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胡星斗 -

一，官位的等级制度。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的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的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25级制、15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甚至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的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西方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一切支出由官员决定。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仅2005年，上海市党政机关系统公款吃喝玩乐、进修送礼、奖金、补贴等共计1276亿元；广东省超牛，为2485亿元。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在中国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中，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0%的贱价，将股份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的农民工。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而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统统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新华社曾报道过，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

六，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为特权阶层所垄断、为特权服务；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弘扬所谓“主旋律”。而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基本成为下脚料。

因此，胡星斗教授呼吁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这样，中国才能进步，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随着金融风暴呼啸而来，中国经济一下子面临下行的严峻形势。有学者明言，中国过去那种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应对危机、拉动内需，最根本的是转变经济模式，还权于民。应该说，这是根本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之道，也是科学发展观应有的视野。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官方媒体却上演着一场所谓“批判普世价值”的闹剧。据海外舆论说，这是因为温家宝在对外讲话时对“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多有肯定，个别人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用某些御用文人对其放肆诋毁的结果。一方面，可打击真正的改革者们，一方面可控制民众的思想，一箭双雕。

然而可笑的是，这些“理论家”或吹鼓手本事有限，讲不出象样的道理，只晓得用一些自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说辞去胡搅蛮缠，然后把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等观念扣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的帽子就自得其乐了。他们知道，中华民族深受西方世界百年欺压，只要将这些观念冠以“西式”前缀，他们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可以借助民众固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御敌于国门之外”。

但他们忘记了，温家宝早就言明，这些价值观“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们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孙中山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等思想观念，无一不是从西方而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是高扬“民主”、“科学”等西方观念旗帜的旗手，中国共产党也创建于伟大的“5.4”运动后期。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就是怀着民主、自由的理想投奔共产党的。抗战时期，桂涛声作词的《在太行山上》，第一段歌词就是，“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公木作词的《八路军进行曲》，唱的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善战的前卫，我们是民众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永远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它后来作为解放军军歌，歌词有所修改，比如将“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改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批判“普世价值”的某些御用文人，却又不得不承认“普世价值”存在、承认“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这样的逻辑混乱，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理论修养，而是他们实在无法将自己的落后和西方的进步相对照，无法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