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水上救助队呼唤救助 -

洛阳水上义务搜救队呼唤救助

（200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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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作为国内首支义务搜救队，赵振杰和他的队员们在组建洛阳水上搜救队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义务水下搜救56次，成功营救17人次。但作为一群普通市民首创的义务服务形式，搜救队既没有合法的地位，又缺乏畅通的信息来源渠道，致使很多情况下的搜救工作成为“搜尸”工作。而队员们搜救知识的不完善和搜救设备的缺乏，则让这群热血青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水上义务搜救队成立今年38岁的赵振杰是洛阳市关林服装批发市场上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冬泳爱好者。凭借勤奋和努力，他的生活过得殷实而又消闲，但是在今年，他的这种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做生意，赵振杰长年累月频繁来往于洛河南北，常常看到有人落水的场面。2005年2月28日下午，途经洛阳桥的赵振杰再次看到桥西侧慢车道围满了路人，挤过去一看，一男子正在桥西侧水面上挣扎。赵振杰二话不说，“扑通”一声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那位男子被他救上了岸，但因在水中时间太长，终究没能被抢救过来。“回到家后，我心里一直放不下那个逝去的生命，对此耿耿于怀。”这场面深深刺痛了赵振杰，他想，自己是一个冬泳爱好者，如果能够利用自身条件，把冬泳爱好者组织起来，发挥优势和警方配合在水上救人，那么，将会有不少溺水者因为他们的存在而重获生命，岂不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很快，一份简短的倡议书贴到了洛阳市多个游泳池的墙上：勇敢的冬泳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冬泳朋友中应该有人站出来成立“水上义务搜救志愿者”这样一支队伍。我们的口号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救助他人的生命。这些事情我们能做，因为我们敢！…… 结尾处，赵振杰连用了４个敢：“我们敢！敢！敢！敢！” “令我欣慰的是，倡议发出后，很快就有十几位冬泳好手和我联系，大伙儿一议，事就成了。”谈起筹建过程，赵振杰非常自豪。与此同时，他们也得到了洛阳市１１０报警台的宝贵支持，“１１０”同意在接到有人落水的报警电话后，在第一时间告知相关人员的同时也告知赵振杰们。倡议发出不到１个月，水上义务搜救队顺利组建。在赵振杰拿出的初期人员花名册上，记者看到在这群平均年龄４０岁左右的队员中，有经商的，有工人，有知识分子，也有企业干部、法官等，年龄最大的是５５岁的任中信，最小的是３１岁的张保健。考虑到该组织的危险性和义务性，赵振杰要求自愿入队的队员都必须郑重签订一份协议：“队员要对救助活动的危险性有充分认识，并对搜救行为中出现的伤亡自负责任；队员的通讯费及交通费自理；不得以各种理由向被救助方索要费用……” 搜救队成员们接到信息，快速反应生命档案里的悲喜历程４月２１日１９时１０分，义务搜救队第一次出现场。那天，赵振杰得到洛阳市１１０报警台通知：一名女子欲在洛浦公园彩虹桥上跳河自杀。接到消息，数名队员撂下手边的事，和民警同时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欲跳河的女子仍在生与死的边缘犹豫。抓住空隙，搜救队员与警方紧密合作，苦苦劝说，成功劝阻了这起跳河自杀事件。初战告捷，搜救队的价值立即凸显出来，队员们欢呼雀跃。自此，他们迅捷而矫健的身影频频闪现在当地市民与媒体眼前，不到半年时间，便出现场５６次，成功挽救了１７人（次）的生命。在赵振杰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记者目睹了这样一些记录：４月２４日２０时２４分，一名老先生因家庭琐事跳渠。四五分钟内，七八名队员赶到，老先生被打捞上来。５月２２日１０时２２分，洛河牡丹桥段，救起一名１７岁女子。６月３日１６时0５分，洛阳桥附近，救起一女子。６月９日１２时５６分，洛阳桥西，救起一名男子。 …… 在这些枯燥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诠释的是义务搜救的深刻含义。４月２７日，洛阳市中州渠解放桥西，一名１４岁的女生不慎掉入渠中，为了搜救，１２名队员手拉手，趟着尚有1米多深的渠水，穿越８５０多米的涵洞，在水中搜索了两遍，大部分队员的腿和脚被渠里的玻璃、铁丝扎伤。他们的壮举感动了围观的市民，一位老太太颤巍巍从家里拿出4双布鞋，心疼地让受伤严重的队员赶快穿上。表情一贯严肃的副队长何延森也动情地讲述了一件最难忘的救助。７月８日，宜阳寻村镇下河头村两名初中生落水，村民在湍急的河流中打捞了一天，没有任何成效，万般无奈之际，绝望的家属向搜救队紧急求援。那天，正值搜救队员解建军父亲的寿辰。当日１１时许，正在酒店准备寿宴的解建军接到电话，二话不说，给父亲敬了杯酒，就往出事地点赶。队员张保健接到电话时，正在偃师老家照顾生完孩子刚刚４天的妻子，听到求援，张保健毫不犹豫地赶到洛阳。队员刘和平连续几天发高烧，但他坚决要求到宜阳，到达出事地点后坚持下水。几次潜水、出水，上到岸上，刘和平几乎虚脱……最终，当溺水儿童被托上岸时，两岸密密麻麻站立的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有人高呼：洛阳的搜救队中不中啊？群众齐声应答：中！听到这声“中”字，许多队员眼眶一热。掌声背后留下几许孤独一位搜救队员告诉记者，每次搜救结束后，他们都会自觉地立即离开现场，落水者家属和新闻记者到来时，往往见不到他们。一来，他们把人救上来，任务就算完成了，没有必要呆在那里让人感谢；二来，一旦人救不活，那痛哭流涕的场面实在让人揪心，这对队员的情感是一种折磨。更多的时候，这种孤独来自身边。最常遇到的是有人问：你们救一个人能挣多少钱？一次，一位队员救人时被划伤，被紧急送到一家诊所包扎。因为没带钱，诊所的人硬是让搜救队员你１０块他２０块地凑够了钱才离去。一位队员说，我们根本没有让人家免费的想法，可这边急着救人，那边急着要钱，你说我们心里啥滋味。也有部分溺水者家属不理解搜救队员。一位队员说，溺水者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生还希望，我们就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可在确知溺水者已没有生还可能，我们又尽力救助的前提下，有些家属硬是逼着我们再次下水。公益组织考验社会智慧 “5月份的时候，我们去救人时，一位队员脚被划伤，缝了六七针，前后花了３００多元钱，刚好这个队员也是个下岗职工，家里也没多少钱，当时就有人提出，既然咱是为社会做奉献，治疗费和到现场打车的钱能否由社会承担？”成员何延森说，围绕这个问题，队员们中间争议也很大，有的觉得无论如何别拿钱，一拿钱就变味了，不论拿了多少钱，只要你拿了，你就有义务给人家服务，也有队员提出，既然是义务救援，就应该自己承担，真有困难，队伍内部大家发扬互助精神，但不能向社会伸手。 “当时老赵我们都认为，组建这支队伍的初衷就不是为了挣钱啊什么的，我们是想延续一种精神，本来大家都是冬泳爱好者，下河游泳对我们大家来说也不过是举手之劳。”一直到现在，何延森都认为他们做的不过是换了个游泳的方式。
关于资金的来源，也曾有人先后提出了多种建议。在得知义务搜救队的这一行为后，洛阳师范学院的社会学学者安锋曾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希望能通过民间赞助或者是政府直接投入的形式来为这支队伍输入“血液”。安锋认为，任何公益组织的生存，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例如安全保护费用、保险费用、医疗费用、通讯费用、交通费用等，并且这种保障也是正常的，是客观现实，是公益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安锋曾经建议赵振杰等人与政府协调这件事，争取政府的支持。但赵振杰等人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自己补贴交通费、医药费和通讯费等费用仍然是搜救队伍惟一的经费来源。在该不该拿与不拿别人资助的钱财的问题上，赵振杰等人也陷入了困惑。“也想过让社会来资助点，但就怕万一开了这个口，队伍变了性质，就不那么高尚了，现在都有人说我们做这个肯定是拿了什么好处，要是真拿了钱，可不就被别人给说中了，以后大家的脸面还往哪儿搁？”拿还是不拿，在赵振杰等人看来却成了两难，“拿了队伍变性了，不拿队伍没法生存了。你说我们咋办？”制约这支队伍的除了一直解不开的困惑疙瘩外，还有队员的生命无法保障。搜救队员生命缺乏保障在洛阳采访时，记者了解到的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义务搜救队所实施的营救，几乎是在没有其他防护措施的状况下开展的，“如果有的话，也就是有限的勇气和热情了。”当地一位曾亲眼目睹赵振杰救人的市民告诉记者，他曾在今年4月亲眼见到赵振杰一到事发现场，脱下衣服就往10多米深的水里跳的情景，“当时落水的那个人喝醉了酒，见东西就抓，河里就赵振杰一个人，万一那个人搂住赵振杰不放，让他没法游泳，没准赵振杰就得被拖死。”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赵振杰也确实有些后怕，“当时没想那么多，说跳下去就跳下去了。” 已经做了父亲的赵振杰上有老，下有小，而他家中惟一的生活来源就是赵振杰开的一个服装店铺，如果可以假设的话，万一遭遇不幸，带给这个家庭的灾难也将是毁灭性的。不仅赵振杰如此，义务搜救队的30多名成员都正在面临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 8月24日下午，赵振杰从随身携带的手提袋里掏出的“入队协议”上清楚地注明：队员要对救助活动的危险性有充分认识，并对搜救活动的行为出现的伤亡，自负责任。“从入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清楚地讲明了这一点。”赵振杰告诉记者。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律师苏东戈认为，水上义务搜救队是一个新鲜事物，对其行为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引发争议是理所当然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争论正是民间自发组织代替政府部分职能引发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职能不够健全所致。苏东戈同时提出，水上义务搜救队的行为是一种公益行为，从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公共安全提供了保障，全社会都从其行动中受益，社会理应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其进行补偿。河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马树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义务搜救队其实是众多民间组织的一个缩影，他所遭遇到的问题也是社会在转型时期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民间公益组织的出现，不仅是对政府的补充，更是社会的一种需求，这种高尚行为应该大力提倡。（此稿采访过程中得到《洛阳晚报》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面对诸多困惑依然不言放弃救助队员今日做客本报，下午3：30至4：30接听本报热线65582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