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课像一阵风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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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学校寒假长，暑假短。1966年八月炎热的夏季刚过，学校就如期开学了。记得我们是刚上初二，代数课学的是一元二次方程和平面几何，我最喜欢数学了，同学们也都满心的喜悦。
哪曾想刚刚高兴了一周，学校就莫名其妙地宣布停课了。说是贯彻“中央5·16通知”和“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需要停课搞革命。接着传来“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又第一次听到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小道消息多了起来，未知的“文革”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学校师生顿感茫然和无所适从。
学校开始组建红卫兵组织，但这不能是按原来的组织程序搞，好像越不正规越好。我们学校按照中央16条（即《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先是组建“学校文革委员会”，有组织地发展红卫兵。我被选为学校文革委员会委员，班文革小组组长。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组织政治学习和发展红卫兵。
当时学校里的文革活动就是上街游行“破四旧，立四新，造修正主义的反”，学校内部那就是“革命师生”批斗校长，说校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班级开始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革命小将”批谁斗谁，还是操纵在部分教师手里的学校文革委员会说了算。
不知从哪里传来的，说我们班的语ffice:smarttags" />
这个时期，毛主席陆续开始分批接见红卫兵。北京大专院校师生的串联和到各地的点火活动很快开始了。
到了十月份，“校文革”组织红卫兵代表到北京串联，学习经验，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被安排住在丰台区一处部队接待站，过的是曾经无限向往的军营生活。当时到北京串联的师生吃饭不交钱光交粮票，伙食以窝头小米稀饭咸菜居多，不记得吃过什么好东西。白天到北大清华等院校学习串联，抄大字报。那时我只有14岁，当时有一个场景至今忘不掉：在北大校园，头顶着烈日，不顾炽热阳光的强烈刺激，我勉强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紧紧注视着白纸黑字写成的大字报，手里拿着小本不停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用手背不停的擦汗，脸已经成了“鬼脸儿”，不时咬一口将要融化完的小豆冰棍，手上粘粘的。与大学师生座谈交流经验，到现在想不起来当时都说了些什么。
晚上在部队驻地吃过饭，就到操场看露天电影，在电影上映之前班排之间都要“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大家群情激昂，可着嗓门灌，看谁唱得整齐声音大。我们团队的指挥是一位军营帅哥，部队里叫他小刘。小刘中等身材，丰腴白皙微微透红的脸膛，嗓子像播音员，装点着红五星帽徽，红领章，扣好风纪扣的草绿色的军装，领口刻意露着白衬衣雪白的白边，这一定是部队的文艺骨干，大家非常羡慕，用现在的审美观评价，要是再多些阳刚之气，那简直“帅呆了！”
当时部队首长战士对待我们像对待客人一样，属于我们的是来自五湖四海革命同志纯洁的战斗友谊，彼此显得格外亲近。
我们在部队辅导员那里学了不少革命歌曲，有一首歌到现在还能完整地唱下来：“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敢把重担肩上挑。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文武双全干劲高。军亦学、军亦民、军亦工、军亦农，……”
那时举国上下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军营就像圣地，给人的感觉好极了！
那时在报纸已有文章反对借革命大串联之机游山玩水，我们非常听话，要求自己很严，在北京没去一所公园，甚至都没有抽出时间上街。一些“主意正”的同学真的开始了周游全国的免费旅游。他们在整个旅程中到处借东西借钱，走一路，借一道，只有极少部分留下真实地址姓名的账单，后来转到了所在学校。
大连海运学院的师生在全国首创徒步到北京大串联，这种“节约闹革命”的方式得到中央的肯定，全国有许多学生争着效仿。也有一些学生投机取巧，先打着旗帜走出几站地，然后再坐火车，快到目的地提前下车接着走，到时就宣布是步行来的。那时多数人都很实在，也没人发现时间上明显的漏洞。
全国的大串联活动持续到1968年冬季，“革命小将”在串联活动中真是开阔了眼界，早把是否还要上课的事抛在了脑后。