章）”。此时，胡同里消闲的人们都会投去羡慕的眼光，那准是外地的亲属给家中的汇款单到了。某家主人听到拿戳子的喊声，也会大声答应着“来啦来啦”，冲着邮递员绽放出满脸的笑容，连声道谢。其实当时汇款最多不过五块十块，倒好像投递员送给他多少人民币一样。然后，投递员就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扶着车座，非常潇洒地飞身上车，伴随着叮铃铃的车铃声，一路远去了。
敦厚里的南口与庆善里横胡同成丁字形，在这个丁字处有一盏路灯，木质的电线杆子满身裂痕、饱经沧桑，下半截附加了一截方形水泥桩，用来加固从日本时期就矗立此处的这个标记。因为这里晚上有亮儿，自然而然就成了人们聚会的场所。每天一群大老爷们聚在一起，山南海北、海阔天空地白乎。也有文静的，一盘象棋，兵分两家，在此对弈。女人们说的多是家不长里不短，一边瞎聊天，一边纳鞋底子，把麻绳扯得兹拉兹拉地响，还不时把锥子往头发里扎，为的是沾一点头油，做润滑剂。
这儿更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女孩们会分成两拨，玩 “我们要求一个人”或者“一网不逮鱼”之类的游戏，男孩们总是以“踢罐儿电报”和“藏蒙个儿”为活动项目，疯来疯去，热闹非凡。
春夏秋三季，常年如此，男女老少各得其所，整个一和谐社会的缩影。
最后要详细说的是庆善里。
庆善里由前后两条南北向和一条东西向的横胡同组成，前胡同宽大约六尺有余，后胡同（是死胡同）更窄，也就是四尺左右，只在胡同南端的最深处有两个院落，几户人家。东西向的横胡同是一条连接杏花村众多胡同的大通道，很宽，可以进入胶皮轮的大马车，但仅有两三处私宅。这里我们只说说前胡同的故事。
一、庆善里的几个大院
前胡同共有十二个院落，从治安大街入口处开始，西侧为单号门牌，东侧为双号门牌，比较大的院落分别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九号。
一号和二号解放后就是天津内燃机齿轮厂的仓库，是“仓库重地，闲人免进”的地方，对于小孩子来说比较神秘。出于好奇，我曾找机会进去看到了里面的情形。一号大门坐西朝东，红漆铜环，门槛很高，但没有门墩，院子足有百十多平米，每侧都有好几间大房，其中南房紧靠大门的一间房屋在治安大街胡同口处对外开门，当时是仓库的车库，门前有一大片空地，可以停放一辆苏式嘎斯车。据我估计，这个车库自建筑有时就存在了，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主人财力地位非同一般。二号是一个带有天棚的院落，整个院子被玻璃窗天棚覆盖，大门坐东朝西，门前三级台阶，两个不是很讲究的四方门墩。大院内的房屋款式与南市东兴市场大街的先锋旅社相似，四面都有房间，中间是一个天井。
三号庭院很大，只有南北和东侧建有住房，西侧则是大门和围墙。这个院子是一个大杂院，住着近十户人家经，附近许多人都去看热闹。那些道士和尚一会儿抛出很多小馒头，大小宛如今天的一元硬币，一会又抛撒很多用纸分币叠成的三角，惹得很多人都去争抢（据说是给亡人上路的买路钱）。出殡时，哭声震耳欲聋，整条胡同天翻地覆。孝子身后，那具漆黑描金的大棺材，大头儿足有一个大孩子个头儿高矮，得架在大马车的车厢上才能放住，前来送行的人排了很长的队伍，前头已经出了胡同口，后面的还在院子里没动地儿。此后便实行了火葬，再也没有见过那么隆重的大场面了。
四号是一处大宅院，共有十几间房屋，东北南三面设有环廊。大院主人姓徐，是东北哈尔滨在天津做生意的一位资本家，解放后还雇有佣人。院内的花圃造型美观大方，各色花卉争香夺艳，青砖铺就的甬道直达各屋门前。这个院，“文革”中才住进去几户劳动人民。
这几个大院里，最有名的就是九号院了。胡同中的老人们讲，这儿在旧社会就是一处私人铁工厂，九号院是个拱形的大院门，分为内外两院，外院是工厂的办公室，里院是原资本家的内宅（直至拆迁，里院仍是私宅），外院有大门可以进入到工厂车间内，另有一门开在庆善里内，门牌算作十一号。车间大约占据了庆善里北段西侧的全部，一律是青砖大瓦房，房高一丈几尺，窗户距地面六尺以上，都装有钢筋护栏。解放后这里是内燃机齿轮厂的加工车间，胡同南口的两个仓库就属于这家工厂。为什么说它最有名呢？民国期间，天津有七大奇案，其中 “惊天绑票案”里提到一个杀人埋尸的地方就是这里——南市杏花村庆善里九号。对于这段历史记载我极其不以为然，因为我小时候就与资本家的男孩儿一起玩耍，人家都叫他“小八”，说起来 “小八”应该与我父亲同辈，但是论年龄他也只是我们同辈中的孩子头儿而已，所以大家一起拔吊环、举石锁、练单杠，从来没在乎过辈分这个问题。“小八”的父母亲为人和善，说话也是轻声细语，不急不躁，公私合营后工厂交给了公家，一家人还是住在里院，无论是厂里的干部工人，还是胡同里的街坊旧邻，都很尊敬他们。所以我认为，那个民国奇案在这里杀人埋尸的事情，要么就是子无须有，要么就是在他们成立铁工厂之前。但无论如何，传说还是给这个院子带来了几分想像的空间。
与这家铁工厂最亲密的接触有两点。
其一，工厂里每天都会用排子车推出很多铜铁屑，里面有很多小铜块儿，胡同的孩子们就去车上“捡”，然后就到荣安大街和首善大街交口处的废品站卖掉，能换回一点零钱交给家长，家长也会奖励孩子二分、三分的，可以到后胡同口（敦厚里那家小摊）买点零食。可能由于厂内职工大多是本胡同居民的原因吧，工人看到了也只是象征性地喊两嗓子，并不真的阻止孩子们的行为，直到有一天废品站的人直接上门收购，从此才断了孩子们的财路。
其二，工厂里每年夏天都会制作清凉饮料，其实就是一种自制汽水，饮料放在搪瓷桶中，搪瓷桶放在大木盆的天然冰中。天气太热的时候，孩子们就去讨要，工人们会毫不吝啬地满足孩子们，到后来干脆把大木盆放到庆善里十一号的车间门口，任由孩子们自己去舀。工厂里制作清凉饮料数量有限，肯定是工人们宁可自己喝白开水，才能省下冰凉爽口的饮料给孩子们，这记忆刻骨铭心，至今不能忘怀。
二、庆善里的两代“伟人”
胡同里还有“伟人”？当然。这居民代表就是胡同的领袖，领袖当然要算是“伟人”了。庆善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胡同拆迁，一共就有两位主任，可以说是两代“伟人”。她们不但是庆善里的居民妇孺皆知，就是附近三五条街道，这两位也是榜上有名。
第一位是四号院资本家徐先生的老辈儿，胡同内官称“姥姥”。这徐姥姥身材瘦弱，一双小脚，小眼睛，扁扁嘴，脑后的发纂上总是别着一根银簪子。东北口音的姥姥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不卑不亢。不管是谁家大事小情，只要姥姥出面，谁都得给面子。这威望从何而来，因为她老人家把别人的事情都当成自己的事情，旁的不说，以我为例。
有一年，天津流行“02”病（按照现在的说法，大概也就是急性肠道炎或者急性痢疾），市政府非常重视，每家医院都设有专门的门诊和病房。那时我高小六年级，恰逢临近毕业考试，有一天突然上吐下泻，肚子拧着劲地疼，大约上午十点多钟，从学校请假刚回到家，一阵剧痛让我大叫一声，失去知觉。醒来后我已经躺在第六医院（原南门外长征医院）病房中了。原来，我昏迷后，我们院的奶奶听到我的大声喊叫，急忙喊来了邻居伯伯，并火速通知了姥姥。
那时电话还是奢侈品，根本就来不及通知我的父母。姥姥当下决定，不能去广善大街的小医院，请那位伯伯背着我，直接跑到福安街第六医院后门的“02”病门诊部，值班大夫通过检查判断，不是“02”病，是急性阑尾炎穿孔转腹膜炎，迅速把我送到第六医院外科诊治。根据病情，第六医院的院长亲自主刀，为我做了阑尾切除、清理腹腔的手术。据说当时如果再耽误二十分钟，我的小命就呜呼哀哉了。姥姥的果断挽救了我，让我又多活了这几十年。
您说，这胡同“伟人”是不是当之无愧。
庆善里五号、六号住的都是普通百姓。这第二位“伟人”就是六号院的一位中年妇女，胡同内官称“二姑”。二姑没有正式职业，在家里靠糊纸袋和火柴盒为生。她丈夫是三轮车工人，每天起早贪黑地辛勤劳作。尽管夫妇二人勤俭持家，但因为有九个子女，生活还是比较拮据。
二姑接姥姥的班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姥姥家因为资本家的出身被定为“黑五类”，居民代表的职务也自动解职。二姑家一贫如洗，苦大仇深，再加上二姑嗓门大，能咋呼，办起事儿来风风火火，理所当然地成了首选对象。当时世道纷乱，其实谁也没弄清楚二姑是怎样上台的。可二姑上任伊始，“伟人”之才便立刻凸现出来。
那时，整个国家都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造反的，揪走资派的，批斗的，贴大字报的……充斥了大街小巷。每当造反派来到庆善里，准备揪斗走资派、资本家造反的时候，二姑肯定会挺身而出，站在前沿阵地上，她戴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红袖标，领着胡同里的群众与来人对阵。
咱二姑能软硬兼施：来硬的她横眉立目——你们只能把单位的走资派带走，他家属可是归我们居委会管的人，谁敢动女人孩子一根毫毛，就别想打庆善里囫囵个儿走出去；来软的她慈言善语——你们就在胡同现场组织批斗会，我们居委会动员胡同的人员参加，给你们站脚助威，省得来回跑道儿。二姑能言善辩，往往都是说服来人在胡同里草草批斗一下，就被二姑好说好道地打发走了。
记得后胡同有一位大婶，被单位来人批斗说是“破鞋”，还找出了几双高跟鞋用细铁丝挂到那位大婶的脖子上，单位的人越批越来劲儿，开始向大婶的脸上吐口水、甩鼻涕，逼着大婶自己高呼“我是破鞋”。二姑看了忍无可忍，冲上前去大声断喝，谁家都有妈妈闺女，要是你们自个儿的妈妈闺女让人这么糟蹋，能落忍吗？此言一出，胡同内的邻居们立刻就高声呼应，斥责那帮来人，造反派见势不妙，匆匆收场。
您说，这是不是又一位胡同“伟人”。
三、庆善里的“胖姑姑”
胖姑姑是九号院“小八”的姐姐，铁工厂当家的老闺女，因为人长得胖，胡同里的孩子们都叫她“胖姑姑”。
胖姑姑从小就惹人爱，胡同里的长辈、同辈都愿意跟她说话，听她唱歌。胖姑姑长大工作后，每天下班都会买很多小吃食，从胡同口一路发散到九号大门口，看到有孩子从远处跑过来，她还特意停下等着，听那孩子奶声奶气地叫几声“胖姑姑”后，把一点吃的放到那张稚嫩的小手里，看着孩子甜蜜的笑靥，她才心满意足地走进九号院的大门。俗话说“猫狗识温”，“胖姑姑”得到胡同里孩子们的广泛爱戴，也赢得了家长邻居们的由衷尊敬。
其实在当时计划供应条件下，“胖姑姑”每天如此，极其难得。这其中的缘由有两个：一是“文革”中，齿轮厂里的工人只是象征性地批斗了已经与本厂毫无干系的资本家，也就是九号院的主人——“胖姑姑”的父母，二位老人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二是，相对胡同中的劳动人民来说，九号院老当家的认为自己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知恩图报，便安排女儿“胖姑姑”出面报答邻里，此事众人也是心知肚明。
由此就有了两次全胡同举家参与九号院活动的壮观场面。
第一次是“胖姑姑”出嫁。“胖姑姑”二十几岁才出阁，按照现在也算是大龄青年了。“胖姑姑”出嫁告别妈妈的那一刻，泪流满面，胡同里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婶子大娘们，也都是含泪相送，你一言我一语地叮嘱个没完，就好像是自己家里的闺女嫁人一样依依不舍。那些小时吃着“胖姑姑”零食长大的闺女小子更是积极，提前好几天就铰了好多电光纸的碎屑，伴随身穿白婚纱的“胖姑姑”，走一路撒一路，缤纷的色彩一直飘洒到喜车跟前。那时候，小轿车很少，尤其是打扮成喜车的轿车，胡同里的小孩们就挤上去抚摸锃光瓦亮的小轿车，胖姑姑看了，就嘱咐司机让小孩子们都伸手
摸摸“嘀嘀”（喇叭）后，才肯上车离去。这场面惊动了方圆好几条胡同的人们前来观看，那才叫人山人海。
第二件事是九号院老当家的去世。听说九号院老当家的得了重病，全胡同的邻居们都去探望。回来后大家传闻，老当家的得的是一种怪病，肠子和肚子（胃）里都长满了像海草一样的绒毛（也许是癌症的一种吧），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果真，老当家的很快驾鹤西行。出殡的那天，胡同里男女老少总动员，戴白花，送灵柩，整条胡同泪洒衣襟。
四、特立独行的三个院子
庆善里八号、十号、十二号是三个建筑整齐、款式相同的日式院落。
大青条石台阶，厚重的对开松木大门，院内大号青墁地，房屋南北分列，青砖青瓦高屋脊，墙体厚度达到五十公分。每院五到八户，单间套间各不相同。院内均设有公用自来水和下水井，并设有供全院使用的、可以冲水的厕所（虽然只有一个蹲位，但也是全胡同所没有的），屋门带有上亮子（门头窗），将近两米高的推拉式满面窗户。据说这里原来是日本侨民的居所，1949年后收归国有，由天津市工商联合会糕点业分会使用。中间的十号院为机关办公区，迎着大门有一个木质的影壁，影壁下方是一个花坛，种有各色鲜花。另外两个院子是员工宿舍，其中八号院原居住的多为当时的工人代表，十二号院居住的多为当时的商界代表。
这三个院子的人们与胡同中其他院子的人很少来往，每天上班下班只是在院落之间转换位置而已。男人之间基本上以职务相称，女人之间都以太太相称，孩子们对长辈称呼“某大爷”、“某伯伯”（音“白白”），与其相对应的是“某娘”、“某婶”，平辈之间在院内大排行，不管你是张家的孩子还是李家的孩子，年龄最大的是大哥、大姐，以下相继排列老二、老三等。
工商联的人们比较崇尚精神生活，每到晚饭之后，就会以家庭或者办公室为单位，三三两两到南市里看电影、听曲艺，或者去逛和平路、遛绿牌电车道。男人们要么西装革履，要么中式长衫，女人们也是摩登打扮，高领旗袍绣花鞋，出了胡同叫辆胶皮车那是常有的事儿。就连孩子们也是小皮鞋、大围裙，有模有样，甚至还用火剪把头发烫成大波浪，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洋气的了。
赶上逢年过节，单位还在十号院举办茶话会，之后还有舞会。老式“电转儿”播放出的音乐，在胡同里荡漾，引得孩子们挤在大门口观看，无奈那个木影壁把里面的风景遮挡得滴水不漏，什么也看不到。想想那时的人们还真是遵守规矩，如果放到现在，除非保安把门，否则孩子们不进去看？那才叫“二”呢。
这就是南市。
这就是南市的胡同。（南市绝唱之二、之三。。。。。。陆续转发）

哈哈，叮当姐就是有学问，晚上失眠睡不着还得找个由头，当然还是要感谢您继续看下去呦！

谢谢二哥门，老故事给您带来回忆，是不是您可以用此来写一篇--是回忆。。。。又不算回忆（感悟幸福）？

一篇转帖不经意间唤起了老朋友们的无限回味，真心祝福大家开心快乐，向往美好生活。谢谢黄牛老哥哥。

南市治安大街庆善里12号是胡同里的最后一个门牌。院落坐东朝西，褪去朱红色的松木大门上斑迹驳驳，锁门的是一条厚重而深沉的松木门闩。饱经风霜的两层大青条石台阶，被岁月磨去棱角，留下沧桑的历史气息。院内共居住七户人家，房屋南北相对，各屋门口仍有两级青石台阶，南侧院门后有公用自来水及下水井一处，院子尽头正中是一小间公用厕所，只有一个蹲位。院子宽度大约三米有余，大号青砖墁地，后高前低。据说这里曾是日本侨民的居所，抗战胜利后没有归属，一直空闲。1949年后收归国有，分配给天津市工商联合会糕点业分会使用，居住的多为当时的商界代表。
房屋的结构是硬山搁檩，青砖青瓦高屋脊，中间的墙体厚度达到五十公分，1939年天津发大水，这里也曾被浸泡到一米以上，每逢三伏天返潮季节，墙上就显现出犹如地图般的黄色印迹，冬季又会有蓬松的盐碱产生。屋门宽大，带有上亮子（门头窗），两侧是将近两米高、直至屋檐的推拉式满面窗户，采光很好。窗上嵌有凹陷式的黄铜拉手和很长的黄铜插销，门窗的玻璃比较小，大约也就是二十几公分见方的样子，窗户内外都没有窗台，有时候雨水过大，就会顺着窗户的缝隙流到屋内的墙壁上，留下弯弯曲曲的水痕。虽然窗户过于高大，拉动起来很费力气，但孩子们却偏爱有佳，因为夏天可以看雨水像一条瀑布顺着屋檐垂流直下，冬天可以看满天鹅毛大雪轻盈而至，绝对是一件最富于情趣的童年乐事。这儿，便是我童年的乐园。
学者们常说，天津卫水旱码头、五方杂处、南来北往、水陆通衢，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的大院就最能体现天津这座北方大都市有容乃大的气魄。七户人家七个祖籍，七位户主七种职业，共同生活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循着天津卫的风俗吃喝穿戴，按照天津卫的妈妈例儿接人待物，和睦相处，如同一家。
一、湖南老张家
大院北侧第一家是祖籍湖南的老张家，房子是里外两间。据说张大爷家原来是南方的盐商，年轻时张大爷经常往来于湖南和天津之间做生意，解放前定居天津，解放后任工商联合会天津糕点业分会秘书。张大爷个头儿挺高，嗓音浑厚，小巧的张大娘则嗓音清秀，颇有南语呢哝的味道，小时候最爱听他们用夹杂着天津话的乡音争吵，无奈的是无论你如何洗耳恭听，也只能听懂张大娘“什尼什尼（什么）”的鸟语，以及张大爷“拉过拉过（哪个）”的争辩。
张家只有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大同、大新、大华。孩子们都随张大爷的个头儿，生得高大端正，从小就会两种语言，一种是他们的家乡话，另一种则是纯正的天津话。我们记事儿的时候，大同哥哥就在天津大学上学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当老师。大同毕业后，大新哥哥就成了院子里最大的男孩。说来也怪，虽然这个院子里大排行，但是孩子们却从来不承认大新这个实际上的老大，总是把我列在男孩子的第一位，所以我就成了和平大哥哥了。“老二”大新哥哥特别爱学习，总买一些比如《科学大众》、《无线电》之类的杂志看。我经常向他借阅那些杂志，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一篇《科学大众》上的文章，叫做《凝固的音乐》，是写故宫的，把故宫巍峨的建筑比喻成凝固的乐曲，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大新哥哥不善言表，但是内秀，他是我制作矿石收音机和养热带鱼的师傅，那时候他就会制作带喇叭的半导体收音机，还会自己加工给热带鱼保温的加热管，他是天津铁路工程学校的学生，最让孩子们羡慕的是他进出北宁公园不要门票（当年铁路职工免票，如今不知是否依然如此）。毕业后他分配到塘沽车站工务段工作，张家孩子里只剩下了大华。大华和我们年龄相仿，大伙儿一起玩儿扣泥模子（一种把黄泥放到陶制模型内加工人像的游戏）、玩弹球儿、玩毛片，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张大娘是一位非常勤劳的妇女，她不工作，每天里里外外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打夹子（把破布粘合在一起，用于制作布鞋），纳鞋底儿，缝缝补补，从不拾闲。记忆最深的是张大娘患有高血压，她会从胡同里各个地方索来偏方，喝芹菜汁儿、鸡血疗法（得用白色的公鸡）、甩手疗法、三九天冷水冲头……总之，每有一次健康运动兴起，不论别人如何，张大娘都会雷打不动地坚持到下一个节目的到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大爷得了严重的胃病，开始吐血，住进了南门外大街的第六医院（今长征医院，现已迁走）治疗。有一天，院子里的人说张大爷可能不行了，我就随着大人们前去探望。看到全院的邻居都来看望自己，张大爷精神焕发，坐起来跟大家拉家常，好像是有说不完的话。回来后，听同院儿的孙大娘说，那是回光返照，人都没有了抬头纹，可能不行了。果然，第二天张大爷就去世了，从此张大娘就沉默寡言，仿佛变了一个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华留城，分配到滨江道的发电厂工作，单位分配给他新的住房，老张家就搬出了庆善里12号，从此也就断了消息。
二、陕西老胡家
大院南侧第一家是祖籍陕西的胡大爷，住里外两间，里间另在庆善里10号院子开门。胡大爷是糕点分会的干部，据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是他的本家哥哥。我们小的时候，胡大爷一家就支援边疆，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当了一家食品厂的厂长，最初还有机会回天津联系工作，后来也就杳无音信了。
记忆中，胡大爷的书法很好，逢年过年都是他用大红纸给各家写对联，写福字，写那些“抬头见喜”、“吉庆有余”、“出门见喜”之类的喜联。据说，胡大爷后来成了银川的书法大家，还参加了中国的书法家协会。不过，自他家搬走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他和胡大娘。
胡大爷的房子后来住进来一位吕伯伯，他是天津一家建筑公司的瓦工，河北人。吕伯伯为人热情，家属和孩子都在老家，他孤身一人住在这里，每天也不做饭，基本都是下饭馆。好在南市里饭馆很多，也很实惠，一顿饭花不了毛八七的，加上喝酒也就两毛来钱，他是技术工人，挣得不少，乐得逍遥自在。
三、东北老冯家
北侧第三家是祖籍东北哈尔滨的冯伯伯家，里外两间房。冯伯伯为人不苟言笑，最大的爱好就是听转盘儿（手摇留声机）。印象中他家的家具很讲究，当时就有写字台、皮转椅和酒柜。早先，冯伯伯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干部，后来在天津经商，解放后是工商联的干部。我们院里老冯家孩子最多，记得冯伯伯的大女儿香莲大姐结婚后生孩子，恰巧冯婶儿也生最后一个孩子——小耗子，香莲大姐没有奶水，冯婶儿就一个乳房喂自己的儿子，另一个乳房喂自己的外孙，就那样奶水也是富裕，有的时候还得白白地挤掉。
冯婶儿性格爽快，直言快语，干起事情来风风火火，有头有尾。她是家庭妇女，每天在家里给孩子大人做饭，做衣裳，她会使用缝纫机，每天打发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之后，院子里就会响起 “嗒嗒嗒嗒”的机器声。那时，老冯家的缝纫机不但是院子里唯一的，也是胡同里唯一的。
老冯家的香莲大姐是个大美人儿，很有点当时的电影明星王晓棠的感觉。人长得漂亮就好打扮，记得香莲大姐经常用两把火剪给冯婶儿和院子里的女人们烫头，什么大波浪、飞机头，还真的有模有样。有一次，她一时兴起，给我烫了一脑袋的大卷，那火剪夹住头发的味道真是不好闻，就好像是燎毛，烧得滋拉滋拉的，但是那一头的卷发，倒也让我在胡同里着实风光了一把。
老冯家的大儿子叫冯建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公子，绝对一个奶油小生的身材长相。那时候就经常给百货大楼五楼的津百影院写影评，所以有什么好电影他都能在第一时间免费观看，他是我小时候内心最崇拜的一个偶像。建勋大哥毕业后分配到呼和浩特的一家企业工作，“文革”中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时想不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消息传来，全院老少难过了很久……
在这两位大哥大姐的下面还有冯建章、小耗子两个男孩和冯建敏、冯建玲两个女孩，如此构成了全院子最大的一个家庭。
“文革”中，冯伯伯受到冲击，一家搬到了宫北大街老纸局的房子里居住，那年我还专门去探望了他家，记得房子很是高大，家中已然没有了昔日风采，乱哄哄的。我没久留，告别后走在宫北大街熙攘的人流中，我还特意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送我的冯建章，心里一股莫名的酸楚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人呐，到什么时候都得过生活。
四、河北老马家
南侧最里面的第三家是祖籍河北的老马家。说是老马家，其实就马伯伯一个人，家属和孩子都在石家庄老家，他住一间很大的房子，有其他人家两间那么大。记忆中马伯伯最爱旅游，其实那时候也不叫旅游，就是好玩。他家里有很多各个地方的地图，我的第一张天津地图就是他送给我的。孩子们最爱听马伯伯讲各地的故事，什么北京、济南、青岛、山海关……他哪儿都去过。
说起来马伯伯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小学六年级第一学期大考前，我得了腹膜炎，阑尾穿孔，危在丝毫之间，是马伯伯背着我跑步到了第六医院，得到了及时的抢救，才使我得以活到今天。
记忆中马伯伯的一件趣事很有意思。马伯伯是个矮胖墩，当时一个人生活，下班后东家给一壶热水，西家让他使用炉子做饭，他呢，也不见外，只是操着河北口音一个劲地道谢。那年冬天的一个大清早，院子里忽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吓得各家赶紧出来观看，原来是马伯伯用一个竹子皮的暖壶到水管子那儿接凉水，由于温差太大，导致暖壶胆爆炸，弄得他浑身上下都是凉水，瞬间就冻得硬邦邦的。气得院儿里的陈奶奶说：“我说马伯伯啊，您了这是养孩子不叫养孩子，叫吓人（吓人）啊。要是把我老人家吓出个好歹来，棺材本儿可就有辙了。大早起来的，哪地事儿啊！”大伙儿笑成一团，老太太一扭身，进屋去了。
“文革”中，马伯伯因为地主出身，被遣送回原籍，从此再没了消息。
后来马伯伯家那搬来一户新邻居，天津人，姓孙，祖孙三代，有一个老太太。当时我已经结婚了，我和弟妹们叫孙家老太为奶奶，顺延下来称呼他的儿媳妇为老婶儿，而孙家儿媳妇却坚持让她两岁的小女孩叫我大伯，弄得院里的人都哈哈大笑，都说这辈分不知道从哪儿赁（论），胡同里的人听了就更是莫名其妙。可这一叫就是几十年，直到南市拆迁，大家分别时还是如此。
五、山东老孙家
北侧最里面的第四家是祖籍山东的老孙家，住着并排的两间北房，也是里外屋。孙大爷身板倍儿直，气宇轩昂，有点像电影里的国民党将军，是山东烟台人，张口闭口“耶——我薛（哎——我说）”。孙大娘说话办事很利落，是纯粹的老天津卫，一张嘴就是“嘎嘛，嘎嘛（干嘛，干嘛）”。旧时孙大爷在估衣街开绸缎庄，解放后公私合营，把买卖交给了公家，自己被派到工商联当会计。
孙大爷有两大嗜好，第一是抽烟，一根接一根几乎不断溜儿。第二是下象棋，在我们这片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人称 “棋神”。孙大爷擅长的是 “连环马”、“挂角马”、“卧槽马”、“窝心马”、“盘头马”，总之是马上大将军。杏花村有几位高手不服气，总是缠着孙大爷比划，到头来也总是负多胜少。
孙大娘是院子里的“厉害人儿”，小时候谁家孩子不听话，家大人就说，再不听话就告孙娘去，孩子立马就老实了，就好像听到了大老虎或者大灰狼一样。其实孙大娘可是个大好人，谁家日子过不去了，她都会悄悄的送过来几块钱接济，只不过就是天津卫老规矩懂得的太多，谁家孩子要是不守规矩，比如见面不叫人，她就会立起眼睛，教训一番，还时不时地带出个口头语——你个小王八蛋的。如今想起来还真有点滋味，有点留恋呢。
老孙家就一个女儿，叫淑兰。淑兰身体单薄，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精神，说气话来利利索索，不拖泥带水的，办事也随孙大娘，干净利落，我们是从小玩大的朋友，每次见面都觉得很亲切。淑兰是一位贤淑豁达、敬老爱幼的好女孩，后来跟后胡同敦厚里8号院张奶奶家的老儿子成婚，婚后很幸福。
上世纪八十年代，孙大爷老两口相继去世，给院子里的邻居们留下了永久的思念。
六、天津老陈家
南侧第二家是纯粹天津卫的老陈家，住着并排但各自开门的两间房。老陈家祖孙三辈，正对我家住的是陈奶奶，隔壁是身材消瘦的陈大爷两口儿。陈大爷家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宇华，二女儿宇荣，三女儿宇洁，老儿子小宝，三个女儿跟着奶奶睡，老儿子跟着爸妈睡。
说起陈大爷，真是多才多艺，我不得不分而述之。
其一，陈大爷的算盘打得很好，据说当初跟那种老式计算机比赛，加减乘除下来，竟然比计算机还快很多，堪称“神算子”。
其二，陈大爷擅长厨艺，就是家常普通菜，到他手里也是掂配得有滋有味。比如用青椒作辣子罐儿，比如一条鱼要三吃：一半糖醋，一半红烧，剩下鱼头熬鱼汤，充分印证了“卫嘴子”是指有口福的说法。
其三，陈大爷对京剧、评戏那是一个精通，京胡拉的，快板如同爆炒崩豆儿，慢板恰似行云流水，老唱腔、样板戏段段儿在行。尤其评戏，老陈家一家子都会唱几口。每逢星期天，陈大爷的妹子就带着闺女来到我们的院子，一大家子人就各扮角色开始唱评戏，什么《谢瑶环》、《碧玉簪》、《锁麟囊》都不在话下，那作派，那唱腔，那表情，可真是不让专业演员。一来二去，院子里的人也都成了 “票友”。我那时嗓音很好，陈大爷就教了一段小丫环的唱段，戏中唱道：“秋玲正在房中坐，忽听得门外扣打门环，扎下钢针，盘绒线，我慢抬二柱出了房间。一边走来我一边问，你们谁来咧，哪个来咧？门环打得那个响连天。叫门地人儿你把我等——等我与你取下门闩。”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出戏，但是唱腔真的是很委婉动人，至今记忆犹新。
其四，陈大爷有好多藏书，那时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地球和宇宙的书籍，里面讲到了九大行星和宇宙中的诸多奥秘。陈大爷还有四册一套的《魔术》，揭密西方魔术节目的暗道机关。这些书中的知识令我感叹不已，原来自然界这样神奇，魔术世界的背后竟然都是经过了巧妙的安排。这是我读书的启蒙，读这些书使我领略到一个未知的世界。
再说说老陈家的陈奶奶。陈奶奶身材瘦小，满口的地道天津话，管太阳叫“爷爷”，管厕所叫“茅厕”。陈奶奶每天都要喝酒，每天中午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到治安大街的合作社去买一块酱豆腐和二两白酒，每逢胡同里的人碰到问候她：“奶奶，打酒去啦？”陈奶奶就诚惶诚恐地回答：“哎，人老啦，就指着这二两猫尿活着呐。”其情形不由得人哑然失笑。
那时候我家五个小孩，三个男孩子很能吃，每个月的粮食都吃不到那头儿，陈奶奶总是存下很多一两、二两的粮票，找一个儿子、媳妇都不在家的时候，偷偷送给我母亲。我父亲也借着逢年过节的机会，给奶奶买两瓶酒，双方都不言谢，一切情感都在无语之中。我与陈家的姐妹感情很好，宇华长我一岁，是院子里女孩中的老大，院儿里官称“宇华大姐姐”。我们一起玩得多是打沙包、抓子儿、跳房子之类的游戏，有的时候也玩过家家，加上我的弟妹们，组成一大家子，我和宇华大姐姐自然是爸爸和妈妈。
后来长大了，大家也是说话很随便，不像那时男女孩子有所谓的“男女界限”。记得那一年夏季，天气太热，各家都是敞着屋门睡觉，有一天早上，对面屋的二姑娘陈宇荣对我说：“好么，和平大哥哥，夜个晚上您了还男声独唱——《血染的风采》，一段不行还来两段，整个一个男高音啊！”原来，我夜里做梦唱歌，吵得街坊们都不能入睡，但自己却一无所知。为这件事情，婶子大娘们没少取笑我。由此可见，老邻居们都不见外，很多事情互相担待都是常事。
可也有例外的时候。那时夏天，院子里的女孩们都穿着白市布做的半截乳罩（类似于今天的短款吊带装）进进出出的，可一旦院儿里谁家来了客人，瞬间女孩子们就都穿上了正式的衣服。按照孙大娘的话来说，这叫懂得规矩，现如今的时尚说法，应该叫精神文明吧。
“文革”时期，陈大爷因为解放前在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当过日语翻译，被造反派打倒了，一家人下放农村，他们的房子就那么一直空着，后来分配给了两户人家，也是长期没有人来居住，直到南市拆迁。
七、北京老王家
北侧第二家是我家，我家住里外两间房子。我父亲祖籍北京牛街，后来到天津，在和平路芦庄子口的玉生香清真糕点铺作糕点师傅。
父亲中等身材，眉清目秀，为人正直勤劳，生性好学，酷爱读书。当年在玉生香是手艺比较高的师傅，挣“三角钱”（指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大师傅如果挣大洋一块，我父亲就可以挣到七角五。每逢正月十五打元宵，是各糕点店打出名牌效应，争取顾客的好时机。玉生香干脆把加工厂摆到了和平路的大街面上。一个笸箩连家伙带面七八十斤，师傅们打起来，一抻一送都显得干净利落，“啪啪”带响，江米面抖起六七十公分高，还不能撒在外面，这不仅是为了表演，更是为了元宵的质量，抖得高才能滚得圆，才瓷实。卖元宵也是活广告，父亲操着北京口音，一边数数儿装兜，一边大声吆喝：“一呀来个，两来个，三呀来个，四来个……”那才叫敞亮，惹得买主们纷纷前来围观，争相抢购。再加上专门加工的江米面和元宵馅儿质量可靠，工艺精制（下四回水才成功），元宵煮熟了夹开一看，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就像美人的眼睛一样漂亮。
解放前父亲参加了工会组织，解放后任和平区糕点业工会主席，后来作为工人代表调任市工商联糕点分会，再后来调到天津市机械局（海河边原锦州道口，旧时也叫马家渡口）任秘书，最后调到教育系统，直至退休。
我弟兄五个，老二老三是大弟小弟，老四老五是大妹小妹，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我和小弟在南市平安街小学就读，大弟和大妹在南市荣安街小学上学，轮到小妹，有了荣安街第二小学，那里就成了她的母校。
记忆中我家的孩子有两件事，一苦一甜。
“苦事”是因为淘气我们经常挨打。每次母亲下班回到家，冯婶儿就会告诉她，今天老大上房啦（当时我制作矿石收音机，总要上房修理天线），老三跟胡同的孩子打架啦（其实老三是在保护妹妹）等等，母亲也不问青红皂白，抄起擀面棍儿就给脑门儿一下，等冯婶儿一走，赶紧又是用嘴吹，又是用手呼噜（揉），其实母亲出手并不太重，都是做样子，说明自己家教严谨。直到今天，八十多高龄的老人提起当初的事儿来，还后悔不已，此已是后话了。
“甜事”是节粮度荒时，很少有糖果给孩子们吃。一次，只有小弟和大妹在家，两个人把一管儿牙膏档成甜品，你一下我一下的吃了个底儿掉。母亲下班回到家，发现这俩孩子口吐白沫，着实吓了一大跳，等问明白了，笑得母亲都弯了腰，赶紧让父亲到首善大街的胜利香糕点店，给孩子们买了几块儿高级糖（奶油的），每人发了一块。花了好几毛钱，足够一家人一天的饭菜钱。
八、院子里的“大事”
记忆中院子里曾经有过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节粮度荒。有一年，大概就是五八年吧，我看到治安大街和首善大街交口的一家饭馆人们都排队买大饼，后来就有人来院子里登记口粮定量，当时好像是不限量，只是问你能吃多少，就登记多少，后来就发了购粮本，再后来就都到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吃饭，我们公社的食堂就设在治安大街万庆里口的一个院子内，不久又解散了大食堂，各归各家开伙。那时各家吃饭都是分份儿，像我们家，每顿饭老大一个窝头，老二多半个，老三半个，老四少半个，老五更少一点。
节粮度荒年代，我目睹过几件事情。其一，在河北鸟市的电影院门口，一个人买了块切糕，刚把钱和粮票交给售货员，另一个人就伸手抢走了切糕，边跑边吃，被抢的人显得十分无奈，只得又买了一块儿。其二，我跟父亲下过一次饭馆，看到了一碟炒菜，叫做“素炒龙须”，其实就是把大葱的须子剪下来，洗干净，上锅素炒。其三，那时的干饭（大米饭）都用 “增量法”制作，方法是把少量的大米放到碗里，放上适当的水上锅蒸成半碗，等米饭熟了，再二次加水上锅蒸成满碗，看着是满满一碗饭，吃下去不搪时候，一会儿就饿了。
那时很多人都营养不良，瘦瘦的身子大肚子，经过医生鉴定，这些人每个月可以得到一些黄豆、一点素油的营养补助。
院子里的第二件大事是挖防空洞。那一年，为了对付“苏联修正主义”，国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社会上各家各户都开始有所动作，我们院儿就在院子中间挖了一个通长的大坑，结果刚刚挖了几尺深，就呼呼地往上冒水，成了一个大水槽子，院里的老人孩子出家门都得格外小心，否则很可能就掉进 “河”里。后来经过上级领导鉴定，认为我们院儿不适合挖地洞，才不了了之，幸运的是这处老房子地基相当稳固，没有产生什么变化，院子里的人也没受到什么伤害。
院子里的第三件大事是 “烧柏油马路”。还是节粮度荒的时候，不但口粮紧缺，燃料也相当紧张，配给的煤球和硬煤不够烧的，怎么办？胡同里有人发明了把修马路砸起来的碎柏油块儿当燃料使用，那火苗好大，做饭也快，就是烟雾迷茫，而且很容易把白铁皮的煤球炉烧坏。于是对症下药，各家各户都砌起了砖头炉灶，炉子省下了，却浪费了烟筒。如今想起来，整个就是一个环境污染。可那时人们也真是纯属无奈，此计虽为下策，但也不乏是解决“燃煤之急”的聪明之举。
九、院子里的春夏秋冬
春天最大的事情就是过年。虽然日子很清苦，但人们还是遵循着老例儿对待每年的春节。
民俗的讲究就不再赘述，只说几件小事儿。第一个是染衣服，每年腊月，各家就张罗给大人孩子做新衣裳，由于配给的布票数量很少，一般都是给当家的男人做一身体面点的裤褂，妇女们都是做一件大襟的花棉袄，孩子们里的老大肯定会得到新衣服，而往下的孩子们只能拾哥哥姐姐的剩儿，大不过用颜料给染一下。于是乎，各家都会用蒸饭的大铁锅，熬上一锅开水，放进一袋颜料，煮上几件衣服，然后捞出来晾干，就算是过年的“新衣服”了。第二个是刷浆，那时没有类似于今天的涂料或者墙面漆，讲究的人家使用大白，大约得一块来钱一块儿，用的时候要熬点糨子（白面糊）掺进去，不然 “跟人”，一蹭一身。不讲究的人家使用白灰，也就是一两毛钱的事儿。即便如此，还是有点讲究的，就是买白灰不能买面儿，要买没有发酵的大块儿，回来自己浇点凉水，那石灰块儿就会慢慢地爆裂，成为很好的白灰，刷浆的时候往大盆里倒一瓶蓝黑墨水，刷出墙来锃白里透着蓝头儿，屋里显得更为明亮。第三个是糊灯笼，那时富裕人家都是到娘娘宫的年货市场买灯笼，不富裕的人家或者孩子多的人家，就自己动手糊灯笼。其实孩子们倒是挺喜欢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忙乎给自己糊灯笼的事情，又是裁纸，又是熬糨子，又是扎架子，那才叫不亦乐乎。自己家做的灯笼各具特色，有大绵羊，有小白兔，有大白菜，还有胡萝卜……等到三十儿晚上，孩子们就排着队，打着灯笼走街串巷，不停地高唱：“有打的灯笼都出来呀，没有打的灯笼抱小孩呀，金鱼拐子大花篮啊——”还有“打灯笼，烤手来，你不出来我走来——”小孩越聚越多，灯火辉煌，俨然一道靓丽的风景。
夏天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雨，更渴望院子里积下很深的雨水，一大群孩子男男女女光着脚，哗啦哗啦地趟水玩。我小时候，父亲的同事送来一个天津“火轮赵”制作的铁皮火轮船，那船大约一尺来长，肚子里有一盏灯，倒上一点煤油点着后，就会从烟囱里冒出黑烟，然后火轮就会“突突突”地开走了。所以每逢雨后，开火轮就成了孩子们翘首以盼的节目，我也因此获得了不少“追星族”，成了院子里的“偶像”。
秋天里最忙乎的是各家大人，要做好过冬菜蔬的储备：买大白菜，存老倭瓜，淹芥菜疙瘩、咸萝卜等。还要趁着蔬菜多的时候晾干菜，什么茄子、豆角、西葫芦，都可以晒干储藏，到了冬天改善生活的时候，弄点儿肉炖一锅茄子干，熟了之后，茄子干就有了肉[，那滋味/color]
真棒，不亚于今天的满汉全席。
冬天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水管子不要被冻住，每天把水龙头开开很小的一个水流儿，各家轮流值日，晚上都要经心此事，否则一旦冻住了得需要用开水烫，烫不好还会造成水管破裂，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事儿如果放到今天，绝对是能源的极大浪费，可当年谁也没有这个意识。轮流值班的事还有打扫厕所，由于机制健全，我们院儿的水管子几十年很少冻坏，厕所也是一贯整洁卫生。到了冬天，邻居们几乎不串门，都蛰伏在自家的炕头上暖和着，只有胡同里不时传来“臭豆腐——辣——豆腐——”“好吃不辣地青萝贝（卜）——”和“金橘哦青果——”的吆喝声。那时人们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听话匣子，好在我们院儿的邻居们经济条件还都可以，家家的收音机都会陪伴各家老小度过漫长的冬季。（之二完） 明天继续

南市荣业大街原来是两条相连的街道组成。从南马路至清和大街而止为荣业大街，往南至多伦道称为首善大街。上世纪八十年代两街合并为今天的荣业大街。荣业大街是当时贯通南市的三条重要南北大道之一，如今也是比较繁华的一条街道，天津著名的南市食品街、旅馆街就坐落于此。
天津卫有一句老话说“白牌电车围城转”，说的是围绕着东西南北老城圈马路行使、编号为白牌的电车。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的有轨电车线路还没有拆除，那时如果你坐白牌电车从东南角沿南马路过来，第二站便是荣业大街了。
南马路步入荣业大街，得下一个几十米的大坡儿，这个坡一直延续到与其相交的官沟街十字路口，其落差大约得有十几米，据史料记载，当年发大水荣业大街有多所民房倒塌，水深竟然达到一米五左右。对于这段往事，从后来这段仅几十米马路的巨大落差中，足可以想象出当时洪水滔滔的景象。
这个十字路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热闹异常，因为从这里向东到南市东兴大街是“南市旧自行车交易市场”。既然是市场，就有专业的车贩子，很多商贩都兼职修车，或者说很多修车的都兼职出售旧自行车。这里的车辆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高档的有带变速飞轮的“三枪”、“凤头儿”，低档的有自制的“倒蹬闸”水管架子“农用车”（其实城里人也有使用的），甚至连独轮车、儿童车、婴儿车都有出售。我家就曾经在这儿买过旧自行车，当时还得向售车者索要该车的“驾驶证”，以证明这车的来路清白，得到的是一张油印的小卡片，上面盖着一个模模糊糊的印章，只要与自行车的钢号一致，购买者就心安理得了，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因为那玩意儿很可能就是车贩子自己做的。
继续向南，就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说是路口，其实西侧是一条叫做“杨家柴厂”的大胡同，天津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就是从这条胡同里成长起来的。东侧则是南市通向东南角一条叫做“闸口街”的小马路，因康熙年间城东南修建的一座石闸而得名，早期南市内大型旅馆之一——东方饭店即在此街（另一家大型旅馆是鸿义栈，设在华安大街），南市恶霸袁文会的老宅也在此街。再向南就到了荣业大街和荣吉大街的交界处，这个路口的西北角是黄河剧院。这家剧院的前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的升平茶园，位于荣业街21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与燕乐茶园齐名，同为天津最负盛名的什样杂耍场，后来演出河北梆子和京剧，三十年代更名为升平戏院，专演评剧。新凤霞曾在此演出《孔雀东南飞》、《双烈女》等剧目，深得天津观众好评，也使新派评剧得到广泛传播。1953年3月，这里由国家接收，更名为黄河剧场，南市里的人们俗称黄河戏院。
早先在黄河戏院附近位置，有一家号称南市“八大成”之一的聚庆成饭庄，相传这家饭庄开办于乾隆元年（1736），之所以取名聚“庆”成，含有庆祝乾隆皇帝登基之意。乾隆南巡路过天津时，住在万寿宫（北马路小学址），每日均由聚庆成饭庄供应御膳，可见其烹调水平之高。
清末民初，聚庆成与南市“八大成”之一的另一家饭庄——义和成共同投资，在聚庆成原址筹建了号称津沽八十大饭庄之首的“先得月饭庄”，“两大成”合并后，推出燕翅席，不卖散坐，预定天津正宗风味的捞面席，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率先把津城百姓的寻常饭——捞面搬上了大雅之堂。
先得月饭庄对面是南市“八大成”之一的聚合成饭庄，专门经营高档菜肴，满汉全席、燕窝鱼翅、银耳、熊掌、干贝以及各种海鲜俱全。
这两家大饭庄内外装饰大致相同，门前设高宽的罩棚，两侧有花铁栏杆，庭院可停放马轿车和人力车（黄包车），罩棚栏杆均为红绿色油漆。厅堂设散座、雅座，桌椅全部大漆，四壁悬挂名人字画。餐具为江西景德镇瓷和纯银器皿、象牙筷，经营的都是天津风味，甚为各公馆、商人、大户人家所厚爱。
与黄河戏院相邻的还有坐落在荣吉巷口的荣业大街7号劳动剧场。原是建于1915年的华乐书场，1926年更名聚华戏院，是天津最早专演评剧的戏院，12岁的鲜灵霞在这儿以一曲《井台会》唱响津城。1956年公私合营，1959年重新大修，1965年更名为劳动剧场。
早年在劳动剧场北侧有一家叫做御膳园的中档小馆，饭菜经济实惠，最拿手的是烩饼焖饼，好吃不贵，很受普通百姓的青睐。
劳动剧场斜对过路东，玉清池后身的荣业大街57号，是天津市第二制本厂，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协成印刷局，经理张玉庵，时任印刷公会会长。周恩来同志在天津上学时，曾经在这里组织编印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荣业大街还有一家叫作“李德元印字馆”的印刷厂，具体地址待考）。与协成印刷局毗邻，原有一座普通的二层青砖小楼，南市里的老人们都管它叫“老报社”，那家老报社便是在沦陷时期坚持刊登爱国言论和抗战消息、拒绝采用日本同盟社稿件并主张新闻抗战的益世报社。为此，该报社报童曾被日本兵杀害，经理生宝堂在乘车经过万国桥（现解放桥）时被日本特务绑架，受尽严刑拷打，折磨致死。上世纪七十年代天津地震后，老楼损毁拆迁改建，只有余留下的天津人的民族气节感心动耳，回肠荡气。
沿街南行，就到了荣业大街与慎益大街的交口处，东北角就是著名的玉清池浴池，这里不得不仔细说明。
玉清池浴池号称“华北第一池”，始建于1924年，是南市地区最高的建筑物，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浴池。玉清池大门设在两条街道的转角处，门头上设有内藏式阳台，顶部还突出一个八角楼，西门子电梯直达顶层观景台，当年我曾经跟大人去过楼顶大平台，登高远望，可以俯瞰大半个天津城，那感觉真的很爽。
玉清池一楼有四个大池子，二楼有两个大池子，每个池子都能容纳四五十人同时洗浴。三楼是单间盆塘（可以接待男女同浴），旧时能上三楼的大多是官宦富商，有些人专程从北京、山东等地慕名前来，亲自感受一下这所著名大浴池的风采。
老天津卫人管洗澡叫“泡澡”，所谓“渍泥儿一刮，皮松肉软，骨头节儿睁眼，汗毛眼儿喘气儿”，当时有人就戏称“不到玉清池洗个澡，白来天津卫走一遭”。天津作家吕书怀，在他的津味小说《小人书铺》中，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一个南市泡澡堂子的“塘腻子”的形象。书中写道：
南市的澡塘子有名，像什么玉清池、新华池、瑞品香、第一池等等，都是当时天津卫顶顶一流的洗浴中心。尤其是玉清池，是南市一带最高最豪华的建筑。
小康不像他爸爸那样爱逛窑子，喜欢泡澡塘子。天津人管这路人称“塘腻子”。小康每天吃完晌午饭，打着饱嗝儿往玉清池跑。买个牌儿，往里间走，早有茶房挑起布帘，喊道：又一位，康先生里边请！玉清池生意火，睡榻躺满早到的塘腻子。小康侧身绕过一个个盛衣裳的柳条筐，坐到一张藤椅上，麻利地脱光衣服，往筐一塞，拿一条浴巾照细腰一围，拖着“趿拉板儿”，直奔塘子而去。
塘子分热池和温池两种，小康喜欢泡热池，身子往热水里面一溜，烫得他齿呲牙咧嘴，扯着脖子嚷舒坦！直到泡得身子松软了，再爬上池边，用搓脚石蹭脚后跟的皴皮。做完这些例行公事，小康便躺在一条大木凳子上搓澡，搓完澡，又冲过一遍，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出塘子。小康是熟客，茶房早已为他准备好睡榻。热得烫脸的毛巾递上来，他擦擦脸，随后往睡榻一倒，便一觉睡得美，睡得熨帖。醒来时，茶房沏好的一壶酽茶放在茶几上，小康自斟自饮，直喝得饥肠辘辘，才穿戴得当，溜溜达达走出玉清池。

荣业大街和慎益大街交口的东南角、西南角是两家鲜货铺，作家提到的小人书铺，就是慎益大街玉清池侧门对过一间高台阶的小铺面，作家的故事就从这里展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个街角常年有一个卖萝卜的摊位，摊主推着一辆平板车，每天在此兜售，车子上有一个铁钎子，上面永远绽放着一朵用紫心萝卜雕刻、红花绿叶的萝卜菊花（北京称作“辣了换”的那种）。摊主身着冬青夏皂的中式裤褂，手里一方洁白的毛巾，车上整齐地摆满了滴翠的青萝卜，你可以买一个，也可以买半个，称好分量，摊主用白毛巾托住萝卜，使一把锋利小刀，麻利地把萝卜均匀地割成薄片儿，而且那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吃完萝卜就只剩下花瓣形的整张萝卜皮，每天买萝卜的人很多，围观的人更多，那情形亚赛观看一场精湛的艺术表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各类洗浴中心、泡脚屋的出现，导致玉清池的效益开始逐年下滑，到了2000年终于停业。目前（2008年10月），整个南市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玉清池作为硕果仅存的老建筑，孤独地守望着曾经辉煌了一个世纪的老南市，揣测着自己未知的命运。
再往南走，就是淮海影院了。淮海影院坐落在今日南市食品街东门斜对过，初建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7月。位于法租界葛公使路（今滨江道）与巴黎路（今吉林路）交口附近的权仙电车站旁。是由法国百代公司电影部经理周紫云创建的。1907年1月8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权仙茶园经过改建，正式改为权仙电戏院。电戏即电影。这标志着天津最早的影院诞生。这是天津人独资经营的最早的影院，这个时间要比外国人1908年12月22日建成的上海虹口大戏院（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称之为中国首家正式电影院）还早近两年，因此可以说权仙是中国第一家电影院，这应该是咱天津人民的骄傲。当时权仙电戏院装修典雅，座位洁净，上下密排电风扇，炎炎夏日满座生风，中外官绅多携眷观影，常常观众盈门。
1912年，权仙电戏院挪到南市东兴大街，改名“上权仙电影院”。这是当年华界最豪华的仿古式木结构电影院。1916年秋，影院因火灾付之一炬，损失惨重。两年后，周紫云用火灾赔款多方筹措，在现在的荣业大街盖了一座电影院，仍叫“上权仙电影院”。民国时期这里上演的都是外国片，诸如《卓别林》系列、《红眼盗》、《巴林女》等。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演中国影片《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关东大侠》等武侠片。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代中期，一部由北京东四牌楼玉亭商行拍摄的反映天津娘娘宫皇会出巡的影片《天津皇会》在此上演，那才叫宾客如云，场场爆满，名噪一时，生意更旺。为此，天津老乡亲们盛赞上权仙经理周紫云为“电影周”。
1952年，上权仙电影院由政府接管，为纪念淮海战役胜利更名淮海影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市一带只此一家甲级影院，上演的都是一轮影片。我小的时候经常到这里看电影，学校里组织学生看《新队员》、《花儿朵朵》，跟着家大人来看《羊城暗哨》、《英雄虎胆》等。记得一次看一部外国电影，只是觉得场面很好看，男的女的穿着带翅膀的白衣服跳舞，听大人们议论，电影讲的是永恒爱情，等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苏联著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荣业大街拓路工程，淮海影院被拆除一半（因此拆除的还有黄河戏院），由此全面停业，改为永安堂药店。如今，淮海影院早已荡然无存，但作为天津老南市的一份记忆，应该永远载入史册，供后人怀念。
说到了淮海影院，就不能不说说旧时南市的一位“名人”，那就是卖药糖的王宝山。王宝山虽然不是什么财主大亨，但是在南市一带甚至整个天津卫都是远近闻名。当年上权仙起盖新楼房时，王宝山就在附近租赁了一间门面房，卖自制药糖，他是天津第一个卖药糖的人。所谓“药糖”，就是把砂糖熬到一定火候时，加进各种中药材，如砂仁、豆蔻、玫瑰、红花、鲜姜、薄荷等，糖熬好后拉成条，再切成小块出售。门前放着糖锅，案上摆着各种药材，当场制做，做好就卖，店前常常围着许多人。我小的时候还经常到那儿看热闹，当时掌柜的是谁就不知道了，只记得淮海影院对过的一家门脸儿，门口支着一个大面案子，掌柜的把熬好的糖块像揉面一样揉来揉去，然后用一个大擀面杖擀平，用一个黄铜制成、有很多小格子的器具使劲一压，就切出了若干糖块来。王宝山卖药糖也吆喝：“橘子、香蕉、菠萝蜜，酸地、凉地、薄荷地。”有时他一边卖药糖，一边议论社会实事，再加上自己的看法，引来很多群众围观，生意也很兴隆。在王宝山卖的药糖中，以“牛黄清心”药糖最贵，每块儿合后来的人民币一毛五分钱，这在当时够一个人吃顿便饭了。
过了淮海影院，就到了南市的鸟市。从淮海影院对过说起，沿街除了几个小门脸，就是一家旅馆，旅馆的南侧是一家畜禽商店，主要是经营小猫、小狗、鸽子和鸟笼之类的饲养器具，过来就是鸟市窄小的胡同口了。胡同坐西朝东，胡同口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牌坊，上写“鸟市”二字。南市鸟市规模不大，比起河北鸟市来，是小巫见大巫的感觉，里边只有十几家经营鸟类、鸽子、秋虫（蝈蝈、蛐蛐）、小动物的摊店，其中还有个别小酒馆，与住户混在一起，不过说起来也是挺热闹的。鸟市胡同口的南侧，是坐落在清和大街口的一家国营书店，同时也租赁小儿书，我记得上中学时在这儿买过一本《七三一细菌部队》，是揭露日军在东北搞细菌战研究的，当时在同学中传看了很长时间，大家对书中的内容感到既神秘，又恐怖，但也了解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
过了清和街口，进入首善大街。路口西南角是南市有名的马记仁义馆，以烧麦闻名，老经理名马冠三，原籍东北哈尔滨，这家饭馆除了出售烧麦外，还独创了锅塌三样，别具风味。对过的东南角是玉林村，以过去的一家叫作玉林村的老茶楼得名（这儿是老三不管的西北犄角）。“文革”后三不管被取缔，盖了一栋居民大楼，仍以玉林村命名，临街的一层曾经是一家国营土产瓷器店。
从清和大街经华安大街到福安大街这一段马路上，有两家小旅馆，还有几家白铁铺，其它就都是一些住户了。

老南市东兴大街南端与华安大街成丁字相交，北口直抵南马路，大街两旁多是圆拱型门脸的青砖瓦房，走在这条老街上，处处能领略到南市的百年沧桑。这里曾是南市最繁华的中心闹市，是老天津卫和投奔天津卫穷人们谋生的宝地，更是天津乃至华北各阶层、各色人等的休闲之地，解放前后一直如此，即便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节粮度荒的困难时期，依然如故。旧时，此地人声鼎沸，摩肩接踵，闻名遐迩的天津“三不管”即坐落此处。东兴大街南端，是南市里赫赫有名的“东兴市场”，此街便是因它得名。
天津卫有一句老话“不到南市逛一逛，白到天津走一趟”，但如果到了南市，不到东兴大街转悠转悠，那肯定是一个特大的遗憾。就说这东兴市场大门前的丁字路口处，俗称“小市场”，无论白天夜晚总是

闹异常，各色商贩应有尽有。
大街东侧的一排小门脸，多是镶牙、修脚、治瘊子、点痦子的诊所。当年跟着老辈人逛南市时了解到，东兴市场有一位姓刘的先生专治瘊子，不管什么瘊子，他先在患处抹些自治的药水，再用香火烫一阵子，然后用指甲一掐，立马就掉，保证除根，人送绰号“瘊子刘”。这人在整个天津城都享有盛名，很多人慕名前来诊治。
大街西侧多是出售小吃的摊贩，人们最感兴趣的自然也是这一边。我少年时常到这里玩耍，记得当时南头第一份买卖是卖清真水爆肚的老人，一个大号煤球炉子，上面座着一口大铁锅，那水永远是哗哗地滚开着，升腾起一股白色的雾气，老人手里拿着一把大徐树卿，兼卖河螃蟹、麻蛤，洗得十分干净，并且决不出售‘陈货’，变味了的东西，宁扔不贱卖。”由此得见，我们的前辈虽然处在水深火热的旧社会，但他们做人和做事的规矩，比今天商贩们的不规矩行为要强百笊篱，从抓起肚丝到入锅出水、加调料、放芫荽，直到递到您手里就好像是变戏法，转瞬间一气呵成。
使用龙嘴大茶壶是卖茶汤、油茶的，看着掌柜一手端起放好米面的大碗，一手顺势将大茶壶倾斜，随着滚烫的开水从大茶壶龙嘴里喷泻而出，那大碗也迎着开水逆流而上，水满了，面茶熟了，撒上芝麻盐，掌柜利落地把一个方头的小竹铲插入碗中递到你面前，简直就是一场精湛地艺术表演，令人拍案叫绝。
放眼望去，卖五香大果仁的，卖煎焖子的，卖扒糕的，卖炒螺蛳的，卖羊杂碎的……各色小吃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至于这些吃食的质量问题，已故民俗大家张仲先生在他的《老三不管的小吃》一文中写到：“久居‘老三不管’的王喜增老人对我说过，当年‘老三不管’的小吃摊，很注意食品质量和卫生，他观察过。如‘爆肚徐’倍呢。
大街上还有其他各色买卖，当然都是撂地开张。
有拔牙的，地上一块白布上，放着大约千八百颗牙齿，大大小小形状各异。据知情人说，这些牙齿包括牛、羊、猪、狗都有，自然也有人牙在其中，但是不是他拔的不敢肯定，于是乎，就想起来刘宝瑞先生相声《拔牙》中用二踢脚做手术的情形，看来艺术家创作还是很有根据的。
有点痦子的，也是铺一块白布，上面画着一张很大的人脸，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痦子，这种地摊一般很少有人问津，但是只要有人上前咨询，便立刻会有人上前围观。有一次，我也挤进人群看热闹，听那摊主洋洋洒洒地讲各个部位的痦子：长在颧骨上的是滴泪痦，对人不利；长在两个眉毛当中的是美人痣，又称二龙戏珠，不可以摘除等等。看来这门技术还是有一定的讲究，听他侃侃而谈，似乎也不无道理。
还有卖烟丝的老人。说是烟丝，其实都是捡别人抽剩下的烟头。那时候的烟卷没有过滤嘴，摊贩在一根小竹杆上绑一根缝衣针，整天在南市里转悠，见到烟头就扎起来，都不用哈腰，然后一个一个地剥开，凑成一份一份地摆在一块小纸片上出售。那年月好像人们也没有尼古丁、传染病这些概念，此等烟丝也不乏买主，价格当然也就是仨瓜俩枣的事。
以上说的都是 “坐商”，东兴大街上还有 “行商”。
卖大糖堆的，扛着一个用稻草束成的草把子，上边插满了各种大糖堆，有冰糖红果的，有橘子红果的，有红果豆馅的，有冰糖山药的，还有山药豆子的，一边走一边吆喝：“堆儿呃——”
有卖药糖的，挎着一个分成若干小格子的玻璃盒子，里面是花花绿绿的各种药糖，一边走一边唱：“卖药糖，哪位吃药糖，仁丹那个嗦啰蜜和密柑橘，红果败火烟台梨，要吃嘛味儿，橘子味儿地香蕉，杏仁茶糖——”津味十足，悠远绵长。
有卖耗子药的，打着一个白布做的三角小旗，上面画着几只大小老鼠，此等商贩低头走路，不抬眼皮，只是不停地用沙哑的男低音吆喝：“耗子药，耗子药。”声音短促，不拉长音，干净利索。
还有算命的先生，身着一件长袍，手里一个小铜锣，边走边敲，声音很小，决不惊世扰民。我曾经见过一位算命先生，很神秘地把客户拉到胡同背静的地方，面授机宜。由此猜想这种先生或许与摆卦摊那些人张扬地招揽顾客有所区别吧！不懂，这事儿有待研究。
我在文章前面，提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这里的繁华情况依然如故，此话并非虚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往前出生的人们，还都记得统购统销年代，买东西不但要用钱，还必须凭各种票证。每人每月油票五两（困难时期仅为二两），麻酱票一两，市民口粮定量二十八斤到三十斤，其中粗粮百分之七十、细粮百分之三十，每人每年布票一丈七尺三寸、线票二两，有正式工作的工人干部可以领取到工业券……那时候你钱多也不能多买东西，因为商店里的布匹、食油都是根据当地居民总额配给的。
然而就在东兴大街，当局明令禁止买卖的各类票证，都可以买到。记得当时倒卖票证的人有一句“广告词”，叫作“粗地细地全国地，油地布地工业地”。其中前一句说的是粮票，后一句说的是食油票、布票和工业券，这工业券可以用来购买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等工业产品。此行为虽然属于非法，但却给平民百姓们打开一扇方便之门，例如有老人、病人或坐月子生小孩妇女需要加强营养的人家，都会派人“冒险”来到此地，买一点自己需要的票证，以解家庭燃眉之急。那为什么只是平民百姓才光顾此地呢？答案很简单，那些社会知名人士、政府官员每个月都会享受额外增加的“特供”票证或指标，犯不着来这儿找麻烦。就这样，计划经济年代统购统销的冰河，在东兴大街上悄然撬开了一条裂缝。
就是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砸烂一切封资修”的“文革”时期，这里也未曾寂寞，老邮局门口的邮票交易“市场”、热带鱼交易“市场”，屡屡被造反派、红卫兵砸毁，但却常年不衰。到了改革开放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紧俏商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东兴大街似乎又恢复了昔日繁华。
写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分，停止手中的键盘敲击，点上一支香烟，望着那袅袅升腾的烟雾，思考着此时困扰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自从旧社会有了南市，到新中国的人民解放，再到改革开放后粮食、商品逐渐解放，东兴大街是否一直就“三不管”呢？
从东兴市场大门的丁字路口向北几十米，路西有两个胡同口可以抵达南市“三不管”。路东则是一条大胡同，我记得叫东兴三十条，提起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那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二年，我在呼和浩特铁路局铁路文工团做相声演员，当时刘文亨老师演出了一段相声《百花盛开》，团领导很感兴趣，就派我专程回到天津学习。我通过同学张士杰的父亲、相声演员张振岐伯父介绍，到刘文亨老师家学习。我记得那是一个大四合院，大门很气派，刘先生当时在东北角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内居住，屋里地界儿不大，比较拥挤。得知来意后，刘先生立刻给我找出一本《天津演唱》，上面有相声文本。接着他又叫进来魏文亮老师（好像当时他们住一个院内），为他量活给我示范，并嘱咐我哪一段活怎么使，还特意在书上作了记号和说明。两天后，我再次登门回课，刘先生对我的表演表示满意，并嘱咐我：这个段子属于“柳活儿”，唱段比较多，如果在内蒙地区演出，可以更换一些当地的演唱形式，对此我谨记在心。回到单位后，便按照刘先生的嘱咐，将其中的一段天津时调改为内蒙二人台，果然满堂的喝彩，效果极佳。此后的年月里，每次走进南市，路过那条胡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向内张望……此文写到这个地方，不由就想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彼时情景历历在目，故此落笔记录，也算是对刘文亨先生这一代老艺人德艺精神的缅怀和纪念吧。
继续前行，就到了东兴大街与清和大街相交的路口。这个路口的东北角是副食店，东南角是清真饭馆，两家买卖直到拆迁前一直营业。需要仔细说的是这个路口的西南角，原来是一家布铺，店名叫什么似乎大家都未曾注意过，因为掌柜绰号“白傻子”，故而称其为“白傻子布铺”。说是布铺，其实也是以卖碎布头为主。东兴市场里卖布头的摊贩一家挨一家，但以白傻子吆喝最出彩，他是连说带唱带比划，总是能招揽到很多围观的买主，最拿人的销售手段是买大块儿饶小块儿。要问为嘛买东西还饶东西，他就说都是布铺剩下的零头儿，不值仨瓜俩枣的。事实却非也，老人们说过，他都是把整匹的布，一块一块扯碎了，为的就是多卖布，等买主到家一合计，也许并不便宜，可当时往他摊前一站，让他铁嘴钢口一白乎，怎么听怎么觉得实惠，忍不住就往外掏银子。看来还是老话说得好：“买的不如卖的精”，白傻子其实一点也不傻。当然，他的铺面内也有整布按尺码出售，但价格可就贵多了。据说当年相声演员们经常到此看他吆喝卖布头，可能也是在寻找创作灵感吧。清和街口到慎益街口这一段，重点需要记载的有几处。
其一，坐落在路东侧东兴大街93号的群英戏院。戏院占地面积七百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千余平方米。1920 年，由开发东兴大街的东兴房产公司建立了群英书馆，后改为群英茶园。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更名群英影院，以放映电影为主。四十年代更名为群英戏院，主要演出什样杂耍（曲艺、相声、魔术等）。观众厅是长条椅子，每条坐四到五人，能容纳七八百人，楼上还设有包厢。当时的名演员小岚云、魏喜奎、侯宝林、郭启儒、荣剑尘等曾在此演出。1945年后改演话剧，主要演员有陶露萍、霍克家、徐家华、叶秋心等，演出形式多样活泼，丰富多彩，很受群众欢迎，在南市里是上座率比较高的戏院。
据史料记载，1945年，群英戏院经理郝样金进京约来在京盛极一时的郭荣启与于俊波搭档，在群英担纲“倒二”相声，其代表节目《打牌论》、《学讲演》、《杂学唱》、《汾河湾》、《卖布头》等博得了内外一致的好评，誉满三津。当时，前场有张伯扬的单弦，魏喜奎的奉调大鼓，由京韵大鼓名家小岚云攒底，故而群英戏院的演出场场客满，如火如荼。
1947年，相声大师马三立脱离“兄弟剧团”，首期演出便是与侯一尘先生在群英戏院献艺，开创了“文哏”相声的新篇章，其代表作《夸住宅》、《西江月》、《暗八扇》、《吃元宵》等，深得曲艺爱好者的认同。此时，正值日寇投降不久，马老又演出新段《打日本》和以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为主的《西江月》，讽刺了日伪罪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与赏识。
解放后，群英戏院收归国有，由市演出公司按月统一安排剧团，半月轮换一次，剧种较多，京剧、梆子、评剧、曲艺、杂技等轮流上演。改革开放后，增加了录像厅、小卖部、豪华台球室，之后改造为滚轴溜冰场，2000年初，整体出租改为舞厅——群英大舞厅。2008年被彻底拆除。
其二，群英戏院对面原来是上权仙影院旧址。1912年，原法租界权仙电戏园经理周紫云，因租界地租金太高，在南市东兴大街租借东兴公司地盖起了当年所谓华界最豪华的仿古式电影院。舞台设施与戏院相同，设有上下场门，戏桌戏椅，下场门设场面席。因为当年人们习惯称租界地为“下边”，“华界”为“上边”，故而影院改名为“上权仙影院”。上权仙临街两侧是两米高的铸铁栅栏，门内是宽阔的方砖地面，专门用于停放包月车。庭院两层楼高的屋顶罩棚。门内是售票大厅，两侧有入场门。楼下为池座，设有近百张黑亮亮的大漆八仙桌，每个桌子围放着6个凳子，凳子红漆腿，有黄帆布垫子，边上有长板凳。楼上设有包厢，包厢内是两个带坐垫的木椅，备有茶壶茶碗。包厢围子和舞台两侧还画着各种形象的神仙，栩栩如生。在其北侧又连建了杨记照相馆（与日租界鼎章照相馆同期开业，是天津最早的照相馆之一）。同时还在影院前厅楼上开设西餐厅，名曰“洋饭店”。1916年，因洋饭店烟道不慎失火，上权仙影院连同照相馆、西餐厅都在火灾中付之一炬。1918年，周紫云用保险赔款加上多年的积蓄，在荣业大街选新址重建影院，仍称上权仙影院（即后来的淮海影院）。
其三，解放前后，群英戏院对面有一家天津老字号“天昌酱园”，自制的地葫芦、酱瓜、韭菜花、辣椒糊（读“户”）以及各种酱菜很受南市的居民欢迎，后来天昌酱园搬到和平路63号，在人民剧场对过。天昌酱园以北是两户卖膏药的门脸，主家姓梁，是回民，主要出售治疗跌打损伤类的膏药。
这就来到了慎益大街的十字路口。这一段街面商号集中，我们分东西两侧讲述。
先说西侧。
路口西南角是一家规模中等的理发馆，在南市里是数得着的买卖，其技术与设备亚赛于多伦道、新华路口的香山理发馆。
路口西北角是原南市全聚德鸭子楼旧址，到拆迁时为富华浴园。鸭子楼的前身是饭馆十锦斋，为南市里开业较早的二荤馆，经营家常便饭，菜肴品道是纯厚的津味，以八大碗席最为著称，如溜鲫鱼、炸飞禽、炒全蟹、炒虾扁、扒野鸭、拆烩鸡、十锦锅子等，还有人们喜吃的单勾卤、老虎爪、家常饼、烙馅锅贴、家常面汤等，应有尽有，脍炙人口，名噪一时，是天津人最喜爱最熟悉的饭馆。当年在十锦斋楼上，还有家南市唯一的清唱茶社——畅春园，也值得记上一笔。
鸭子楼向北是一家两间门脸大小的玻璃店，也是南市里唯一的玻璃店，谁家需要都要到此购买。计划经济年代，购买玻璃时单位需要介绍信，大批购买时需要有指标，比如学校的门窗维修就得到相关部门申请指标。想起来好笑的是，当时居民们购买玻璃、灯泡等物品要使用副食本，一直弄不明白这规矩是打哪儿趸来的。
玻璃店的北侧当年是山东风味饭馆——同福楼。同福楼门面不是特别出众，但里面的布局相当讲究，中间一座天井，老式电扇悬挂，楼梯扶手、屋门雕檐都古色古香，可谓精美。当年同福楼的饭菜质量和服务水平是数一数二的，在南市大饭庄里榜上有名，一直经营到解放前夕。解放后这里一度是旅馆，之后是小学校，再之后成了医院（挂两块牌匾“和平区清和医院”、“和平区安定医院”），到拆迁时这里是 “南市地区平房改造项目拆迁指挥部”，一家著名的老字号，以 “指挥的身份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同福楼的北侧不远，是一条比较大的胡同叫做“荣福巷”，这个胡同口有一处公共厕所，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坚持到这条街道被夷为平地（2008年夏），因为拆迁的民工们每天都要使用，可以说它是东兴大街最后的见证者了。厕所北侧就是从同福楼里搬迁出来的原东兴市场小学，它几经变更，到南市拆迁时竟然成为了东兴大街上的“荣安街小学”。

感谢海河长老，天津的老故事读起来很有味道，尤其是亲身经历的人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天津三不管，形成于清末民初，坐落在天津老城南门外南市中心，这里五行八作，应有尽有。当年以中国政府不管、日租界不管、法租界不管，号称 “三不管”。近年来，看到很多文章把南市和三不管混为一谈，此话不太准确，因为三不管仅仅是南市中的一小部分。
早年间，在南市中心地带有一处大洼，原名 “三不管大洼”，民国后随着南市的房地产开发，“三不管大洼”被华安大街分隔成两处，路南建起了东兴市场，路北仍然是三不管。三不管的四至为：东、南两侧与东兴大街的新房子胡同（八十年代后改为新宅里）毗邻，西侧至荣业大街玉林村饭馆，北面在清和大街上开两个并排的大门算作正面，与南市清和大街派出所门对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不管废除后，盖起了一座临街的大白楼，取名为“玉林村”，此处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是大白楼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顺便提一句，有个说法是，现在的南市食品街就是原来三不管一部分。其实不然，现在的食品街在过去是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个黄土高台，曾经是旧时的刑场（此高台处即为南市鸟市）。后来空地上盖起了庆云戏院和庆云后平房区，这庆云戏院就是解放后的共和戏院，现在的食品街北门即是共和戏院的大门所在。
从东兴市场门口的丁字路口向北三四十米，路西的新房子胡同是通向三不管的一条捷径。走进新房子胡同，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剧场，当年曾经是演出皮影戏、傀儡戏（木偶戏）的地方。沿胡同向北拐上二三十米，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场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了。三不管是一个四周有住房和院墙的大院，中间一排平房将整个院子分成前后两个院落，上世纪六十年代还保留着原貌。
解放前后，这里都是天津卫平民百姓的休闲娱乐中心，来这里消费用不着大把的银子，兜里揣个一块两块就可以遛上半天儿，花个一毛两毛就可以当回 “上帝”，甚至家境殷实、出手阔绰的 “文明人”，也会到此游玩，领略真正的天津市井文化，那感受肯定与上酒楼饭店大不相同。
三不管前院有各种小吃摊位。有卖豆汁的、卖爆肚的、卖煎肠子的，也有卖羊肠子、羊房子的（没有出世的羊胎羔），还有卖切糕和杨村糕干的，样样俱全。三不管的小吃基本上都是北京风味的小吃，也有很多北京人来此经营，比如卖切糕的吴赖巴，就是北京牛街寿刘胡同人士，卖豆汁的、卖杏仁茶的也都是北京人。这里的买卖也吆喝着卖，卖驴打滚的吆喝得最好听：“哎！我这是北京新来到的，江米黄米面的，多么高的驴打滚儿啊，吃一块想两块，青丝玫瑰的澄沙馅地滚儿啊——”，听见就想吃。卖水爆肚的吆喝的最悬乎：“新鲜的爆肚啊，前五分钟这牛还活着哪——”，好么，够吓人的。
孩子们最爱看气功师傅“王麻子”、“李傻子”砸石头，他们打好场子，用几个长条板凳一围，然后就开始白乎，主要是说自己的师傅是谁，自己学艺不精，练得好大家就赏脸帮助帮助，练得不好，您也多多包涵。言罢就开始比划，将气运到手掌，大喝一声“哈啊——开！” 手起掌落，饭碗大的河卵石立马砸成两半儿。那个叫李傻子的能练“金刚钻儿”，就是用手指钻砖头，他把一根手指运足气力，一边钻一边吹砖沫，硬生生将青砖钻出一个孔来，真乃神力也。可是也有人说，那石头、砖头都是用醋泡过的，比较酥软，并不是真功夫。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照看不误，只要石头应声落地、青砖钻出孔洞，必定是扯着脖子叫好。
这里还有练把式表演各类杂耍的。扔石锁的，把大几十斤的石锁在自己身子前后玩的左右翻飞。耍中幡的，把一根一丈多高、挂有幡旗的大竹竿稳稳当当地在胳膊上和头顶上来回腾挪。吞铁球的，一对大钢球入肚后再用气功托出来，你可以看到上面隐约的血丝。肚内纫针的，把丝线和钢针分别吃进去，然后会穿成一串从嘴里拉出来。还有吞宝剑、吐火球、油锤掼顶等节目，都是各怀绝技。
表演中国古典戏法的演员用一个大单子遮盖住自己的手，然后大喊道：“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变出来，还得来把土——噗——说变就变，来得快当。”就从大褂里掏出各种瓶瓶罐罐，甚至是带着金鱼的大玻璃鱼缸，火光熊熊的的大火盆。虽然明明知道这些东西东来自于那件大褂里面，最费解的是，他竟然能把那么多东西藏在自己的身上。
这里还有各种小摊贩，出售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山东卖钢针的，他一边卖，一边把钢针往一块木板上剁，吆喝起来别有风味：“一号这个钢针板儿上剁，武松打虎景阳坡呀，十三那个太保李存孝，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曹孟德带领人马八十三万降董卓呀，张翼德一声喊，喝退大河，哎呀呵。”
前院里还有一个小剧场，演出相声和各种鼓曲。相声著名演员刘文亨、班德贵、王嘉琪、于佑福等都曾在这里演出。此外，撂地说书清唱的也大有人在。
后院里有一个摔跤场子，有号称全国冠军的“天津大老九”等明星选手在此演出。天津评书前辈刘立福回忆评书大师陈士和时写道：
师爷经常去南市三不管李长贵干的跤场，那时天津有名的“四大张”不断上那摔跤去（张连生、张魁元、张鸿玉、张鹤年——笔者注）。师爷往那一坐，“镇粘子”（吸引观众——笔者注），赵佩如有时也去。师爷会摔交，懂得摔交的技巧，他坐那给讲什么叫“蹦拱排滑套，把拿里倒勾”。“知道这下怎么下来的吗？这一勾没勾上，啪！一反腕儿来一个‘得合落’。”
由此可见，三不管撂地的艺人，并非都是无名之辈。
说到三不管摔跤的摔跤把式，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南市口美琪影院（后来的人民剧场）附近，有一个高大的美国大兵在光天化日下公然调戏一名弱小的中国女子，那妇女连声呼救，围观的众人迫于美军的势力，敢怒而不敢上前阻拦。此时一名精壮的天津汉子从人群中走出，上前制止，那大老美自持人高马大，居然大打出手，只见那汉子左右腾挪，三把两下便将那美国兵摔倒在地，三拳两脚把那流氓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四周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此人便是 “四大张”之一的摔跤名将张魁元，可谓是天津跤人不畏强暴，挺身而出的英豪典范。
后院里还有拔火罐的、修脚的、拔牙的、相面的、测字抽签的，以及练把式兜售大力丸的。卖大力丸的孙玉清，以打弹弓子出名，他打弹弓不用瞄准，还能使出各种姿势，像什么苏秦背剑、张飞蹁马之类的，不管用什么动作，都是指哪打哪，准确无误。耍大铁刀卖膏药的高大愣，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膏药就在现场熬制，一口大铁锅内熬着膏药，患者哪儿不好受、哪儿疼痛，他就用两根木棒，搅合起一团膏药，趁热敷在患处，腿疼敷腿，腰疼敷腰，后背疼敷后背，都能管用。
很多时候，人们一提起打把式卖大力丸、卖膏药的，就会觉得那都是骗人，不屑一顾。但事实并非如此，三十年代号称“北连南王”的评书艺人连阔如先生，在他的著作《江湖丛谈》中，曾详细地记录了民国年间三不管卖大力丸的情形，并给予了肯定，今特摘录一段以供诸君欣赏：
在民初的那几年，三不管有个打弹弓、卖大力丸的，叫高凤山。天津是个水旱码头，中外洋行林立，外洋的货物，都在那里装卸，脚行都很发达。各省的人们，出外谋生，到了天津，不怕没有亲可投，只要有膀子力气，水码头去扛大个，旱码头火车站，卖点气力，当时就能挣钱，可算是华北的农工商业交货场，劳动区域。
一般劳动的人，都不能比阔老少爷、太太小姐，高尚娱乐，贵族化的消遣处，不能去，都常逛那平民化露天市场——伟大的三不管！他们劳动人，热天不能怕热，冬天不能怕冷。有力气能挣钱，身体多强壮，亦容易受外感。如若筋骨疼痛，风寒麻木，立刻就不能挣钱。虽然有病，不敢叫阔医生、大医院诊治，都找那打弹弓的高凤山，买那大力丸。花钱不多，吃了就好。所以一般劳动人，有了病，都找他去治。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后人有必要对南市、三不管发生的往事和在此谋生的人们重新认识。这里的曲艺文化、茶馆文化、跤场文化、杂技魔术文化，都曾群星闪耀，成就了无数行当的大师。例如以练气摔跤为主的天津“三大力”中的张大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三不管称雄一时，却不幸“殒落”，其生平豪迈事迹，如今却默默无闻，被历史湮没，使人深为遗憾。还有三不管的饮食文化也是独树一帜，当年，龙嘴大铜壶、切糕、面茶、锅巴菜皆是入口难忘的津味美食，各色各样的药糖、麻糖、拔糖、糖人、糖堆儿，都能引起人们对过去三不管的美好回忆。因此我想不能一说到南市、三不管，就理所当然地想象为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因为无论是在这里打把势卖艺的撂地艺人，还是出售各种小吃的摊贩，大多都能遵循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至于流氓恶霸、混混儿赖皮、妓院赌场烟馆，旧社会哪里都有，并不是南市和三不管的独家专利，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凡事走极端的弊病，是不是也应该改一改了。
——2008年12月12日

饱蠹鱼 2010-04-16 09:00
后记

《南市绝唱》顺利编竟，这既是《天津记忆》系列资料的第一本个人专号，也是团队计划编辑的数本南市专号的第一本。
非常感谢这本专号的作者王和平先生，他的流畅而生动的文笔，使得整个编辑过程非常愉快，我们所做的工作极少文字上的整饬，更多的只是技术方面的编排，因此仅仅花去五个半天的散碎时间，这本专号就定稿付梓了。
从年龄上说，王先生是我的父辈，但团队成员间私下交流，我们仍然习惯叫他的网名——老九，不只是网络上的先入为主，也因为只有这个称呼才显示得出一种亲近。我与老九先生交往并不多，但他的朴厚性格和实干精神，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面是去年10月，团队在民族路92号举办“百年意式风情”图片展览，他一气带去了数十本书，分赠给几位他“熟识”的网友，并充分考虑了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所馈各有不同。这些书中也有属于我的数种，虽然大多转送给了别人（我已经有了），但我仍旧心存深深感激。第二次见面是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在鼓楼的一家餐馆吃饭聊天，这次谈得比较投机，也比较深入。当时说到《南市绝唱》，老穆和我都希望他能再写两部分，以足成一本专号的分量，没想到半个月之后，他的《东兴市场》和《三不管》就问世了。崇尚勤勉务实，忌讳坐而论道，这正是包括本人在内很多人所缺乏的。与老九先生还通过几回电话，虽然时间都很短，但每次均有所收获。现在我们还只是两面之识，但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更多向老九先生请益的机会。
最后，还想说的一点是，团队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老九”不断涌现。我们将竭尽绵薄，争取为每位有能力、有需求的网友，编印自己的“天津记忆”专号，既可当作人生旅途的小结，也可为天津地域文化的发掘添砖加瓦。同时，我们也期待老九先生在忙碌之余，能顺利完成其关于南市的全部写作计划。我们深切期待着！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窗外辞岁的爆竹声已经响成一片……
杜鱼写于农历己丑除夕之夜

爱冬注：（南市绝唱之1-6转帖完。明天转帖大胡同漫谈请朋友们继续欣赏）

谢谢胡老添加的照片视频，给阅读带来了许多新的素材。

街名，是城市的地理符号，更是城市凝固的自传，一个个串起的街名，编织出城市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构成了城市的故事，天津的大胡同，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传奇故事,这个地名让有生命力的历史附着其上,成为卫嘴子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胡同”在汉语里是双音节的单词，是小街小巷的意思，源于蒙语,流行于北方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城镇地名中以“胡同”作通名的约占地名总数的60%以上。凡用“胡同”作通名的里巷，一般都比较狭窄，(按旧制不过360步的狭长通道,称为胡同)人口稠密，两侧多为平房。

　　别看这成千上万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边的学问可大着哪！一条条胡同，就象一座座洋溢着民俗风情的博物馆，烙下了人们生活的印记，那些层出不穷的趣闻掌故，大都深藏在胡同里,让人领略不尽。

   老天津卫胡同的名称从明清开始一直靠人们口头相传，至于用文字写成标牌挂在胡同口上，那是民国后的事儿了。在天津的历史上，胡同众多，但其中以繁华著称的，只有三条。一条是袜子胡同，从清中期就开始繁荣了；一条是朱家胡同，大概在小白楼、开封道这一带，繁荣于民国时期。这两条胡同如今已经因城市的发展改造而消逝了旧有的痕即。而第三条繁华的胡同，也是天津最大的一条胡同。这条天津最大的“胡同”，就是红桥区东南部旧称河北的“大胡同”。今天的大胡同已不同于往日，由一条胡同变成了一片地区，已成为南货北销、辐射三北、闻名海内的小商品集散地，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可是很多人搞不清，为何商业如此钟情于大胡同地区，从明清、民国到现代数度成为天津的商业中心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胡同地区能数度成为天津的商业中心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具体来说，是有其地缘、人缘和物缘积淀的原因的。先说地缘：

1，大胡同的地缘
早年的大胡同只是一条北城根到窑洼渡口的小土道,后来如何变成了商业中心呢,这还要从李鸿章说起,清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 按照旧例，冬日在保定的直隶督府办公，夏日应到天津处理公务，天津没有当时设立专门的直隶督府，就暂且在运河边的盐院衙门办公。天津的所有府、县、军事、行政衙门都在卫城中，为方便经常进城议事，李鸿章于1888年在盐院门口架设了天津第一座可开启铁桥，因附近金华园而起名曰金华桥。桥修好后，过桥去窑洼渡口的人群就更多了，原先的小道两侧也开始有人建房搭屋，而这条小土道也被人称为大胡同，为什么在胡同前面还要加个大字呢，说明该地仍空旷荒凉直通潞河边，视野开阔。公元1902年，袁世凯主政直隶督府后，为推行其制定的北洋新政，要在潞河北的一大片不毛之地建设一个新城，为此，袁世凯先把直隶总督府由盐院衙门迁移到潞河边上的原“海防公所”，然后又连发了两个“开发河北的十三条规定”，规范了建设拆迁的各种行为和奖惩方法。他先责成天津道在新开河地区设立一个新车站，（即现在天津北站），又主持修建了位于原窑洼渡口处的金钢桥，并亲自为其剪彩。从新车站到督府门前修一条大道曰大经路，并同时修通了通向金华桥的通道，于是，这条连接金华桥与金钢桥之间小土路就变成了一条宽广的大道，这条大道不长只有二百多米，按习惯称呼还叫大胡同。这个大胡同从历史上来讲，就是指金华桥的桥头到金钢桥的桥头，一共210米的距离。在1902年，德国绘制的天津卫全城的地图上，从金华桥到潞河边，并没有道路标示，只有1903年袁世凯修完了金钢桥并打通连接金华桥桥头以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大胡同。由此可知，这条在清道光年间成型的“大胡同”原本是南运河与子牙河两座渡口之间的通道。因为它位于南运河的北岸，一直被称为“河北大胡同”。从一张大胡同的老照片上便能看出这里旧日繁荣的端倪。大胡同这块地，地势比较高，大胡同被修通以后，客观的成为天津卫城和袁世凯建立的新城之间唯一的陆上通道。因此，精明的商家就早早把眼光盯到了这个位置上。在建桥工程开工的时候，就纷纷在通道的两侧建造店铺，开设门面。所以大胡同修通以后，大胡同两边的店铺马上就开门营业，并很快形成繁华的街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胡同的地缘。

2，大胡同的人缘
大胡同的繁荣还依仗着“人缘”的聚集。而谈到“人缘”汇聚的原因，不能不提的一个地方，就是大胡同紧邻的“侯家后”。
天津卫最古老的居民聚落及胡同群，当属侯家后。当时有歌谣云：“侯家后里出大户，三岔河口笼不住。出进士，出商贾；数数能有五十五。”这里本是南运河边的一家侯家茶馆，在房后有一大片空地，在这块空地上渐渐出现了贩卖各种物品的商贩，人们都会说“到侯家后面去看看”，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一个“侯家后小市”后形成居民聚落时亦被称为“侯家后”。在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年），侯家后有一名文人李怀芳，曾在自家门前贴出一副对联：“天津卫八十三岁铁汉子；侯家后五百余载旧人家。”说明早在元朝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前，这里就有了居住的人家。（见高凌文《志余随笔》）
从人缘上讲，大胡同沾尽了侯家后的光。侯家后是天津卫最古老的原始居民的聚居地之一。它可以追溯到元朝中期，侯家后就已经是一个村落了。因此，它有人缘、人气。另外，旧时江南来的船，必先经南运河再经三岔河口转北运河运达北京。过往的客商和船家，多在这里停船靠岸，知会衙门签证完税。到三岔河口来往的水手、客人，都要在这里上岸休息，转运、购物、休闲，巨大的人流，带动了物流，巨大的物流，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侯家后地区的商业兴旺，以侯家后为中心的北门外、估衣街、锅店街、大胡同就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人缘。

3还有一个就是物缘

这个物缘就是指大胡同的周边曾经有过四个“市”，历史上的侯家后地区，曾经有过有四个市场，一个是肉市，一个鱼市，一个晓市，一个鸟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充当了天津卫百姓生活物资的集散基地。

肉市，顾名思义，便是买卖猪肉的市场，位于侯家后的北端，靠近南运河一带，（大概位置在现今天奕商城一带）这里集检疫、屠宰、买卖为一体，提供一条龙的服务，每天可处理生猪一千余头，从四郊五县赶来的活猪，在这里处理后，猪肉销往全市各地，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天津卫的猪肉市场。

鱼市位于金钢桥桥头，在今解放广场一侧，严格的说已不在侯家后的地理范围，但，当时控制鱼市的“鱼锅伙”们都在侯家后，故，也被列入侯家后的“四市”。鱼市24小时营业，渔船随到随卸，过秤定价渔霸说了算，不光是天津卫自己的海河渔户，白洋淀、河北省的产鱼区都把鱼送到这里来卖。当时鱼行里的渔霸们，基本吃住和办公都在侯家后，因此，鱼市的繁荣和侯家后也脱不开关系。

鸟市，在大胡同和侯家后之间的位置，顾名思义就是花鸟虫鱼市场。庚子事变以前，北城根外有一个崔家麦场（东北角长途汽车站），地势开阔，城里人都喜欢到此遛鸟，放风筝。1918年，海河弯道改直，把三岔河口这个地方改道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原来南运河的河道就形成了干河，这个干河填死了以后，就形成了一片更大的空地，于是更多的遛鸟人就被吸引到了这个地方。1902年，大胡同四周修建了东西南北四条马路之后，这块空地更为突出，城里的那些玩鸟的遗老遗少，纨绔子弟纷纷来到这片空地上遛鸟，游玩。慢慢就吸引了很多做花鸟鱼虫生意的小贩们到这块空地上来交易，形成市场。江西督军李纯看好这块地的潜在价值，花重金买下了这块地盖起了钧和里居住区和沿街店铺，鸟市开始有了固定的经营网点和商户，进入民国后，鸟市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基础高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大胡同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鸟市也为大胡同的繁荣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晓市，那么这个“晓市”，又是什么意思呢？“晓市”的“晓”，就是拂晓的“晓”，在拂晓时期经营的市场，也就是现在老百姓说的早市。天津卫过去的晓市，天不亮，就开始上市，批发的种类基本上都是小百货，一些南货，再有就是儿童玩具，干鲜果品，当时你像各个学校门口，小胡同里卖的那些糖摊，那些小贩们卖的各种刀枪呀、糖块呀，干果呀，都是批发与晓市。各种小吃，比如糖粘子，各种鬼脸，捅彩盒子，糖豆糖块，都在这里上货批发。从针市街到估衣街的街口，锅店街的两侧，摆满了一个又一个的批发摊，河北省白沟、廊坊的商家早在前半夜就开始摆摊了，晓市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天亮散市，并必须将身后店铺的门前、台阶打扫干净，不能影响店铺的开门营业。有的店铺还有住户，常年后半夜喧闹也不好忍受，故在门前贴一纸条，上写“楼上住户，请勿喧哗”，晓市的商家也很自觉，便躲开人家的窗户摆摊。
有了地缘、人缘和物缘，在加上北洋新区的快速发展，大胡同顺理成章的发展和繁荣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年在大胡同，有知名的企业数十家，而这数十家企业，也就囊括了人们生活当中的各个领域。比如说布匹行业，有有名的汇亨布店。鞋帽行业，有北德新鞋帽。洋广百货，有益生百货店，南货、针头玛瑙等小商品一应俱全。小吃和茶食，有祥德斋，南味，就是熏鸡熏鸭，腊肠腊肉等腊味的食品，有老稻香村和生村洋北号，还有一家酱园。这家酱园叫东茂居。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每次吃捞面，炸酱，都叫我端着一个大海碗，到东贸居去打一斤黄酱。东茂居的位置在影院街街口，对面就是商务印书局（后来的新华书店）。提起商务印书局在大胡同也是一景，那个地方原本是盐院衙门的一座凉亭，盐院荒芜后，在凉亭的位置盖起了商务印书局，盐院则盖起了河北电影院，1927年，河北电影园在大胡同建立。紧接着，五大书局也落户于此。也正是因为有了电影园，有了书局，让原来到大胡同来的人员阶层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之前，读书人和稍有身份的人一般是不到大胡同来的。而电影园和书局的建立，提升了大胡同地区的文化层次。之后，胡同地区接二连三的建立了许多茶社、茶馆，曲艺厅，这里的人气更加繁荣。到30年代年达到了鼎盛时期。60年代，随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加快，当时的大胡同已经不能承担城市商业的需求了。1976年天津地震灾害过后，大胡同地区开始了提升改造，经过了30年的开发，现在的大胡同已经不是指原来的那段路，而是指包括北门外估衣街侯家后等在内的整个地区了，而大胡同也由一个普通的地名变成了含金量极高的城市品牌了。

   “南有义乌，北有大胡同”。作为近代天津商业的发祥地，大胡同商品批发市场享誉全国，经过100多年的孕育成长，这里始终有着旺盛的人气和商气至今不衰。

早年间大胡同著名商家一览

棉布行业：会亨布店；

鞋帽行业：北德馨；

洋广百货：义生百货；

化妆品业：广生行；

书局印务：商务印书局、世界印书局、集成印书局、大东印书局、华洋印务局；

南纸行业：松鹤斋、瑞兰阁；

茶食糕点：祥德斋；

干鲜果品：义德祥；

南味：老稻香村；

酱园：东茂居；

茶叶：文祥鸿；

西药：华洋药店；

中药：天一堂；
大胡同长不过200余米，两侧排满这么多的商家（小店未计）。其繁华，可见一斑。还有哪位朋友知道，继续补上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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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上海有个“大世界”天津有个“劝业场”，来天津的人不去逛逛天津劝业场，那可算是白来了。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已经有80岁高龄的老建筑“劝业场”。

劝业场的开幕营业日选定在1928年12月12日，匾额由津门名写家华世奎书写。老人们说，开业时比过年还热闹，大官小官、普通百姓都来了，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层。那种轰动像是来了个天外客。天津梨栈大街人群熙攘，楼高7层、场地宽阔的劝业场开幕，轰动了整个津门。法国领事到场祝贺，英国驻军军乐队也吹吹打打前来助兴。因为地处旧法租界，劝业场开业前曾拟名“法国商场”，最后改成“劝业商场”，是采纳了股东之一戴振的意见。场内挂着“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个条幅作为办场的宗旨，“劝业商场”四个字便是取了这四句话的首字连缀而成的。

厚重的历史
天津劝业场始建于1928年，至今已有七十年历史。在经营中，以其独特的经营特色和业昭诚信的服务宗旨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任。

1958年，劝业场与毗邻的天祥商场合并。场内有15个经营商场和储运部，经营品种近3万种，日客流量近20万人次。单凭这三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劝业场的魅力。
1992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1994年1月28日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1994年8月26日改扩建后的劝业新厦竣工开业，豪华典雅的共享空间里，巨大的电子荧幕和声控彩色喷泉为广大顾客提供了美的享受。新老商厦总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营业面积3.6万平方米。
1997年11月15日正式组建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公司所属天津华运商贸物业公司以储存、运输业务为主题。占地55.4平方米，年吞吐量150吨，年运输能力80万吨。
蒋子龙文录—选自《话说劝业场》.序言
劝业场被称为天津的“城中之城”，“市中之市”，这就是说天津形成现代格局的繁华是有了劝业场才开始的。劝业场的兴兴衰衰自然就集中地、生动地体现了天津的历史。
劝业场成了天津繁华的象征。……
知道天津市的必知劝业场。不了解劝业场则不算真正了解天津。

天津劝业场于1926年开始筹建时，高星桥聘请法籍工程师设计，建筑风格明显受折衷主义建筑形式的影响。主体五层，转角局部七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七层之上建有高耸的塔楼，由两层六角形的塔座、两层圆形塔身和穹隆式的塔顶所组成，上面装有旗杆、避雷针兼做装饰物。整栋建筑显得壮丽挺拔。
在立面处理上，底层临街陈列窗上方是一圈钢筋混凝土大挑檐，在商场入口处，是大拱券，并与两侧大挑檐连接贯通，拱券顶部和前面都有精细的花纹装饰。阳台设计有凸有凹，凸阳台牛腿支承，凹阳台两侧配以廊柱，中部装以宝瓶栏杆。五层转角处有三开间的挑阳台，挑梁也为牛腿状，五层和七层皆为半圆拱窗券，有三连拱和二连拱之分，增加了立面装饰效果。
商场内部是中空回廊式。中间有一座过桥相连通，过桥两侧设置两部双向楼梯。场内四角分别设有四座楼梯和五部电梯，沟通垂直交通。靠北侧胡同内还有两座钢制太平楼梯。场内交通十分流畅。
中空部分屋顶为阶梯形的钢筋混凝土平顶，四周向中间退缩，有三层天窗，以利自然采光和通风，四周部分屋顶为屋顶花园，即“天外天”游乐场。整座劝业场大楼地基以梅花桩钢筋混凝土为基础。
劝业场的匾额，为清末高官、近代天津著名大书法家华世奎老先生所书，后被有关权威部门列为中华名匾。此为劝业场建筑文化增添了画龙点睛之效。
有关专家指出，天津劝业场是我国和津门近代优秀建筑之一，也是我们中国和天津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在中国和天津的历史、文化发展史和建设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同天津市其它古建筑、现代建筑一起展现着我国和天津市建筑艺术、技术发展的延续性，因而也是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有人说：上海有个“大世界”，天津有个“劝业场”，如果不去逛一逛，枉到津沪走一趟。劝业场这座近代优秀建筑已经成为天津的标志和象征之一，是津门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特点的代表作。

天津在解放前，劝业场的一、二两层楼及三楼的一部分租给铺户或货摊，经营日用百货、布匹、器皿、钟表、首饰、文房四宝、旧书、古玩、工艺品等；四、五、六层是剧院、影院、茶社等游艺场，设有天华景戏院、天宫影院、天纬台球社、天纬地球社（保龄球）、天露茶社、天会轩、天乐戏院和天外天，时称“八大天”，从这八大天里诞生的戏曲和曲艺名家不下十几位，其中天华景的京剧科班——“稽古社”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这里每日灯红酒绿不夜天，成了花银子、找乐子的绝好去除，即便这些个地方玩腻了，出来透透气，说不准又被场里开的两家相面馆、一家草虫社（专卖蛐蛐、蝈蝈）的伙计拽了进去。

劝业场经历了辉煌也历经了惨淡，日本军队的占领、水灾的横行、连年内战都曾经让劝业场几度风雨飘摇。建国后，商场的业务逐渐恢复，它在天津乃至中国零售业中的地位也日益突显。一直到90年代初，劝业场作为天津的三家大型零售商场的龙头企业一直引导着天津商品的销售潮流，当时它的客流量最高峰一天达到10多万人次，销售额4亿多元。

今天的劝业场仍然是金街上最亮的一颗珍珠，新厦老厦双星耀目，靓丽霓虹交相闪烁，走进那个叫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感受劝业场汩汩而出的“场”气，她已经远远超越了柜台与商品的简单组合，而变成了商业与文化完美结合的化身。

现在天津已经形成了以和平路、滨江道为中心商圈，以小白楼、南楼、佟楼、鼓楼、西南角、西青道、中山路、十一经路为区域商圈，综合业态齐备，商场、市场、专卖店星罗棋布的新的零售格局。曾经一枝独秀的劝业场在这滚滚商潮中继续续写着它的荣华。

谦德庄，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境内，大体四至：东临人民公园（三义庄）；西接友谊北路（改造前为海口路，旧称哈内路）；北面是马场道北段；南面是津河（改造前是废墙子河）。方圆两平方公里左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谦德庄是一个集餐饮、娱乐、购物、交易、休闲为一体的、极富平民色彩的、世俗化的商住区，市井繁荣、物华天宝。即使在六十年代初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这里的自由市场（当时叫“黑市儿” ）也相当活跃。白天，商贩摊位成群，吆喝叫卖，游人如织；晚上，酒馆觥筹交错，划拳行令，熙熙攘攘。

在谦德庄中心地带，永安道与保安街交口处的电杆上悬挂一硕大的电钟，俗称“谦德庄大表”。但凡来此逛街的人们都已大表为参照物指认方向或掌握时间。

在“大表”南的保安街上有一家远近闻名的饭馆——“德盛居”，菜品地道，色、香、味、形、器俱佳，烹虾段、红烧鲤鱼、酱肘子是招牌菜。当时，居家喜寿、亲朋聚会能在“德盛居”请客是很体面的。“大表”东西方向的永安道上，酒馆饭铺、豆腐房、食品店、杂货铺鳞次栉比。更热闹的是这些餐饮店还在户外支锅搭案，厨师们边制作边吆喝，不时舞动着手中的铁勺或擀面杖有节奏地敲击锅沿、橱案，极富煽动性、表演性和乐感，不由得使游人驻足观看垂涎品尝。在这趟街上，天津包子、回头馅饼、高汤混沌、卤煮炉盖烧饼、炸大果子饼、水爆肚、煎焖子等津味小吃应有尽有。从清晨到傍晚连市，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卖家边展厨艺边赚钱，食客边品美味边取乐，情景交融、酣畅淋漓。

谦德庄地区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影剧院。汕头路北口的“百花影院”解放初期叫“和平戏院”，“文革”时改称“战斗影院”后复名“百花”，专映优秀的复映片。保安街上的“大星影院”“文革”时改称“红星”，当年以放映新闻纪录影片为主，设施简陋，座位是长条木凳，银幕是粉刷的白墙。放映“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盛况空前，我国优秀运动员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人的高超球技令人叹为观止，许多观众是第一次看到用高速摄影机拍摄的“慢镜头”他们英姿勃发的拼搏精神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沿保安街南行右拐既是该地区唯一的“甲级”影院——长江影剧院，设施好，布局规整，正面有门厅，观众席为一、二层，二层?/SPAN>U”字形，舞台宽阔纵深，既能放下银幕放电影也能吊起银幕演戏剧。小月珠、小鲜灵霞，小彩舞（骆玉笙）、常宝霆、白全福、苏文茂、朱相臣、王毓宝、李润杰、王宝堂、王元霞等戏剧、曲艺名家都在此演出过。因长江影剧院是“甲级”剧场，所以能放映首轮新片和海外译制片。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也在此复映，“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香港影片“十号风球”、“寒夜”、“家、春、秋”，美国的“社会中坚”，前苏联的“三零六号案件”、“海军上尉巴宁”、“蓝箭”、“非常事件”及其他译制片“冷酷的心”、“红菱艳”、“奥赛罗”等等都曾在此隆重上映。每逢新片首映、举办外国电影周或名家戏曲、曲艺演出都是海报高悬、霓虹闪烁，各阶层观众趋之若鹜兴高彩烈。

汕头路李家小房子附近有“利顺”等大小书场三、四家，每天演出早、中、晚三场，每场约两个半小时，评书、大鼓书轮番表演，也能计时收费，十分钟二分钱。场内服务员都是男士，一袭中式青布裤褂，胳膊上搭一条白毛巾，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即招呼引导观众入席又递送茶水、瓜子，早年还扔手巾板后取消。“杨家将”、“岳飞传”、“聊斋”、“金陵十二钗”等是这几家书场保留的传统节目。每逢开演说书人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听书人如醉如痴、身临其境。艺术家精湛的表演与古典文学中跌宕的故事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出神入化，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临到终场留下“扣子”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引得人们每场必到，风雨无阻。

李家小房子北口，“窝铺”以西，有一家摔跤场，高搭天棚，苫布围挡。这是由张德起、张大力等“练家”创办的河西惯跤场，这些跤坛宿将为人忠厚侠肝义胆，开跤场以强身健体为主，从不向观众中的老人和孩子收费。操练时师徒切磋技艺，业余跤手也可上场“过招”他们不但表演中国古典式摔跤也表演举墩子（石制杠铃）、举石锁、练气功，特别是张大力表演的“单耳吊童”、“群英占福”令观众瞠目结舌，堪称绝技。

汕头路路西，旧称此地“义园前”，这里有一颇具规模的废旧物品交易市场，俗称“破烂市儿”。这里既是二手物资交流的集散地，也是天津早期的“跳蚤市场”，有固定门脸儿也有自由摊位。有专事大宗货物进出的掮客，也有那些走街串巷“喝破烂儿”的生意人和“古玩虫”，将收购的物品经分类筛选后在这里做交易，高低贵贱，品类浩繁，商业气氛十分浓烈。这个“破烂市儿”非同小可，贵重物品有：古旧家具、古籍善本、古董珍玩、名人书画、裘皮衣帽、布匹绸缎、话匣子、留声机、钟表手表、照相机、林林总总。像自行车零件、日用杂品、五金电料、估衣铺陈甚至小到螺丝钉、铃铛盖、暖壶塞、针头线脑等低廉物品更是铺天盖地应有尽有。居家过日子缺个什麽东西，配个什麽物件哪也甭去，逛一趟“破烂市儿”全解决了。在这个贵贱杂陈、良莠参差的大卖场里，也不乏慧眼识珠的行家里手，他们是“虫子”、“玩家”，“捡漏”发财一夜暴富者大有人在。

在谦德庄，凡是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服务行业无所不包。如：“宝兴池”澡塘子、“光荣”理发店、“柏林”照相馆、“孙大夫”诊所、中药铺、小人书租赁铺以及修理笼屉的、箍梢的、焊铜锡的、磨剪子戗菜刀的、锔锅锔碗的、修锁配钥匙的、弹棉花的、绱鞋的、裁缝铺、殡仪馆，走街串巷拉洋片的、耍猴的、算卦的、卖切糕、卖药糖、卖羊杂碎、卖臭豆腐辣豆腐、卖糖堆儿、卖冻柿子等等五行八作无所不在其及。独具天津特色的吆喝声“堆儿——啊”、“喝糖罐儿的咧——”等，或粗犷甘冽或委婉悠长，像歌一样萦绕漂荡在大街小巷。

谦德庄地区，人口密度大，中、小学校就分布在街区里巷间，二十三中学、谦德庄中学、义园前小学、广东路小学、本部里小学、三德里小学、永安道小学等，狭窄的校园、简陋的教室，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培养了一代代谦德庄居民的子孙。

在旧社会，谦德庄地区是劳动人民的血泪场，是恶霸地痞流氓杂霸地的乐园，据史料和报章记载，解放前，区街内有上百家妓院，大烟馆、高利贷典当行各十来家。“是下层社会玩乐、纵欲、麻醉、堕落的场所”。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立即取缔了丑恶行业，对从业人员进行了教育、挽救、改造，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和窑主，保留了正当的手工业、工商业、服务业。由于地理区位的关系和历史诸多因素，这个地区人口稠密，居民阶层复杂。有投资置业的房产主；迂腐没落的官宦后裔；自命清高的文人雅士以及资方代理、高级职员、中、小业主等殷实富庶的小康人家；小手工业者、“土著”城市贫民。相当数量的居民是来自河北省沧县、黄骅、献县等穷困地区及山东省部分灾区逃荒至此落脚谋生的贫苦农民。这些外来“移民”，拉家带口潮水般涌来，搭起低矮的“窝铺”或租住“三级跳坑”式的简易平房，年复一年、繁衍生息、辛勤劳作、落地生根，随着生活的历练逐步成为久居在这里的都市居民，或务工或“练摊”。由于他们经济基础薄弱又没什麽文化，构成了该地区低产业、低收入、庞大的劳动密集型群体，成为该地区居民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潮席卷神州大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天津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乘势发力，把改造谦德庄作为难点、重点来抓，经过几年的努力，这里的人文环境、居住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谦德庄已不复存在了，代之以新型的住宅小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巍峨的“危改纪念碑”高耸入云，美丽的津河欢快流淌，这一切记录了几代人的追求与梦想。昔日谦德庄，以其独有的特质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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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津叫卖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的叫卖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城市发展相伴生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是胡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我国已有千年历史。小贩的吆喝是叫卖的主要表现形式，亦称市声或货声。是城市的“声音文化”，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口头文化遗产。可以这样表述：即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产生了城市，也催生了商业，胡同的大量出现，推动了行商及小规模的商贩、手工劳动者出现，推销自己的吆喝声逐渐产生，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成为广告业的原始表现形式，并为百姓接受和乐见，作为辨识行业、产品、及品牌的手段之一。此后经历代传承，经过了产生、发展、兴盛、衰落、淘汰、的全过程。现在，原生态的叫卖吆喝已属凤毛麟角了。

　到了清朝，随着贸易往来和军队调防，外地人口大规模移居，天津成为杂聚各地居民之处。康熙年间的《天津卫志》中记曰：“天津去神京(北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杂处……实在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此时的天津真正成为一座移民城市。这段时间是天津历史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带动了天津商业文化和城市文化的高速发展。

天津的叫卖文化既然是和天津卫城的发展相伴生的，由此具有历史短，多元化、生动鲜明等特点。
1、天津自1404年设卫建城不过才600多年，比起那些千年古城、六朝古都来，历史相对短暂。但天津具有老城（城厢区），中国地（北洋新城区）、租界地（九国租界）等多种城市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因而使天津的叫卖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有些商贩进不了租界，有些商贩不去中国地，这就形成了同一行当的吆喝隔街不同腔、两岸不同调的叫卖特点。
2、天津的吆喝是多元的南腔北调，这和北京等地的吆喝有很大的区别。北京的叫卖是京字京韵，“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而天津是个移民城市，城市初期的居民以安徽及江浙一带的移民为主，淮军的驻防及大批随军家属，带来大批的江淮民众，清末民初的两次大洪水，使得大批山东、河北的难民涌入天津，这些人后来大都以小商小贩为生，各地的方言和腔调形成了天津叫卖呈多元化的特点，同时，由于一些行业多是子孙手艺，子承父业代代相承，于是又形成了地方派别特征。

如：剃头的，多是宝坻人氏；修脚的，多是定兴人氏；打铁的，多是章丘人氏；卖布头的，多是高阳人氏；卖豆丝儿的，多是武清人氏；卖扫帚的，多是香河人氏；卖颜料的，多是山西人氏；开饭馆的，多是山东人氏；卖海鲜的，多是海下人氏，卖菜的，多是杨柳青人氏；卖荞麦皮的，多是宜兴埠人氏；卖戗面馒头的，多山东人氏；练杂耍的，多吴桥人氏等。各地的吆喝，汇总在天津，成为天津叫卖文化的最大特点。

3、天津卫的漕运催生了码头文化，使得曲艺、杂耍十分盛行，故人称天津为“曲艺之乡”。一些商贩为了生计，主动把曲艺中说唱的技艺引进吆喝，有韵有腔，宛转悠扬，形成独特的曲口吆喝，使天津的叫卖文化更加生动鲜明。如卖药糖的吆喝和卖针的唱口儿，就是典型的曲口吆喝。

4、元明时期的漕运成就了一条专卖旧衣服的估衣街，故有人称“先有估衣街，后有天津卫”。高密度的商家和激烈的竞争，使估衣街的坐商也开始学习行商的叫卖方式，利用对口吆喝来招揽顾客。长期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吆喝方法。“估衣街上古衣多，高唱裙衫值几何。檐外行人一回首，不往里坐也来拖。”这首传唱于清咸丰年间的“竹枝词”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年估衣街唱卖吆喝的情形。后人将它们艺术化，写进文艺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相声《卖布头》，就是最成功的范例。北京人艺编写并表演的《吆喝组曲》已经成为北京叫卖文化经典的保留曲目。

二，天津叫卖文化的主要内涵：
天津叫卖文化隶属于城市商业文化，是构成胡同文化的重要元素，在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积淀了大量的民风民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十分宝贵、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胡同文化中不仅包括叫卖文化，而且还包括了亲情文化、历史文化、建筑文化、年节文化等。）叫卖文化虽然只是诸多文化形态中一棵小草，但，它所蕴含的信息量却是巨大的。

叫卖文化主要包括：行当的产生与发展；行当的工艺与特点；吆喝的传承与变化；叫卖工具的种类与变化等。这些蕴含的信息和城市的发展是同步的，因此一个行当的产生与发展能窥见所在城市的发展过程。

如理发行业，在清军入关前，城市中是没有这个行业的。在清朝以前的历史中，中国的男子束发留须，遵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理学信条，把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发肤”当作一种孝道。每次梳头时留在梳子上的头发都要妥善地收起来保存，这也是当时社会人们普遍能接受的一种道德。故而，古时候还将剃去头发作为一种刑法，来惩治犯罪之人，称为髡（kūn）刑。当然也有一种例外，就是和尚出家要剃去头发，称为落发。发为烦恼丝，能勾起人们的许多欲念，剃去烦恼丝便可除去“意”根（佛家语“六根清静”乃眼、耳、鼻、舌、身、意之谓也）。最初的剃头业，并不是一种行业而是一种政治手段，乍听起来让人有些莫名其妙。清军入关以后，强令汉人剃头，留起大辫子，做一个服从满人统治的顺民。如若不然，便是“反清复明”的反民，一律杀头“以儆效尤”。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据说还是顺治皇帝下的圣旨。为了强令汉人剃去父母所赐的头发，沿大街两侧搭盖席棚，内设剃头挑子和大刀队，见汉人没剃头，便强行拉入，稍有反抗，剃头刀便会换成了砍头刀。被剃头者，望着地下的头发几乎痛不欲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清王朝统治的巩固，剃头师傅和大刀队才正式分家而形成一种固定的行业。在传统的服务行业中（人称“五子”行业，指厨子、塘子、戏子、窑子、剃头挑子）剃头理发这个行业不过才三百多年。这个行业最初只能剃头刮脸梳大辫，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租界地的建立，城市出现了可以剪发烫头的理发店，随着岁月的变迁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理发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美容美发店。从内容到工具，从匠人到美发师，三百多年的变迁，从形式到内容产生了质的飞跃，这些很典型的行当发展过程，应该引起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和研究.

我们研究叫卖文化，还可以从中窥见到城市的生活状态和经济水平。现在挎提盒、摇铃铛的绱鞋匠已经从百姓的视线中消失了，这是因为现实中的需求已不存在，人们的生活节奏、生活水平已不需要自己做鞋穿。随时随地都能买到合适的鞋，这个行当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还有一种在胡同里叫卖的食品叫“菇米”，相信60岁左右的人小时候都吃过。杆长尺许，顶端长有一白苞，咬一口，又香又甜，吃的嘴里冒黑沫儿。可是谁也没想到：你吃得高兴时，正是农民落泪时。原来，“菇米”是农业病害的产物。夏秋之交，胡同里的孩子们就会听到叫卖“菇米”的吆喝声。剥去“菇米”的叶子，露出白嫩的苞来，咬上一口，香甜无比，余味无穷，只不过，白色的浆膜里长满了黑色的丝状物，直嚼得满嘴吐黑沫，嘴巴四周也像涂满了黑色的墨汁。进城卖此物的大都是天津周边地区的农民。“菇米”实乃“高梁黑穗病”的产物，一旦被其感染，高粱将颗粒无收，因此，农民对其深恶痛绝。据《辞海》介绍，“高梁黑穗病”有许多种，能长出“乌米”的称为“高梁丝黑穗病”。丝黑穗病的病株变形成棒状，外包白色叶膜，膜破后散出黑粉，即黑菌孢子，落在土壤或种子上越冬传播。无奈的农民们掌握时机，在棒状白苞形成后，及早砍下担到城里来卖，既免除了病害传播又可换些钱。，“菇米”其实意味着农业的大灾年。现在，高度发展的现代农业已基本上消除了“高粱黑穗病”的威胁，城市的胡同里也再没有卖“菇米”的吆喝声了。当然，还有许多在胡同里消失的行当，像补锅锔碗的、拉洋片的、套火炉的、打煤球的等等，无一不是天津社会经济发展的见证。在此，不再赘言。

在叫卖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胡同文化的亲情特征也会渗透到商贩们的吆喝当中。以下的互动场景在胡同中时常能见到：
（腊月里卖糕干的小贩吆喝）“大发财源的糕干哎……”
（从门里出来个老太太）“卖糕干的，来两块。”
（小贩答）“您啦发财呀，奶奶。”
（买主答）“借您吉言啊，都发财。”
买卖做成了，但，相互之间传递的不仅是钱和物，还有人们之间的真诚和亲切，充分体现了天津百姓生活中趋吉向利亲切平和的世俗民风。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许多人在叫卖的吆喝中还加上了一些善意的“前缀语”，如：赛梨不辣的青萝卜；栗子味儿的烤山芋；甜掉牙的大西瓜；一兜水的大蜜桃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夸张和形容，没有超出人们普遍能接受的常识范围，也不会构成欺诈与强卖，是买卖双方都认可和理解的。这些方面很值得现在的一些厂商借鉴参考。

大秃子有病二秃子瞧，三秃子买药四秃子熬，五秃子找了几块小木板，六秃子钉了个小棺材，七秃子抬、八秃子埋，九秃子坐在炕头哭起来,十秃子问他为啥哭,他说咱家死了个秃葫芦
老街__这首儿歌可够早了，当年这样的儿歌不少，如果能回忆并记录，也是一份民间口头文化遗产。
老核桃__东来的风，西来的风，吹到咱这来个秃老兄来！欢迎欢迎
老猫皮皮__前面好像还有两句：太阳出来照南房 ,十个秃子站一行 .大秃子有病二秃子瞧 ,三秃子买药四秃子熬......
龍貓__秃子招谁惹谁了
老砖__如此名字又如此儿歌，定有什么典故吧。
花场胡同__这个儿歌听上去好恐怖的
老砖:当年的一首儿歌，不过，意思一直不明白：
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嘣；一嘣嘣到娘娘宫；娘娘宫，没有门，一嘣嘣到小树林；小树林，没有树，一嘣嘣到大马路；大马路，没有车，一嘣嘣到莫斯科；莫斯科，背大筐，一背背到谦德庄；谦德庄，万德里，梳小辫儿的不讲理。
最不明白的是梳小辫儿的如何不讲理，大概当初有一小伙儿失恋，埋怨对方而编出来的吧。
龍貓__好家伙，感情这儿歌这么长，我小时候听的是这个版本： "拾茅篮的背大筐，一背背到谦得庄 .谦德庄，万德里，梳小辫儿的不讲理"
天津老乐儿__这首儿歌很多版本，最早流行于天津“西头”的版本:
谁是我的兵，跟我走 .不是我的兵，拿棍儿楞（平声） "一楞楞到娘娘宫 .娘娘宫嘛都有 ,三尾巴（乙巴）羌子油葫芦（鲁）（最后两句，根据采风我曾有解：官、儒、佛、道、俗，集大成之谓也）“一嘣嘣到莫斯科”这个版本，我也唱过，应该在1950年以后流行。因有莫斯科一词，小孩子颇觉时髦，入夜常有大孩子带领，排成一排纵队，双手拍打着自己屁股，结合两脚踏响地面，以此儿歌唱词统一动作，在昏暗的路灯下行进，很有些踢踏舞的味道。不过老街__老乐兄这番描绘非常真实，当初小儿童时，就是大家一起拍着屁股跺脚唱的。
二秃__记得还有这样一个儿歌 :。。。起起起不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着着着大火，火火火车头。。。这记得这些，前后回忆不起来了，大家帮忙想一想
曾一智__最后一句：头头大锛儿头！
二秃__天津卫一般家里儿子多没闺女就叫秃子多 .介就肆天津卫！
谢谢老砖及各位朋友帮助回忆呵呵
老猫皮皮__前面还有，我也想不起来了,
..........................老师嫌他年纪小他背起书包往家跑跑跑跑不了了了了不起起起起不来............
老街__老乐兄这番描绘非常真实，当初小儿童时，就是大家一起拍着屁股跺脚唱的。
看来这个儿歌是全国性的啊，能够在哈尔滨同时流传。
龍貓__哈哈，人多力量大，会想来的。
结尾啊，好多版本，我们唱的是：头头，大鼻头，大鼻头里面盖洋楼，楼里住着一群猴，楼倒啦，猴儿跑啦 ,大鼻头气得摔倒啦
老猫皮皮__想起来了........
XXX，穿花鞋，扭搭扭搭去上学。老师嫌他年纪小，背着书包往家跑........（XXX处随便按个谁的名字就可以了）
龍貓__老猫皮皮，穿花鞋，扭搭扭搭去上学........是这么这吧
天津老城__一米二米三，三乘三。骑红马过江南，三面红旗解放台湾
滴血雄鹰__我就知道这一个版本！一米二米三，三一（yao一声）三。骑红马过（落，可能是我记错了）江南，三面红旗解放台湾，台湾没上去，请你滚下去！
我们西窑洼的版本是：一米二米三，三油油，星星斗，斗斗星。
天津老乐儿__儿歌、民谣有时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譬如这首儿歌，常使人想起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提起来苏联嘿嘿，咱们的老大哥……”继而眼前浮现一张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的宣传画，那是什么背景啊？中苏签订了友好条约。此后的儿歌便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有关了，不信您就回忆吧。
追梦者__仿佛又回到了以前
老九__美好的童年记忆~~我也说一个版本的：谁是我的兵啊，跟我走，不是我的兵啊，拿屁崩，一崩崩到娘娘宫，娘娘宫啊，有老道，一崩崩到和尚庙，和尚庙啊，没有人儿，一崩崩到小树林儿，小树林，没有树，一崩崩到大马路，大马路，没有车，一崩崩到莫斯科，莫斯科，嘛都有，三尾（念yi ）巴腔子，油葫芦（鲁）。
最后两句速度加快一倍，哈哈~~~~~~
光阴似水，老歌谣也随之而去了~~
天津老乐儿__有意思，老头儿乐——时光一下子倒流半个多世纪。老九这个，是经典的五区六区（大河北）版本。老砖那个算作一区、二区（和平河西）版本。——基本都算山寨版，原版不知道在哪儿啦！我那个姑且算七区、八区（南开红桥）版本。如果打版权官司，我那个很容易判为原版，哈哈……老几位想想看。
二秃__谢谢大家捧场。真哏儿，乐死我了
老街__儿歌还真捯出历史来了，老乐兄理出了民国时天津划区法，一区，二区，。。。不光如此，这里还有天津发展史，从娘娘宫开始，这是天津早期成型的标志，天津老城的标志，直到大马路，每一个版本都提到大马路了，大马路就是意租界的建国道啊，既然能将大马路一地名引入儿歌，而不是建国道，就说明这个儿歌诞生于解放前某一时期，租界地已经存在，而且很有规模的时候。至于后来加入莫斯科，那是刚解放后小孩儿加入，让这个儿歌国际化了。小小儿歌，了不得啊。
二秃--提到大马路应该还有一首仅还依稀记住两句：大马路，宽又宽，警察叔间，.....叔站中......

花场胡同--或者可以做一个文本分析
随便看看--星期天的早晨大雪白茫茫，卖破烂儿的老头排成行，队长一指挥，冲向垃圾堆…………
XXX放了一个屁，穿过铁丝网，来到意大利，意大利的国王正在看戏，闻到这个屁，很不满意……
旧社会--来到天津卫，么也没学会，学会开汽车，~~~
老猫皮皮--轧死一百多.....................
花场胡同--警察来找我我钻进耗子窝
老猫皮皮--和平河西版本好像是：警察来找我，跑进女厕所，厕所没有灯，掉进粑粑坑，跟着粑粑做斗争，壮烈牺牲.............
二秃--还有一版：~~~，的屁震天动地，震到意大利，意大利的皇帝正在看戏，闻到这种气不但不生气，还给奖励，给了一个本一管钢笔。
又一版：XXX的屁，震天又动地，震到巴拿马，震到意大利。意大利的国王下了（liao)决议：不但不批评，还给奖励。一管小钢笔，两本小日记。美的XXX直放嘟嘟屁
二秃--秃脑亮，搞对象，搞了半天没搞上，白上花园溜一趟
龍貓--哈哈哈哈，这帖子太娱乐了
曾一智--抗美援朝时期的：李承晚，不要脸，帮着美国打朝鲜。朝鲜人民力量大，打得美帝叫爸爸
花场胡同--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
天津老乐儿--由儿歌引发我想起了苏联小花布，各种图案的小碎花，以粉红色为主调，奇怪的是，百分之九十是大老爷们儿穿，那几年（最多两三年）入夏，无论城乡不分工农不分职业，满世界花裤衩和花小褂，想起来真是蔚为壮观，斯大林死后小花布一下子消失了。
飘零雪--和平河西版本好像是：警察来找我，跑进女厕所，厕所没有灯，掉进粑粑坑，跟着粑粑做斗争，差点儿没牺牲.............
二秃--刚刚下完雪，谢谢飘零雪。黄家花园那面是“壮烈牺牲”你那是河西的吧？
皮皮老猫--你这个是佟楼，吴家窑，八里台一带的版本
傻冒--这个版本的末一句是“最后壮烈牺牲”
二秃--找找找朋友，找到一群好朋友，敬个礼来握握手，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老街--俺也返老还童，将当年幼儿园时的儿歌重复唱出找找找朋友，找到一群好朋友，敬个礼来握握手，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海光寺--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胖子胖子练杠子，杠子折了摔胖子。
胖子胖，打麻将，该人钱，不认账。
巴结（读作八级）巴结吧，上开洼，捡了一只鞋，卖了一块八。
跟人学（读作“小‘二声’”），变老猫，老猫老，吃青草，青草嫩，吃白粪，白粪白，今年死了明年埋，前面打着幡儿，后面跟着个小棺材儿。
（边逮“老贺”边唱）飞高挨（读作“耐”二声）刀，飞矮（读作“耐”三声）不逮！
麻子麻，上北查，北查高，倭了麻子腰，麻子捡了个麻大钱，麻子买了个麻烧饼，麻子吃着麻子看，麻子打架麻子劝。
掌柜的，柜张的，掌柜的。。。四方的，方的方，圆的圆，掌柜的。。。撑大船。。。。
拾呀拾呀拾骨头架呀，拾到黑天怪害怕嗒，找个门墩坐一坐吧。
“我们要求一个人，我们要求一个人。” “你们要求什么人，你们要求什么人。” “我们要求XXX，我们要求XXX。” “什么人来同搭起，什么人来同搭起。” “XXX来同搭起，XXX人来同搭起。”（大致的曲调是5535165，61355321）
编编编花篮儿，花篮儿里面有小孩儿，蹲下起不来，坐下起不来。
下雨了，冒泡了，王八带上草帽了。
老九--支持海光寺一下，知道的还真不少~~~
老街：强烈支持，太好了，连着一读，又像到了儿童时代了。
二秃--支持海光寺！！！
天津老乐儿--是个普及面十分广泛流传持久的“圆舞曲”，通常情况下这样表演：里外两圈人数基本对等的小朋友，在集体拍手合唱中，里圈的小朋友纵队跳跃作环形行进，唱到“找哇找哇找朋友……”（立定）扭脸与外圈对应的小朋友，做同样的表演动作，“你是我的好朋友，敬个礼来我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相互指对方鼻子、行少先队礼、握手，里外圈的小朋友集体交换位置）接着唱“再见！”（相互招手）换到内圈的小朋友继续行进循环往复，直至尽兴为止。这个“圆舞曲”可以在体育课上进行也可以在课间进行，联欢、聚会，小孩子们的这个节目特别能烘托气氛。
——这首儿歌所以持久流传，在于蕴含的心灵陶冶、人与人之间和谐氛围的培育功能，反映出社会整体的本能追求。这首儿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诞生这类儿歌的时代背景、社会状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物质生活那么贫乏，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与人之间相互提携相互关爱，人的心灵是透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值得当今所有人（特别是社会主导人群）深思。
恶作剧——瞅准一人，偷偷往人家头上放一物（纸屑、草叶类），得逞后在场的小朋友不约而同马上唱：“唧唧呱呱鸟，王八戴着草，我说摘下来，他说带着好。”有时小孩子也会以此捉弄不喜欢的大人。
海光寺--天津卫的小白脸儿，脑袋不疼挤红点儿。
跟人学（xiao二声),变老猫，跟人走，变老狗。
（看到死猫或死狗时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发唱）死猫死狗别跟我走！死猫死狗别跟我走！
大摩登，过马路，沏茶咔嚓拉一裤，西瓜皮，擦屁股，越擦越腻糊！
（用163,243,32162123的曲调唱）要拉稀，你茅房去，千万别拉在裤子里，拉在裤子里头，臭，臭，没地方去洗。
（用《我是一个兵》的曲调唱）我吃了一块冰，吃完肚子疼，先拉稀来后拉脓（能音），我得了个痢疾病。
旧社会：1、一个鸡蛋皮呀，得了一场病呀，什么病，脑膜炎，打的什么针，吃的什么药，蹲在地上不许动！
2、小孩小孩砌灯台儿，摸摸这，摸摸那，摸摸~~（随机一物）再回来，~~~
这好像是那时儿童的两种游戏。
打灯笼（leng一声），烤火（手）了，你不出来我走了
用于过年的时候用一个破茶缸子横过来，提着把，里面放着一个洋蜡头去满处捡地上的炮。
锯大碗，锯大缸，大刚的媳妇儿会做枪。枪对枪，碗对碗，12点半当当当，战斗英雄黄继光。黄继光，邱少云，他们牺牲为人民。
海光寺--讲卫生，讲自由，为嘛女的不剃头。男的剃头真好看，女的剃头大鸡蛋。
锛的锛，凿的凿，骑红马，过红桥。问问大官小官饶不饶？不饶还得挠三挠·剁三刀！
老九--支持~~ 老几位可是亮出宝贝来了凑个热闹 :输地多，赢地多，赚俩大钱儿买饽饽~
参木拉--我记得一个，有一句想不起来，顺序也不是很准 :天津四大怪：海河水能腌咸菜、大闺女比小子还厉害，前门烟见抽不见卖......
二秃--天津四大怪：汽车没有自行车跑得快（修三环十四射之前）。。。
老九--来个多点的怪
天津十大怪 :自来水腌咸菜 ,新修的马路再翻开 ,汽车没有骑车快 ,下雨全家泡起来 .不用好人用无赖 ,BB机手机随身带 ,固定资产随便卖，白吃烟酒白打牌，妈妈奶奶张口来，女人傍头儿夫不怪
海光寺--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
看里看面，一摔八瓣！
点点点牛眼，牛眼花，七个碟子八个瓜，不是别人就是他。
耶律寒烟--哈哈~~~太有趣了：我也来了
小孩小孩去（念气）登台儿，摸摸（念猫猫）这（念界儿）摸摸那儿，摸摸XXX的脑袋（身体任意一部分）再回来！
刮大风，下大雨，山洞里住这个白毛女，白毛女就是她！
没提名儿，没提姓儿，没提老头戴眼镜儿！
气斗斗，斗斗气，气的XXX直放屁！
小手绢，四方方，天天带在我身上，又擦鼻涕有擦汗，干干净净真好看。（尤其有津南口音朗读，尤为动听）
天津老乐儿--在天津卫，有一种不明状、集妖魔鬼怪奇禽怪兽为一身的东西，大约诞生于祖爷爷的祖爷爷的老娘口中，谓之“老哞儿”（音：老闷儿）。老哞儿因发出的声音“哞儿……”而得名，什么样子永远不得而知。当小孩子反腾一天该睡觉还不睡觉的时候，妈妈只要一吹灯，老哞儿马上就来了。
老哞儿出现在各类老娘版催眠曲的前奏——迅速把孩子揽在怀中，以恐怖的气声发出预警：快，老哞儿来啦！于是在妈妈轻轻拍打屁股的节奏中，老哞儿悄然而至……“狼来了，虎来了，老哞儿背着鼓来了……无论多么可怕的东西来了，只要躺在妈妈怀中老老实实别动就会安全无虞，于是在孩子寻思“老哞儿如何背着一面鼓”的疑惑中睡去了。
补白诉求类儿歌一首：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哼哼唧唧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嘛？……（这句忘了），点灯说话，吹死灯打喳喳。
补白警示类儿歌一首：返冻河死老婆儿，返冻坑死摩登！
补白循环逻辑类糊弄小孩“故事”一段：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道，老道干嘛呢？老道给小孩讲故事。老道讲的嘛呢？山上有座庙，庙里……（没完没了的讲去吧，一会儿小孩就睡着了。这样的骗术一次管够，绝不可能屡试不爽。）
海河人家--1. 箩箩缸,卖咸姜.咸姜辣,卖皮蜡.皮蜡碗,卖香碗.香碗没有底儿,咕嘟咕嘟冒凉水儿.<大概是这些字>
2. 扯大锯,拉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接闺女,接女婿,小外甥也要<去>气.
3. 老天爷别下雨,收了麦子都给你.老天爷别下雪<读"一声">收了麦子给你爹.
4. 家归家,庙归庙.和尚归老道,老道归学校.谁要不回家---------谁耐<读2声>cao ！〈属脏口，只供参考〉。
5。咕嘟咕嘟馒头，我儿在我前头，咕嘟咕嘟豆腐，我儿在我后头。〈互相戏耍语言，只供参考〉
海河人家--老天津快板节选:
竹板这麽一打, 别的咱不提, 说一说,刘少奇访问印尼. 话说这一天, 正赶礼拜一, 雅加达的机场上喳喳唧唧. 牛鬼蛇神,来了一大批. 男不男,女不女,介叫嘛玩意. 有的牵着狗，有的抱着鸡. 还有地没嘛拿,他抱着照相机. 总统苏迦诺, 流氓地痞，迫害华侨刽子手, 他是头号的. 叼着一颗雪茄烟, 腆着大肚皮. 打着一把小黑伞, 站在人群里. 眼珠往上翻, 专找刘少奇.......... <历史题材,仅供参考>
万壑风--哎呦我的天儿呀，皮鞋露脚尖儿呀，老师叫我交杂费，我说过两天儿吧，。。。。。。。。后面的，不记得了。哪位老师知道，请给补充，谢谢！是和平黄家花园版吗？
海光寺--虾子虾，拿棍儿夹，夹到河边喂王八，王八不吃虾子肉，虾子回家挨顿揍。
二秃--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儿坐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儿梳小辫儿；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儿吃饼干；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儿写大字；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儿敲大鼓；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儿炖大肉；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儿宰公鸡；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儿吹喇叭；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儿喝啤酒；你拍十，我拍十，看谁打倒蒋介石。通常是两个小朋友面对面，一边互相拍手，一边按文字描述做出相应的形象化动作。
天津老乐儿--一百岁，二百长，姥姥念叨舅母想。
扯大锯，拉大锯，姥家门前唱大戏，接闺女，叫女婿，外孙（多为直呼名字）闹着也要去。——此类儿歌堪称思念型儿歌，均系初为人母的内心流露。这种流露只待时机，思念家人的情绪如洪水积蓄，只消孩子打个喷嚏，也会打开这扇闸门。更甭说母子二人消磨寂寞之时，美妙幻想随时都会成为一曲动人的儿歌。（江浙一带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概莫如此。）
海光寺--劈劈拍，劈劈拍。大家来打麦。麦子好，麦子多，磨面做馍馍。馍馍甜，馍馍香，从前地主吃，现在自己尝。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这是65年时小学语文一年级的课文。
天津老乐儿--这首儿歌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后被收入小学课本。这首儿歌稍显文气，很可能出自儿童读物作家之手。两句口号最初没有，是收入课本后加上去的，愈发失去这首儿歌的稚气。
儿童的视角只能反映社会表象，并非排斥“政治”，高明的政治家十分重视儿歌的传播感染功能，历代的农民起义（如陈胜吴广）乃至孙中山，都在起事前后抛向社会大量的民歌童谣制造舆论。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有相应时期的儿歌问世。比较好的儿歌如“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堪称：符合童心，稚气十足，节奏鲜明，通俗上口，主张清楚，立场明确，符合民心，寓教于乐。
海光寺--不带来，打搅牌，打完搅牌还带来。
卫德大院--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
滴血雄鹰--还有一个玩捉迷藏时喊的！如果谁当选捉人的（谁都想跑，不想捉人），耍赖了或者不好好玩，大伙一起就喊上了：“当装的不完是屁眼儿加小孩儿，加了一年又一年，屁眼儿直发炎。

天津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商业发达的城市。在天津市中心，那条长长的、与天津的母亲河———海河并肩而行的商业街，就是和平路。和平路兴起于天津老城的东南城角，往北是天津商业的发源地宫南、宫北大街和估衣街，往南则是代表了旧时代天津南市的‘三不管’地带。
北京有天桥，南京有夫子庙，天津有“三不管”，都是解放前黑社会人物的乐园，罪恶的渊薮。

天津旧城（现在天津东、西、南、北四条马路构成的方圈儿，就是旧城基址）城南一带，康熙时人查莲城曾说：地势注下，夏秋是沼泽，冬天则水面冻结如镜。这里说的旧城城南，包括了三不管这块地方，原来是无人居住的。因此，在清代光绪十年（1884）出版的《津门杂记》、光绪二十二年（1897）出版的《天津县地理教科书》，和刘瑞清所绘天津城区示意图中，都没有“三不管”这个地名。它的出现与八国联军的侵略天津有直接关系。

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前，天津的繁华区在马头（北大关）一带，所以清代人的诗文中就有“繁华要数估衣街，宫南宫北市亦佳”的说法。而侯家后一带，茶楼、戏院、酒馆、饭庄、澡堂、妓院密集，是当时天津的游乐场所，被称为“销金锅子”。

1900年，八国联军与义和团作战，宫南北大街、估衣街一带，成了一片焦土；城墙也被拆毁。天津海河两岸的外国租界地，竟达到了九个，即：英、法、德、美、俄、日、意、奥、比。大关河沿，侯家后、北门外的繁荣，一落千丈。王仁安的《天津政俗沿革记》上说：“南门外一望荒凉，向多积水。自庚子（按即1900年）后，外人租借地逼至东南（城）角及海河东岸，歌楼酒肆，丛错其间。”当时，在‘东兴市场’原址附近那片洼地（约百余亩），就逐渐形成了低俗露天游乐场所。包括在大洼里“撂地”的，有卖大力丸和假药的，卖“折罗”（饭馆剩菜剩饭）的小吃的，剃头打辫子的，拉洋片的，摆茶摊的，等等。在“撂档子”当中，首推四大生意，行话叫：“金、批、彩、挂”，依次就是“相面”（算卦）、说书（唱戏）、戏法（魔术）、打把式（卖武艺）的。这些生意最早是在盐运衙门对岸，相当于现在估衣街东口（文化街西口对面）那片空地上；以后延续到北大关以东的南运河南岸。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就都挪到大洼来了。人们叫这块地方：“三不管”。这个名字的来源，一种说法是：“乱葬岗子（随便埋死人）没人管；打架斗殴没人管；坑蒙拐骗没人管”。另一种说法是：“这块大洼在中国城区以南，法、日租界的西北，三个国家对这块租界地发生的案件都推诿不管，因而叫“三不管”。总之是当时警、法所管不到的地界儿。这是开始时的状况。随着天津整个市区的繁荣发展，三不管的范围日益扩大，后来就成了“南市”。

南市地方不算大，却是三教九流、“耍巴人儿”的活跃的地方。原来侯家后有什么，这里也有什么。。南市集中了天津的茶园、戏院、饭馆、旅店、鞋帽服装、糕点糖果、大烟管等等店铺，而东兴市场附近（原大洼），仍然保存了“三不管”的原貌，是江湖艺人“撂档子”的地方。像练武场（如“霸州李”，即武林名师李文贞一家，在市场内）、摔跤场、大力丸（如高大楞、砸石头的穆祥凤）、打弹弓（专吃生羊肉的孙玉清）、卖羊肠、豆汁和说书清唱的，应有尽有。

由于三不管变成南市，趋向繁华，地皮价涨，末代皇帝溥仪的岳父荣源、江西督军李纯等等，在辛亥革命后，都在这里低价买进土地，建房出租。从现在的“荣业大街”、“东兴大街”，还可看出与“荣业房产公司”（荣源等人所有）、“东兴经租处”（李纯所有）的密切关系。南市这个小地方，最多时曾有20多家大小饭馆，十几家影剧（曲艺）院。白天这里人来人往，叫买叫卖。人夜灯红酒绿，锣鼓喧天。反动军警、特务、流氓都在南市逞凶做恶。杂霸地头子袁三（袁文会）、张八（张春荣，是增兴德饺子馆掌柜），横行南市三十年，为反动统治作伥，无恶不作。由于南市的特殊地位，在30年代，登记注册的报馆就有《大中时报》、《天津午报》、《白话晨报》等20余家。有的小报以专登“艳闻”（桃色新闻）而臭名远扬。

天津快板　　是5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曲种，是由群众自发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快板完全以天津方言来表演，在形式上采用了数来宝的数唱方式及快板书所用的节子板，同时配以天津时调中"数子"的曲调，用三弦伴奏，别具一格。天津快板风格粗犷、爽朗、明快、幽默，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风味，深受天津人的喜爱，也为其他省市群众所喜爱。

天津时调　　是天津独有的曲种，它产生于清末明初，1900年时已有专业艺人演唱。这个曲种唱腔包括靠山调、鸳鸯调、胶皮调等民间小调。靠山调据传原系修鞋匠人休息时，背靠山墙自娱自乐的小调；鸳鸯调是男女相恋的情歌；胶皮调则是人力车夫（天津称人力车为"胶皮" ）等座时唱的小调。这些来自民间的小调充　满乡土气息，强调高亢，词句通俗，韵味醇厚，很适合天津人的口味，因此旧时街头巷尾，工余饭后，经常能听到人们自弹自唱这些小调。专业艺人出现后，对这些民间小调进行了加工改造和创新，使之成为反映时代风貌、社会生活，并深受人们喜爱的一个曲种，定名为天津时调。天津时调著名艺人有赵宝翠、周翠芝、谭俊英等人，其中佼佼者有秦翠红（绰号"棒子面" ）、高五姑、赵小福等。50年代以来，有王毓宝异军突起，演唱反映新时代的新曲目，其嗓音洪亮、高亢，无有能望其项背者。以后又有后起之秀，使这一曲种得以继承流传下去。

相声　　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较广，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曲艺表演形式。尽管相声艺人供奉的祖师是汉代的东方朔，但这个曲种的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却是在清代。早年北京有穷不怕（朱少文）、万人迷、李德锡等人在天桥卖艺，为相声的形成和发展作做出了贡献。他们在演出实践中创作出不少新段子，大大地丰富了相声的内容。相声虽兴起于北京，但作为码头城市的天津，离北京近在咫尺，成为相声演员必到之地，，而且逐渐形成一个新段子必先得到天津观众地认可才能进京演出的局面。许多著名的相声演员都是在天津演出过多年，成名后才走向全国的，侯宝林、张寿臣、郭荣起莫不如此。现在相声界辈分最高的马三立先生也是在天津成名的。除此之外还有常连安、常宝昆、常宝廷、白全福、苏文茂、高英培、范振玉等等。天津虽然不是相声的故乡，但的确是培育相声成长发展的一块沃土。天津市民喜爱相声，相声也为天津市民带来更多的欢乐与笑声。

京韵大鼓　　是天津曲艺中的一个主要曲种。京韵大鼓又名小口大鼓，该曲种前身原是怯大鼓，后经钟万　起、于德逵等人的改革，将唱词改为京口上韵，腔调翻新，变为京音大鼓。后经不断改革，才最后定为京韵大鼓。二、三十年代以后，男女艺人如雨后春笋，进一步确立了京韵大鼓在曲艺中位居冠首的地位，并形成了以刘金宝、白云鹏、张小轩为代表的三大流派。刘金宝曾从天津老艺人王庆宏学艺，加之他个人的天赋与勤奋，使他成为京韵大鼓一代巨擎，并有"鼓王"之称，蜚声曲坛50年而不衰。白云鹏多演子弟书，其艺术特点以小、俏、细著称，独树一帜。张小轩风格粗犷沉着，气力充沛，如长江之水一泻千里，在唱段收尾时戛然而止，使人感到余韵不绝，别具一格。以后又有女艺人小彩舞（骆玉笙）崛起于鼓坛，她根据自身特点，兼容刘、白等人之长，创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特别低音方面吐字真切，声腔清楚，为一般女艺人所不及。小彩舞因此成为曲坛女鼓王，执天津曲坛牛耳三、四十年之多。骆玉笙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仍偶尔登台献艺。此外，当年天津还有大鼓票友，较著名者有李石如、冯质彬。

京东大鼓　　起源于京东香河、宝坻一带，演唱简单，所唱段子多为"蔓子活"（连台本）。后经刘文彬在天津演唱，很快兴盛起来。刘文彬嗓音粗犷宽亮，吐字真切，表白清楚，表演纯朴，引人入胜。刘文彬之子刘少彬继承其艺。今天津曲艺团郝德宝，女艺人王韫秋，业余演员董湘昆，都深得刘之神髓，演唱惟妙惟肖，深得观众喜爱。

西河大鼓　　传入天津较早，以郝民一派独占优势，一致有天津西河大鼓为郝民家传之说。由于西河大鼓所唱多为"蔓子活" ，如" 杨家将" 、" 施公案"等，因此很吸引观众，二、三十年代在东兴市场、河北鸟市、地道外、新大路等地都有固定观众捧场。其中女艺人马增芬于1936年所唱的"绕口令"一曲，风靡津沽，妇孺皆唱，有如今日的通俗歌曲，想必当年西河大鼓也会有一支强大的追星族出现。

北国话剧　　在中国话剧历史上，天津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早期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第一个演《茶花　女》的李叔同，就是天津人。第一个到外国学习现代戏剧艺术，并把西方写实剧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张伯苓的九弟张彭春。南开学校的话剧团曾为中国新剧运动播下的种子，曹偶，黄宗江等人都是从这里走上剧坛。著名导演黄佐临、沈浮、谢添等，演员石挥、魏鹤龄、梅熹、石羽等，都是天津人。
　　谈起天津新剧的历史，不能不想起早年的老教育家严范孙。他雅好戏剧，娴通音律，常说："剧本加以改良，其功不下教育。"所以他晚年特别重视戏剧工作，从鉴赏、审改、编剧以及指导演出，无不热情参加。一九一一年，他阅报得知通州人潘子寅因激愤与我国沦亡，在仁川投海自杀，遗书指陈国事一事，除请政府褒奖外，还请李琴湘编为新剧，约沪上名伶三麻子到京、津演出。他特别欣赏汪笑侬新编的历史剧，一九一二年推荐汪担任戏剧改良社教师。他经常与林墨青、汪笑侬等人及天津新剧团萧湛卿、益智新剧社江北邦以及北京广德楼杨韵普等人，研究戏剧改革事宜。

西城板　　是天津土生土长的曲种，其吐自发音完全是天津话，不论说与唱都极富乡土气息。西城板唱腔　慷慨悲壮激昂，唱法和曲调接近语言，内容较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感情，因此深受津沽民众喜爱。当年在茶楼　演出时，常座无虚席。民国初年，天津城北门脸有宝和轩茶社和海锐茶社，是专演西城板的地方。现在这个曲种已基本无人会唱，近于失传，殊为可惜。

百年来，社会文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及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老民俗、妈妈例儿自然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尤其是年节文化中的某些不合理的成分，早已被人们舍弃。比如除夕那天“踩岁”，在屋中的地上撒些芝麻秸，任人踩来踏去发出“噼啪”的声音，以增加过年的气氛，可那是“青砖漫地”呀。如今，谁忍心在实木地板上铺上一层芝麻秸，供人踩踏？因此，这个民俗早就消失了。
天津卫的年节禁忌大都体现在除夕与春节那几天。除夕掌灯以后，各家老少围坐一起准备吃“年夜饭”，这时的禁忌是“不接待外人”，俗称“忌人”，即除夕守岁，忌生人、忌女子、忌小人（女孩）、忌孝中人等，大杂院里亲密无间的小朋友也不能相互串门。饭前要祭祖先，给故去的先人们行礼才能坐下吃饭。这一天，身上有土不可掸，扫地垃圾不可倒，堆在门后称“隔年土”，包饺子时不可数饺子，下饺子前须大声喊“吃饺子了”，打碎碗碟须大声喊“碎碎平安”，以破邪祟。出嫁的女儿不能看娘家的灯，赶紧回婆家过年，除夕和初一都不可动针线。这一天，还须“忌字”，如“死”“穷”“没”等字都不能说，包饺子面没了得说“馅多了”。新婚一年无子的夫妇，除夕夜要吃两个粽子，没有江米的，面蒸的“面粽儿”亦可，不许用手拿着吃，必须用筷子夹着吃，意喻“快种子”。因此，除夕夜胡同里卖小吃的除了糖堆儿、糕干、糖沾子外，还有卖粽子的。还有过年老太太带过的绒花，包括聚宝盆、石榴花等，过年后要扔到当街，任人踩踏，不可留待来年。这一切，其实都反映了人们趋吉避凶的朴素心理。
除夕子时，（夜间12点）是传说中“全神下界”的时辰，天上、地下、各洞各府、各路神灵都要集体出巡，视察人间善恶，要惩恶扬善。此时，全家要向供奉的“全神大祗”行礼膜拜，放鞭炮“迎神驱煞”。其实，放鞭炮恰反映了人们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来渴望得到诸神的眷顾和关照，二来怕出门冲撞了各路神灵，三来更怕神灵们到自己家里来，窥见自己平日里做得一些“亏心事”，故放鞭炮提醒各路神灵绕道而行。为全神上供的供品有佛前“五供”，花糕两柱，上插石榴花、聚宝盆，大小八件两盘，八仙人环绕，水果两盘、年饭一碗，上插两朵石榴花。祭拜完毕，可撤下“供尖”，给孩子们分食，拜完全神后，小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要向小辈发红包（压岁钱），全家开始包素饺子。素饺子馅的主料：面筋、香干、素帽、豆菜、香菜、花菜、香菇、口蘑、红粉皮、等，全部切为细丁，用香油、麻酱、花椒油、酱豆腐调汁搅拌而成。黎明前，煮好第一锅素饺子先给全神和祖先上供，全家向“全神大祗”行礼送神，然后将“全神龛”请到院中焚化，放鞭炮，即送全神各归神位。吃饺子前还要迎灶王，将年前请回来的灶王龛挂回原处，点上香蜡，就算灶王爷回家了。诸事完毕，全家开始吃素饺子。现在除夕大家都在看“春晚”，放炮也为的是高兴。哪里管什么“神灵”之事，这些风俗与禁忌注定要“寿终正寝”啦。
子时过后，开始“守岁”。家里大人早就嘱咐过孩子，不许串门子。我们小时候都知道这个规矩。孩子们要去找玩伴，都会手拉手打着灯笼，唱着千古不变的童谣“打灯笼，烤手喽，你不出来我走喽……”穿行在胡同里，徘徊在各家院门口，呼唤着儿时的伙伴。
大年初一，邻居、亲友互相拜年，但只限男主人和子女们，女主人仍不可相互串门。当日，到娘娘宫烧香的大都是风尘女子，全部一身大红，时称“满堂红”，津门专有一批纨绔子弟，成群结队到娘娘宫看这些姿色超群的女人，以至于惊动巡警局，派人到娘娘宫维持秩序。那一天，娘娘大殿只许女人烧香，男人不可进，一律挡驾。
   大年初二迎财神。旧时，居民家中很少通自来水，生活用水须担水师傅挨家送。黎明时分，担水师傅即出现在胡同里，在各家门前大声吆喝“送财水来啦”，还是平时的一担水，只是手中多了一小把用红麻绳系住的麻杆或苇子。这一天，是挑水人最高兴的日子，家家都预备了赏钱。现在家家都通自来水，送财水的习俗自然就消失了。
   津门不少店铺等不到破五，初三就请“全科人”开市，请人“开市”其实很简单，约好“全科人”（即公婆、父母、子女、丈夫全部健在的妇女），初三早上第一个敲门进屋，相互拜年寒暄，店主送上“开市大吉”的红包，即告礼成。大部分店铺还是等到初五日，才开门纳客。这一日，“全科人”从早上忙到中午，挨家给店铺开市，收到的红包自然也十分丰厚。
天津人日常生活也有禁忌。钉扣子不要双，忌四六（民谚四六不懂）。吃饺子忌数数，说“数一数，少一五”。吃梨子，忌两人分吃一梨，梨、离谐音，怕分离。给病人送礼也忌送梨（离）。借人药锅忌送回，要等人家自取。出远门时忌说不回来。坐船忌说“翻”字。船上烙饼忌“翻个”必须说“划过来”。住房，忌让老人住厢房（东西房），家具摆放，忌立柜的玻璃门正对床，门口挂镜忌正对邻家，盖房忌门对门，门对窗，说： “门窗对着门，不请先生（医生）就死人”。准备做房梁的木料忌女人踩踏或跨过。扫地忌朝门外扫，说怕把财神扫走了。到年节，禁忌又多起来，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忌说不吉利的话，比如“死”、“没”、“少”之类，包饺子忌说馅少、破、漏。除夕年饭忌吃完，要连年有余。忌说给炉子添煤（没），要说添火。忌打碎碗碟，如果打碎了，就要说“碎碎（岁岁）平安”以解邪祟。满地瓜子壳忌扫，说要踏碎（岁），也是碎碎（岁岁）平安的意思。天津人被失业吓怕了，正月忌买鞋，怕歇（鞋）业，忌买盐，怕闲（咸）着。
   对出行的人讲究“长接短送”。倘若家人或亲朋好友出行远方或长途归来，则要到车站或码头接送，谓之“送站”“接站”。同时，或在家中或在饭店设宴款待。送客之宴，称之“饯行”，迎客之宴，谓之“接风”“洗尘”。安排的主食根据迎、送的不同而分别是面条和饺子，即迎客吃面条，送客吃饺子，民间俗称“长接短送”。
   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是多元的生活，包括多元的年节文化。这些婆婆>他*的习俗和禁忌自然会遭到现代人的抛弃。但愿后来人还能记得这些琐碎的民俗和禁忌，权当闲谈时的“笑话”也可，一辈辈传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